莩未’辟宙 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 蔡邕碑文称引 赵德波 典故考论术 『摘 要】蔡邕碑文称引《论语》典故颇多，在称引时格外注重对《论语》中富有文学色彩事象的吸纳。 称引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常见的有摘句型、紧缩型、密集型、整合型四种形式。同时，碑文中称引的《论 语》典故在经义选择上也相对自由。东ｉＸ．中期以前，汉代ｚｋ－Ａ￣著述中对《论语》典故的称引较为少见，东汉 中期开始增多．东汉后期臻于鼎盛。 《论语》典故称引的兴盛与《论语》在当时的经学地位上升密切相关。 『关键词］蔡邕 碑文 《论语》 经学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７３２６（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４５－０５ 蔡邕为东汉后期旷世逸才，著述颇丰。其所著之文“铭墓居其半，日碑，日铭，日神诰，日哀赞， 其实一也”。［１］对蔡邕所作碑文，刘勰《文心雕龙・诔碑》赞道：“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 高蔡邕。”［２１蔡邕碑文之成就与其对经学典故之称引密切相关。刘师培在论及汉代各家文章与经子关系时 写道：“欲挥各家文学之渊源，仍须推本于经。汉人之文，能融化经书以为己用。如蔡伯喈之碑铭无不 化实为空，运实于空，实叙处亦以形容词出，与后人徒恃‘峥嵘’、‘崔巍’等连词者迥异。此盖得诸 《诗》、《书》，如《尧典》首二段虚实合用，表象之辞甚多。汉人有韵之文皆用此法，而伯喈尤为擅长。” ［３１《论语》在汉代地位远逊于《五经》，然蔡邕碑文称引《论语》典故频率颇高，不在《五经》之下。考 察蔡邕碑文中《论语》典故的称引，可管窥汉代经学对文学之沾溉，有助于认识《论语》在汉代经学地 位的升降及其对当时士人的影响。 一、对文学色彩事象的吸纳 蔡邕碑文中称引《论语》典故的频率颇高，据笔者统计，２７篇碑文称引《论语》典故５７次。 《论语》为语录体散文，是一部文学性较强的儒家经典，成功地刻画了孔子及其弟子等一系列人物形象。 碑文的文体性质也为传记，其内容主要叙写碑主生前的立身行事，对碑主进行盖棺定论。因此，就文体 性质而言，《论语》和碑文二者之间有着较强的相似之处。蔡邕碑文称引《论语》时也注重对其富有文 学色彩的事象的吸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１４ＺＤＢ０７３）、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蔡邕与东 汉后期的经学与文学思想研究”（１４ＦＺＷ００６）、广州市教育局创新团队项目“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研究”（１３Ｃ０５）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德波，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００６）。 一１４５＿ 首先，注重对《论语》中起兴、比喻、象征性事象的称引。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手法的概 括，但这三种表现手法并非仅出现于《诗经》。 《论语》中亦多运用比喻托物起兴，而此类典故在蔡邕 碑文中屡被称引。风草之喻是《论语》的一则著名典故，出自《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日：‘如杀 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日：‘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孔子以风草之喻向季康子阐释了“急于政缓于刑”的施政主张。“君子德风．小人 德草”成为后世人物德行品评的常用语。《文范先生陈仲弓铭》是蔡邕为东汉名士陈定所作。据《后汉 书》记载，陈窘德行高尚，声望甚巨，是东汉后期道德的典型。与钟皓、苟淑、韩韶等合称为“颍川四 长”。碑文在称述陈定政绩时写道：“复辟太尉府，迁太丘长，民之治情敛欲，反于端懿者，犹草木之偃 于翔风，百卉之挺于春阳也。”其中“草木之偃于翔风”即化用了《颜渊》中风草之喻，以此来赞美陈 定德政，以及他的人格魅力。碑文中所赞为陈窟之政绩。与孔子以风草之喻阐释其施政理念的语境相 合。袁满来为司徒袁隗之子，天资聪颖，但天年不永，遭疾而卒。《袁满来碑铭》：“既苗而不穗，凋殒 华英。”其中“苗而不穗”引自《论语・子罕》：“子日：‘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孑Ｌ 安国注：“言万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圳六朝以前治《论语》者，都认为苗而不秀、秀而不实 之论，是孔子为哀悼颜渊英年早逝而发。颜渊２９岁病逝，袁满来１５岁早天。蔡邕碑文在称引此典故 时．将“苗而不秀”改为“苗而不穗”，因为袁满来只活了１５岁，如果以庄稼为喻，还根本未到扬花吐 穗的阶段。 其次，注重对《论语》中直赋其事的生动形象事象的吸纳。直赋其事，即对物象、事象直接加以展 现。《论语》在塑造孑Ｌ子及其弟子形象时，这种表现方式运用颇多。如《述而》篇：“饭疏食饮水，曲 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以直赋其事的方式，将一系列相关事象 铺陈，表达了他安贫乐道的处世理念。其中的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都是展示生活的清贫、艰苦， 属于同类事象。而孔子所表现的乐观精神，则是对匮乏的物质生活的超越。此类事象成为后世文学之原 型．“疏食饮水”、“曲肱枕之”也成了后世安贫乐道的代名词。 《处士圈叔则铭》“不义富贵，譬诸浮 云”，即是对上述典故的吸纳。颜渊是孔子最为赏识的弟子，与孔子感情甚笃。《论语・子罕》：“颜渊喟 然叹日：‘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 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渊一气呵成，以铺排的方式，刻画出一 位循循善诱的长者形象，道出了弟子对于尊师的景仰。 “弥高弥坚”、“循循善诱”也成为后世赞誉教师 的专词。蔡邕碑文碑主多为广收门徒、授业解惑的经师。据《后汉书》载，姜肱“博通《五经》，兼明 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馀人”。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不答州郡礼 命”。建宁初，“侍讲于华光殿”，贵为帝师。《彭城姜伯淮碑》：“恂恂善诱，童冠来诚。”《文烈侯杨公 碑》：“钻之斯坚，仰之弥高。示我显德，授我无隐。”“其教人善诱，则恂恂焉，罔不伸也，引情致喻， 则阁阎焉。罔不释也，迄用有成，缉熙光明。”通过典故的称引，以颜渊对孑Ｌ子称誉，赞美传经授徒且 具有美德懿行的碑主。 二、四种称引类型 蔡邕碑文对《论语》典故的称引手法娴熟，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大致有以下四种主要类型。 第一。摘句型。所谓摘句型，指所用典故直接摘录经学典籍语句。如《汝南周巨胜碑》：“焕乎其 文，如星之布：确乎不拔，如山之固。”其中“焕乎其文”摘自《论语・泰伯》“巍巍乎！其有功也。焕 乎！其有文章”。《彭城姜伯淮碑》： 向恂善诱，童冠来诚”，摘自《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摘句型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称引典故所赋予的意义与其 本义有关联。《郡掾史张玄祠堂碑铭》：“某月日，遭疾而卒。翻以顽固之质，受过庭之训，获执戟，出 宰相邑，迁太守，得大夫之禄，奉蒸尝之祠。”其中“过庭之训”摘自《论语・季氏》，记载的是孔子在 “过厅”中对于其子孔鲤的训诫。碑文以张玄之子张翻的Ｖｉ吻撰写，将张玄的教诲称为过庭之训。碑文 一１４６． 中“过庭之训”所用为《论语》本义。另外一种情况是碑文中所用意义和《论语》本义相脱离。如《司 徒袁公夫人马氏碑铭》：“懿等追想定省，寻思仿佛，哀穷念极，不知所裁。”这几句话描述马氏之子的 丧母之痛，其中“不知所裁”意为不知道怎么控制或无法控制。而“不知所裁”摘自《论语・公冶长》 “子在陈．日：‘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孑Ｌ安国注日：“简，大也。 孔子在陈思归欲去，故日：吾党之小子狂简者，进取于大道，妄作穿凿，已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 当归以裁之耳，遂归。”Ｉ５Ｊ可见《公冶长》篇“不知所以裁之”意为“不知所以裁制”，裁指的是裁制而 非控制之义。作为动词二者的指称对象也存在差异。 《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铭》控制的对象为哀痛之 情，《公冶长》篇裁制的是文章。碑铭中摘句型典故所赋予的意义与《论语》原义相去甚远。 第二．紧缩型。所谓紧缩型，指称引典故是对经学典籍话语的浓缩。紧缩型典故多以短语的形式出 现。如《玄文先生李子材铭》：“处约不戚，闻宠不欣。”其中“处约不戚”即是紧缩型典故，取自《论 语．里仁》“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 “处约不戚”是对孔子话语的浓缩和概括。 《汝南 周巨胜碑》：“太尉复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其中“以明可否”，是《论语・子张》“可者与 之，其不可者距之”的紧缩形式。而“瞻彼荣宠，譬诸云霄”中的“譬诸云霄”是对《论语・子罕》“不 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两句话的紧缩。 第三．密集型。所谓密集型，指在一段话中密集排列多个经学典故，密集是就典故的数量和出现的 频率而言。如《陈留太守胡公碑》称赞胡广时写道：“博综古文，周览篇籍，言语造次必以经纶，加之 行己忠俭，事施顺恕，公体所安，为众共之，骄吝不萌于内，喜愠不形于外，可谓无竞伊人，温恭淑慎 者也。”其中“造次”取自《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行已忠 俭，事施顺恕”取自《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骄吝不萌于内”取自《论语・泰伯》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这段话接连取用《论语》典故，典故排列比较密 集，是典型的密集型典故运用方式。密集型典故往往由紧缩型典故构成。如《陈太丘碑》：“含元精之 和，应期运之数，兼资九德，总修百行，于乡党则恂恂焉，彬彬焉，善诱善导，仁而爱人，使夫少长成 安怀之。其为道也，用行舍藏，进退可度，不徼讦以干时，不迁贰以临下。”这段话中连用六个紧缩型 《论语》典故。其中“于是乡党则恂恂焉”为《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的 紧缩形式；“彬彬焉”为《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紧缩形式； “少长成安怀之”为《论语・公冶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紧缩形式；“用行舍藏”为 《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紧缩形式；“不徼讦以干时”为《论语・阳货》“恶徼以为知者， 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的紧缩形式；“不迁贰以临下”为《论语－雍也》“有颜回者好学，不 迁怒，不贰过”的紧缩形式。这类密集型典故的运用，实现了有限文字承载信息量的最大化，有效地扩 展了作品的容积量。当然，这种用典方式也给人带来阅读上的困难，如果对于《论语》不是极其熟悉， 很难把握作品深厚的意蕴。这种用典方式开后来骈文、骈赋用典的先河。 第四，整合型。所谓整合型，指的是称引的典故并非取自一部经学典籍，而是对两部或两部以上的 经学典籍相关内容的整合。整合型和密集型有时存在着交叉，但是各自有所侧重。整合型典故是蔡邕碑 铭中常见形式之一。如《故太尉乔公庙碑》：“时有椒房贵戚之托，周公累息，公不为之动，史鱼之劲 直，山甫之不阿，于是始形。”其中“史鱼之劲直，山甫之不阿”，即为整合型典故。史鱼是春秋时期卫 国的正直之臣，用“尸谏”向卫灵公举荐蘧伯玉。对此，《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评价道：“直哉史鱼！ 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而碑文中“史鱼之劲直”即是对《论语》中孑Ｌ子话语的浓缩。仲山甫 是周宣王时期的重要的辅佐之臣，以刚正不阿著称。 《诗经・大雅・燕民》中对其称赞道：“维仲山甫， 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蔡邕碑文中“山甫之不阿”即是对上述诗句的紧缩 “史鱼之劲直，山甫之不阿”综合了《论语・卫灵公》及《诗经・大雅・ 民》两处典故，属于整合型的典 故称引形式。 －１４７．． 三、经义不主一家 汉代经学传承中师法、家法壁垒森严，士人著述行文称引经籍时对此亦有所遵循。蔡邕虽非《论 语》传人，但与《论语》渊源匪浅。他与当时重要的《论语》传人何休、荀爽、马融等人均有过接触或 交往，其参与校订刊刻的《熹平石经》也包括《论语》在内。据《汉书・艺文志》所载， 《论语》有齐 《论语》、鲁《论语》及古《论语》三家。那么，蔡邕碑文中称引的《论语》典故所取经义究竟源自哪家 说解？这就需要将蔡邕碑文中称引《论语》典故时所用意义和诸家注解相对照。 《琅邪王傅蔡朗碑》是蔡邕为当时《鲁诗》传人蔡朗撰写的碑文。蔡朗名重当时，但却安贫乐道， 长期隐居乡里，不受朝廷征召，以授徒讲经为乐，立身行事与颜渊颇为相像。碑文“箪食曲肱，不改其 乐”，即称引《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郑 玄注：“贫者，人之所忧。而颜渊志道，自有所乐，故深贤之。”问可见，蔡邕所用之义与郑玄注相同。 《琅邪王傅蔡朗碑》在叙写碑主行迹时又写道： “其选士也，抑顽错枉，进圣擢伟，极遗逸于九皋，扬 明德于侧陋，拔茅以汇，幽滞用济。”此处用典较为密集，而“抑顽错枉”称引了《论语・为政》“举直 错诸枉，服；举枉错诸直，不服”。包咸注：“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 民服其上。”［７１此处蔡邕所用之义与包成注相合。《故太尉乔公庙碑》写乔玄仪态：“燕居从容，申申天 天，和乐宽裕。”此处称引《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马融注：“申申天天，和 舒之貌。”马融注和蔡邕对这个典故的称引均得其本义。 圈典是东汉后期的隐逸之士，《处士圈叔则铭》赞其德操：“洁耿介于丘园，慕七人之遗风。” “七 人”之典出自《论语・宪问》：“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日：‘作者七人 矣。”’对于“七人”，包咸、郑玄说解不同，包咸注：“作，为也。为之者凡七人，谓长沮，桀溺、丈 人，石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郑玄注：“伯夷、叔齐、虞仲辟世者，荷蒉、长沮、桀溺辟地 者，柳下惠、少连辟色者，荷蒉、楚狂接舆辟言者也。七当十字之误也。”【８】然包郑之说，似均未得其本 旨。《论语・微子》：“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日：‘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 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将此与《宪问》“七人”对读可以发 现，二者谈论的主题一致，在内容上存在对应关系。《宪问》中“七人”即是《微子》中伯夷、叔齐、 虞仲、夷逸、柳下惠、少连和朱张等七位逸民。圈典为当时处士，据碑文所载，他“隐身高薮，稼穑孔 勤。童蒙来求，彪之用文。不义富贵，譬诸浮云。州郡里招，休命交集，徒加名位而已，莫之能起”。 然而后来“博士征，举至孝”。圈典对自己前处而后出的处世污点深以为恨，“耻己处而复出，若有初而 元终”，于是“洁耿介于丘园．慕七人之遗风”。 “丘园”之典引自《周易・贲》六五：“贲于丘园，束帛 戋戋。”王肃注：“失位无应，隐处丘园。”“丘园”与“七人”之典同指贤者隐居事象。虽同为隐士， 但圈典生前的立身行事与长沮、桀溺等人还是颇为不同。相较之下，蔡邕《处士圈叔则铭》中的称引的 “七人”之典似更合乎典故本义。 综上所论，蔡邕碑文称引的《论语》典故在经义选择上不主一家，既没有限于今文包咸之章句，也 未囿于古文马融之注训，而是根据行文需要进行选择。其中有些典故在意义使用上，较之包、周、马、 郑更合乎《论语》本义。 四、 《论语》的称引与《论语》在汉代经学地位的变迁 《论语》的称引使蔡邕碑文文学性大为增强。然综观汉代士人著述，东汉中期以前对《论语》的称 引并不多。西汉后期的扬雄曾模仿《论语》作《法言》，对《论语》应极为谙熟，但是在其著述中对经 学典故的称引多选择《诗经》和《尚书》，对《论语》少有称引。崔驷、班固被刘勰推崇为隶事用典之 范式，然崔驷作品传世很少，未见对《论语》的称引，班固对《论语》的称引也仅见于《东都赋》“小 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而诵之”。东汉中期，张衡著述中对《论语》的称引已经时见。 －１４８．． 如《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易》不远复， 《论》不惮改”，称引《学而》“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 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某些篇章对《论语》典故更是连续称引，如《论贡举 疏》：“乃若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孑Ｌ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致其大者、远者。”此处称引的两处《论语》 典故源自《子张》：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文武之道，未堕于地， 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典故称 引使得张衡著述行文典雅，文风通赡。而其中称引的《论语》典故，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论语》中对 君子立身行事的论述。至东汉后期蔡邕所作碑文，《论语》称引达到鼎盛。 汉代士人著述对《论语》的称引于东汉中期始兴，于东汉后期达到极盛。这种现象与《论语》在汉 代经学地位的变迁及东汉时期经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密切相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 《论语》不在五经之列，成为经学之传记和附庸。 与此相应，《论语》的传授方式和五经不同，往往是由攻治其他典籍的经师兼授。王国维《汉魏博士 考》：“盖经师授经，亦兼授《孝经》、《论语》，犹今日大学之或有预备科矣。”嘲西汉时期，纵有董仲舒 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中常常引用《论语》阐明六经大义，匡衡称“《论语》、《孝经》，圣人言行 之要，宜究其义”，但《论语》的流传并不算广。张禹是西汉后期推动《论语》传播的一个关键人物。 《汉书・匡张孑Ｌ马传》：“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 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 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㈣张禹《论语》师承琅邪王阳和 胶东庸生，因《论语》之故贵为帝师，所作《张侯论》更是为时人所贵。张禹及《张侯论》的出现加速 了《论语》的传播，及其在士人中的影响，经学地位显著提高。比张禹生年略晚的扬雄模拟《论语》作 《法言》，当是受此影响。据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称：“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馀年，其《法言》大行。” ［Ｈ１可见，《法言》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期流传甚广，这对扩大《论语》在士人中的影响不无裨益。两汉 之交，包咸“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建武中，人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 句”。 张禹、包咸及包咸之子包福先后以《论语》致贵，对当时经学之士必有极大触动与影响。就解经 方式而言，《包氏章句》注重对经典文本的注解和训诂，这与西汉今文经学家侧重对经典微言大义阐发 已经颇有不同。东汉中期古文经学家马融在注训《论语》时即沿袭了包、周二人的解经方式。注重词语 训诂，以经解经。东汉末年，郑玄在注《论语》时，更是“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 注”。㈣据此可知，东汉时期，《论语》传承呈现出古文崛起、齐鲁古三家合流的走势．而这与东汉时期 今文经衰、古文经兴，今古文合流的总体发展趋势相符。马融、郑玄为当时通儒，生徒众多。马、郑二 人对《论语》的注训进一步扩大了《论语》的影响，加速了《论语》的传播。 《论语》的经学地位在东 汉后期上升到极致，被誉为“五经之馆锫，六艺之喉衿”。㈣而东汉士人著述中对《论语》典故称引的由 兴而盛，与《论语》的经学发展趋势相应。 ［参考文献］ 【Ｉ］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９２—１４９３页。 【２】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２１４页。 ［３］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１页。 ［４】【５Ⅱ６Ⅱ７］［８］［１３］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３５１、１９８、２２６、６３、５９７、７８３页 ［９］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１Ｏ１［￣１］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３３５２、３５８５页。 ［１２】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２５７０页。 【ｌ４］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８１５页。 责任编辑：王法敏 一１４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