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世界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感到失望，我们提倡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它锈蚀得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修补了。国际金融危机已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遭受重创的资本主义何去何从，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焦点。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一些新变化，值得我们深思。

一、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

很长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重心一直偏向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经济体。但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快速增长，世界经济的重心发生变化。英国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葛霖将这种变化描述为“宏观经济矩形”：一边由消费国组成，美国是全世界消费者的终极目标，也包括英国等欧洲国家；另一边称之为“工厂国”，主要是快速成长的新兴经济体，为西方的消费经济制造了大量商品；第三条边是资源供应国，专为世界的消费和生产提供资源和能源；第四条边是两个资本—货物出口国，即日本和德国，专为工厂提供设备。

矩形理论说的是国际分工。现行的国际分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但是，该矩形天生就不稳定，并加剧了金融失衡。近几十年来，以从事股票、债券、基金为主要业务的各类大小投资银行，引领着金融业超常发展、非正常膨胀，成为第三产业的核心并主导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刺激消费和提供各类服务的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口与提供的所谓国民产值大大超过第一、第二产业。而且，这样的第三产业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行为和社会行为，不仅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获取国民收入的一种主要的生产方式，也是各阶层的一种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一现象，即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产业与其说是发展壮大，不如说是过度膨胀。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工业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主要转到亚非拉地区，最终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这些被转移出去的所谓低端行业和制造业，基本上都是与本国国民日常生活有直接或密切联系、往往能大量吸收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50年前，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创造了“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这一新词汇。从中不难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产业的核心所在和高端特征。它们与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紧密结合，为垄断资本带来了超额利润。高价出口军工复合体的高技术产品，廉价进口日用生活消费品，吸引全世界投资美国股市。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沉重恶果，终于迫使一些国家开始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比如，美国大规模整合金融业，颁布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同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明确提出要从消费驱动型增长转向出口驱动型增

长，并制定了今后5年内将出口翻一番的目标。为此，整合政府资源，成立出口促进内阁，放松对某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等等。这些调整和改革，不仅对今后金融业的稳定发展将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而且有利于加快科技创新的速度和生产率的提升。

二、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

长期以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世界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甚至被彻底排除在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9年美国独享该组织16.77%的投票权和17.09%的份额。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七国集团，曾长期占据国际经济合作的主导地位。这种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根本得不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更不可能有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出于共同应对危机的需要，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加强合作，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初现端倪。包括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集团，由于涵盖了全球85%的国内生产总值、80%的贸易和2/3的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使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有望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最主要平台。在多伦多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构建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从2008年起，着手进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2010年9月，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的监管机构就“巴塞尔协议Ⅲ”达成共识，并在2010年11月首尔会议上得到大体认可。一并得以通过的还有有关资本流动性和全球金融机构（SIFI）的国际标准和原则。这一改革将全球金融监管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为金融体系朝着更加稳定、健全的方向发展打下了基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权。2010年4月，世界银行决策机构发展委员会同意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重，使后者整体投票权重提高到47.19%。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了对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进行全面改革的建议，以增强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根据这项建议，在2012年前，将向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这些举措扩大了世界经济治理的参与面，使相关治理机制更能兼顾不同经济体的利益，从而有利于在世界范围推行。

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对国际合作下各主要经济体的分工与责任所进行的分析，却明显偏袒发达国家。报告认为，只要发达国家国内需求仍然低迷，就可以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进一步的定量宽松。也就是说，新的治理机制还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基础的。所以，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真正做到平等参与、充分对话，不断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共同推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仍然是任重道远。

三、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持久增长的动力。德国经济学家门施在《技术的僵局》一书中，利用现代统计方法，通过对112项重要的技术创新考察发现，重大基础性创新的高峰均接近于经济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逆相关”，由此认为经济萧条是激励创新高潮的重要推动力，技术创新又将是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基础。此说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得到某种印证，因为信息革命高潮过后，美国经济缺失了新科技、新产品的有力支撑，恰好处于两次科技进步之间“危险的间隙期”。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把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共同点。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异常，世界各国普遍把“低碳经济”和“绿色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题。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将重点放在新能源和环保产业上，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把绿色、低碳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突破口，从而引领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并为长期经济增长和繁荣打下坚实基础。在美国政府拨付的8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中，用于清洁能源的直接投资及鼓励清洁能源发展的减税政策涉及金额达1000亿美元。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决定用10年时间，投入1500亿美元来支持绿色能源研究。最近，奥巴马总统宣布在2025年前将石油进口减少1/3，并确保至2015年所有上路行驶的新汽车都能使用包括混合能源和电力在内的替代能源。

低碳经济要靠技术创新来实现。纵观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几次高峰，都是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的迅速发展为支撑的。比如，二战初期到60年代初所谓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就是在战后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振兴是依靠信息革命和信息产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布鲁斯·卡茨认为，创新一直是美国生产率提高和增长的源泉。但是，美国在研发投资上的领导地位近年来有滑坡之虞。政府目前每年用于非军事研发的投资为54亿美元，以实际美元价值水平衡量，比1980年减少了33%。他认为，为了保持创新能力，美国必须更加重视公共和私营研究机构的作用。

四、生活方式进入重塑期

长期以来，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民众为了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习惯于过度消费，储蓄率极低，政府常常依靠借贷消费刺激经济增长。1994—2007年，美国消费者实际需求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可支配收入仅增长3.2%，储蓄率逐步下降到“零”。2007年，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2%的历史水平。1971—2007年的2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了近20倍。如果算上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负债数就是1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负债近5万美元。有经济学家调侃说，消费膨胀导致“美国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是债务”。

国际金融危机无疑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造成巨大冲击。美国人口普查局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已上升至14.3%，总数高达4360万人，创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新高。现今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处于贫困线以

下。美国媒体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显然是导致美国贫困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则是抬高贫困人口比例的直接推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失业率一路飙升到2009年的10%；一年后的2010年9月，仍高达9.6%。而且，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群也沦落为贫困人口，这在以往不曾有过。美国中产阶级的分化和困顿更为明显，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在《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一文中感叹，二三十年前，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据社会重心位置，可最近几年来，经济增长的收益却流向了中产阶级的上层和富豪阶层。近几年来，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为了保持生活水准，夫妇不得不双双出去工作，却仍难维持体面生活。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中产阶级内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该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有“崩溃”的风险。

危机中往往孕育着新的起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彻底颠覆了人们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一时间，“低成本生活”成为不分穷富都趋之若鹜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以省钱和实用为原则的理性消费正悄然取代美国人消费至上的价值观，美国民众被迫开始改变其过度消费的习惯。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人均储蓄率明显上升，由2008年8月的0.8%开始回抽，2009年5月迅速升至6.9%，升幅高达762.5%，创1993年12月以来的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结果表明，美国的消费者在金融危机之后已开始减少消费，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消费率稳定增长的趋势有可能会被打破。

五．中国的改个和转变

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对我们做理论研究的人来说，是一个新的刺激和启发。在管理理论方面，中国以前被认为是一个学生，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新的情况。最近一期的《经济学人》封面文章提到：管理界的新大师们是谁？就是中国。这篇文章里尤其谈到了中国的创新和创业精神。我来讲一下我所观察到的三个事实：

第一，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的上升，正在进一步减弱世界上长期存在的财富和权利的不平衡现象。

第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商业和金融管理模式，已经失去了可信度，而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已经得到了更多的可信度。在这次危机中，不管用哪一个指标来看，采取行动最果断、最有效、最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大家都希望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能够成为这次经济危机后主要的经济恢复引擎。 第三，全世界的公众对私营企业和政府层面上的商业和金融管理的疑虑都增加了，同时容忍度降低了。银行业失去了他们在公众中的可信度。尤其高奖金的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是新的稳定增长理论的一个主要构建者，同时也是解决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重要参与者。基于这些事实，我也想提出一些命题，尽管其中有些还存在较大争议。

第一，在新的系统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融合的现象，也就是说在西方世界会有更多的监管，而在中国监管会进一步放松。 第二，美元作为世界性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将逐渐让位于一个三足鼎立的储备货币体系，其中将会包括人民币。

第三，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将要让位于一个多级化的框架。

第四，我想讲一下教育。亚当·斯密一直认为财富和稳定——现在我们称它为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三大要素：有效的生产系统、个人的道德和集体。危机当中，商界、财务界或银行家不是能力不够，恰恰相反，他们受到过很好的培训和教育。但在个人道德和国家角色这两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商校必须向新的方向转变，变成通才教育。要让学生更务实，更具有创业精神，更加具有前瞻性、创造力。 第五，我们需要更新的凯恩斯，需要有一种新的综合理论能够将经济学和金融学融合到一个单一的宏观经济发展观当中，其中包括银行、政治体系，也包括不可持续的、不可更新的能源。这样一个新的综合理论，可能会在中国诞生。 紧迫，加快经济发展方式“改革”

对国际这个经济体系来说，这次金融危机表明了它存在很大的缺陷。从现象上看就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出现一个由不受国际监管的、由一个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它不受黄金约束，是由一个主权国家(美国)的中央银行来监管的。

因为美元的不良发行，美国的信用膨胀和对于衍生工具的监管不到位，使得整个金融体系中充满了虚拟的财富。对于在这样一个金融体系中活动的企业，它的资产负债表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高杠杆化。 于是当某一种冲击出现，它很快就通过连锁反应传达到整个世界，于是就爆发了金融危机。那么这样一个金融体系为什么能够持续存在呢？根本原因首先在于发达国家的结构问题，这在美国表现非常明显，就是极低的储蓄率、极高的消费率。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再平衡。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储蓄率已经有所上升，但能不能持续？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只有在实现再平衡的情况下，对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完善才有可能实现。否则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很难维持运转。

那么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呢？应该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的高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得益于发达国家的结构失衡，正是因为发达国家像储蓄率过低、资源的严重不足使得我们东亚的国家能够采取一种出口导向政策，通过出口的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如果西方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再平衡，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出口需求不足。

那我们这一年多来是靠的什么呢？是投资，投资拉起了我们的GDP增长，而消费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

怎么才能够真正用消费来支撑起我们的经济增长呢？就要明白主要的生产要素怎样发生变化。

主要的生产要素包括：第一，土地等自然资源；第二，资本；第三，劳动；第四，所谓人力资本就是人的知识和技能。我们过去的一年靠的是前两个要素，问题是如何提高后两个要素的份额。一个要素就是劳动，即增加就业；另外一个要素是人力资本，就是说要技术进步，要改善管理，要提高效率，这样才能够使得我们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增长。他们收入增长了，才能够增加消费。 那么这种降低自然资源和资本要素，而提高生产要素中劳动和人力资本份额的行为是什么？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归根到底一句话，中国要对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贡献，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转变我们的增长模式，要克服那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而关键，在于改革。

六．就经济危机后的国际和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第一，未来从宏观经济来说，美国为首的国家要提高储蓄率，而且为了使国内不过多地依赖虚拟经济，应该有一个制造业回归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有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因而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在所难免。 第二，危机爆发以来，传统经济学规则所遭到的挑战，极大地动摇了人们的信心。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将是全球面临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来讲与其被动地接受通货膨胀的结果，不如主动地来调整中国的资源价格、环境的治理价格。就是利用这个时间窗口来理顺中国的价格体系，把这个扭曲的信号扭过来，这个过程也会是通货膨胀。虽然结果都是通货膨胀，但是什么都不做带来的通货膨胀是结构的继续扭曲，如果我们主动去做，那么带来的是一个好的未来，在正确的价格信号引导下市场化地调整经济结构。 第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平衡一国经济结构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结构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不同，比较优势不同，是产生国际贸易和国家投资的基本原因。但过分的全球配置资源，也会带来全球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失衡。在信用货币时代，在保持一国实体经济基本平衡的基础上，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可能是危机后各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否则会带来货币体系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