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专题整合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整合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演进

①1949—1976年（政治化文学思潮）

【一体化】个体想象的自由必须服从对民族整体命运的关怀，个人创作的提高必须服从宣传的普及需要。文学必须首先为主体工农兵服务，必须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这种战时文艺思维，强调政治逻辑忽略艺术逻辑，强调大多数人忽略少数人，强调民间形式忽略文艺手法的现代性。在政治立场、思想情感、文学想象、表达方式上的”一体化“，成了新中国初期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个文学“一体化”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政治运动的形式实现的。

【政治—艺术】文化激进派别在“”前夕，在文艺界已确立其主导地位。其标志是“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其《纪要》。时期，胡风、周扬等的文学思想中的“政治性—真实性—艺术性”，成为“政治—艺术”的结构（政治直接“美学化”），即文本的生产、传播、批评，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文学创作和阅读排斥“形象思维”、直觉、体验等，在表现方式上要求以“三突出”的原则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以起自于时期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创作方法进行创作。、姚文元、等所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通常署名“初澜”或“江天”来进行文学批评。

②1976—1992年（新启蒙文学思潮）

【接续】新中国的社会实践，完成了新文化运动无法完成的重要任务，那就

是对国家和民族形象的塑造，但忽视了个人经验。新启蒙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接续起启蒙运动的思想线索，将对个人的关注重新纳入文艺实践的视野，重建社会正义和呼唤人性价值的回归。1

【启蒙与的矛盾】在现代时期，中国文学展现了启蒙和的矛盾。启蒙是确立“人”的价值，在文学上就是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达个人经验，实现个性的诉求。是确立民族国家的价值，在文学上就是通过民族大众化的语言表达民族国家主体的诉求。

㈠新启蒙文学思潮的兴起：时期的“地下文学”

时期，与主流文学相对应的“异端文学”，以一种“地下文学”的形式在民间流传。这些作品经常涉及当时的文学禁区——个人情感和情调、爱情或者性爱问题、意识形态上的怀疑主义等。这些“地下文学”的主要作者和传播者，许多是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及其朋友，与高层有密切关系。他们隐秘地表达“异端”的思想，实际上是社会思想潜流的一个特殊宣泄渠道。

㈡新时期初期的文艺争鸣

⑴伤痕小说

伤痕文学是形成于结束初期的一种文学模式，指的是后出现的大量揭露

1 中国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终于彻底走出了封闭的绝境，并再次面对了一个与“”文学近似的处境，只不过这种重新确认中 包含了某种更可悲的下降，从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到刘心武的《班主任》中，“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 其认知差异和思考高度的落差可见一斑，从“人的文学”到“政治的文学”之坠落的轨迹是如此明显。

最早隐隐展露出新文学传统复苏迹象的是：白桦的剧本《曙光》取材于党史，以历史悲剧借古讽今，首先揭开了几十年来压

抑在人们心底的对极左路线的仇恨。刘心武的《班主任》以中学生的愚昧无知为警钟，写出了十年盛行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 风尚造成的现实危害。徐迟的《哥德猜想》则直接为知识分子在中的遭遇鸣不平，正面表达出对文化知识的尊重和对知识分

子的赞美。

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的在中的悲剧性遭遇的作品。伤痕文学所指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伤痕文学和伤痕小说的概念是等同的。伤痕文学以1977年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为开端，因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而得名。这类作品的特征是：以“问题意识”作为基点，揭露与控诉期间的极左政治给人们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创伤，具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和情绪化倾向。

⑵讨论人道主义问题、人的主体性的问题

与文学中提倡的“人的文学”、“个性”是遥相呼应的，也与1956年关于“人情”、“文学是人学”问题的争论相关。首先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是刘再复，其《论文学的主体性》把人的主体性分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更注重人的精神主体性；人必须“以人为本”，强调“人是目的”，是新时期现实生活对人们的创造意识和自主、自立、自强的主人公精神的呼唤。

⑶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

一直是新中国文学争论的焦点。现实主义问题在前17年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庸。从现实主义到“两结合”，再到“三突出”，总体上是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把“真实”狭义地理解为“本质”。新时期初期的讨论，主要是将现实主义拉回到现实和日常生活中来，剥离强加给它的种种政治因素，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扩展现实主义定义的丰富性。

㈢现代主义文流的涌动

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嫁接过程中的“歪打正着”

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为中国新一代作家提供了全新的、但也非常驳杂的知识背景和感觉方式。在文学实践的嫁接过程中，常常出现“歪打正着”的情形。比如，资本主义现实背景下，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孤独”、“异化”、“焦虑”的人物形象和主题，在我们这里成了张扬人的个性、培养精神、寻找失落的“自我意识”的手段，因此对思想、“拨乱反正”有积极意义。比如，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非理性思潮”，本来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理性化”、“工具化”的反叛，也是对“启蒙运动”导致的“工具理性”等“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在我们这里成了对“一体化”文学局面的突围，对个人想象力的张扬，因此具有一种创造性的外表，并且与“现代化”建设这一理想主义的冲动吻合，由此与“新启蒙思潮”有了相关性。

⑵历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主义初露头角，作品缩小了“客观反映”的地盘，加重了“主观表现”的分量。这些探索性的文学创作，主要有以北岛、顾城、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以王蒙、宗璞、茹志鹃等人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以高行健、沙叶新等为代表的探索戏剧等。

1985年前后，以刘索拉、徐星、莫言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相继走向文坛。如果说这些作家主要借鉴的是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经验，那么“寻根文学”无疑具有浓郁的拉丁美洲文学色彩。“寻根文学”敏锐地，或者说无意识地感觉到了“后发达国家”共同的问题，在将现代主义文学技巧与本土经验的结合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诗歌界出现了以“他们”、“非非”、“莽汉”等社团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旨在对“朦胧诗”中的“政治情结”和浪漫主义风格的超越和反叛。

1987年，以马原、余华、孙甘露、格非为代表的“先锋小说”的出现。1985年至19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各种流派和创作方法都得以引进、借鉴和尝试，并且开始形成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现代派”文学。

⑶对“现代派”和“现代化”的混淆

当时的讨论者混淆了“现代派”和“现代化”的概念，因为这在当代中国是一对矛盾体。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问题的反叛和质疑，而中国当代新一轮“现代化”进程刚刚起步，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它与文艺创作中现代派技巧的合法性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们试图将现代派文学的形式当作单纯的“技巧”问题来讨论，以便为刚刚开始的文学探索找到合法性。现代派文学与其说是一种技巧，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一种对生活的重新理解和认识态度。正是因为中国当代社会“现代化”历程中的社会发展阶段与现代派文学自身的规定性的错位，导致了这一次讨论在认识上的模糊性。

㈣新启蒙文学思潮中的文学实践

这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配合了当时的思想和“拨乱反正”的政治任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摇旗呐喊；同时，吻合了新启蒙思潮的目标，即文学的人道主义原则和人学主题。而真正从文学经验角度上区别于前27年的，是1985年之后的创作成绩，比如1985年前后的新潮小说、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第三代诗歌、新写实小说等。2

2 新潮小说运动中出现的以徐星和刘索拉等为代表的一种“仿嬉皮士”的倾向，以及“第三代诗”运动中所表现的某些“反文化”与“反 崇高”策略，在一些研究者笔下被描述为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张清华认为，这些具有共同“破坏性”写作倾向的现

象，实际上仅仅是当代中国原有的权力文化趋向解构过程中的局部特征，它们所针对的并不是已具有现代主义性质和深度的文化与文

⑴新潮小说

广义的新潮小说包括先锋小说，狭义的新潮小说主要是指1985年至1986年的探索小说，创作主体是一批50年代出生的作家，如莫言、马原、残血、刘索拉、徐星等。新潮小说作家多出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他们及时捕捉到了社会变化的细枝末节及其在经验层面上的微变，反映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情绪和经验的变化——迷茫、彷徨和焦虑。与“寻根文学”不同的是，“寻根”执着于民族文化觉醒的“新启蒙思潮”；而表述城市经验的“现代派”小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代文学对城市经验表达这一弱项，从而丰富了“新启蒙思潮”的内涵。

⑵寻根文学

寻根小说是1985年左右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一股小说创作潮流。当时，一批青年作家有感于以往中国文学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因素而忽视文化因素的倾向，提出了“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的主张，试图在创作中通过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发掘和重新认识，探讨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地域特点和现代重建的可能性，于是形成了寻根小说的创作潮流。

⑶先锋小说

“先锋小说”主要是指1987年以后成名的一批出生于60年代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主要成员有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等。所谓先锋精神，意味着以前卫的姿态探

学母本，而是针对在长期文化封闭与文化一统格局中形成的权利意识形态与板结的民族审美心理。它们所表现的价值选择固然比较激

进、焦躁和前卫，但实质仍是现代主义。而且，当代中国整体地十分“初级”的社会背景还不太可能提供后工业、后现代文明的基本

条件。当然，这个问题不必过于僵硬地去看，当代世界文化的共振性也可能孕育了某种氛围和契机，只是，从根本上说，后现代主义

文学还不可能在中国扎下根基。

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必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在叙事(如格非)、语言实验（如孙甘露）、生存状态（如余华）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

⑷第三代诗歌

“后朦胧诗人”主要是指“第三代诗人”，即以韩东等人为代表的“他们派”，以周伦佑等人为代表的“非非派”和以李亚伟等人为代表的“莽汉派”等青年诗人群体。从艺术观念的角度看，“第三代诗人”与“先锋小说家”有接近之处，他们都强调文学形式的重要性，强调对传统文学中的“宏大叙事”的解构。这些诗歌流派的共同点在于对传统文学中的本质主义、抽象主义的“宏大话语”方式进行解构和反叛，以确定个人的主体叙事，但也隐藏着一种将“形而下”内容极端化的诗歌走向，从而导致了世纪之交“下半身”和“垃圾派”诗歌，以及网络上的“口水诗歌”的出现。

⑸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兴起的一种小说创作。在对日常经验的表达上，主张以写实的方法还原生活原生态，消解创作中的主观倾向与意识形态色彩，表达市民生活中庸常和琐碎的一面，表现他们的烦恼和无奈。同时，吸收、借鉴了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表现上的长处。但他们主张的“零度叙事”、“零度情感”，既是对知识分子启蒙传统的偏离，也是对价值判断的搁置。

㈤作家构成

⑴复出作家（归来派作家）3

主要指五十年代反右和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由于政治或艺术原因受到攻击的作家，如艾青、牛汉、汪曾褀、蔡其矫等；还有五十年代怀着理想主义登上文坛的作家，如王蒙、高晓声、陆文夫、邓友梅、李国文等。

⑵知青作家

60年代初开始的上山下乡的知青运动，在68年开始大盛。这一运动产生了大批具有知青身份的作家。他们共同的经历特点是：身份上由“的主力”到接受再教育；生活经历上由经济发达的城市到落后的农村，如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张辛欣、梁晓声、孔捷生、陈建功、李杭育、张抗抗、阿城、何立伟、叶辛、铁凝、李晓等。

知青们的思想也较为复杂：一是对自己在特殊时代所承受的心理压力、生活苦难的反思；二是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点，表现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

⑶中年作家

结束后才开始创作。他们没有政治苦难和知青的生活体验，如冯骥才、古华、戴厚英、刘心武、高行健等。他们往往关注细微的文化生活的变化和普通人的生活。

3 “归来者”的优势在于：20多年的底层生活不仅仅是无法摆脱的个人梦魇，而且，这一段经历使他们对中国的现实有了切身的了解， 同时也丰富了个人生活的阅历和体验；与那些步入老年的上一代作家相比，复出后的他们一般正式50岁上下的年龄，这正是他们一 生创作经历中的黄金岁月；与知青一代相比，他们在50年代已有的创作经验虽不丰厚，但足以在后文学的荒原废墟上崭露头角， 至少免去了如知青一代作家的初期摸索过程；积压20多年的情感与思想终于有了展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个人命运和生活体 验本身为认识现实，反思历史提供了这一代人所特有的理念，他们在50年代已经确立了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应的个人和社会理想， 尽管之后20多年的遭遇也曾是他们对这种理想发生过怀疑和破灭，但苦尽甘来的平反昭雪反而加深了这种信念和理想，更坚定了他 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理性主义态度。

⑷“女性作家”

如张洁、王安忆等。这一时期被认为是后第二次女作家涌现的高潮。

⑸新派作家

有莫言、刘索拉、徐星、马原、余华、苏童、叶兆言、方方等，还有新生代诗人如韩东，还有海子、翟永明等。他们80年代中期左右进入文学界，社会责任、文人意识、启蒙等话题不是他们所关注的，社会变化引起的人自身意识、感觉的变化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向内转：外部世界－内部世界）；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有意识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学、文化资源。

㈥文化与文学特征

⑴【阶段性上持续多元化】在发展阶段上，体现出阶段性特征。1978年至1985年，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兴起现实主义思潮，并显露出创作方法的多元化倾向。41985年的一个转折点，重要作品和重要文流、各种观念汇聚。1985年至80年代末，出现了回归自然、民间与传统文化的寻根文学、注重形式的先锋文学、另类现实主义的新写实小说，更趋多元化。

⑵【创新与潮流化】创作上以创新与潮流化为关键词。首先，探索、创新是八十年代文学的普遍的强烈意识；其次，一定阶段的作品在取材、主题、方法等方面趋近和相类似。

⑶【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现代化想象】思潮上以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与现代化想象为主。

4 后获奖作品的叙事特征：一，有明确的归罪对象，即四人帮、造反派和极左路线；二，有正面形象，坚持斗争的英雄、眼睛明亮 的人民群众；三，有快乐的结尾。

描述人生的现实处境，反映和思考人在理想和现实间的选择两难，使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潮超越了简单化的价值评判，真正显示出清醒的探索精神。而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则成为八十年代的一大文学主题。

⑷【时代、历史以及创新、现代意识】在作家意识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时代、历史的忧患意识以及创新、现代意识。就前者而言，体现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大量出现（历史指及17年等极左思潮肆虐时）；从作品体现出来的情感色调和美学基调上看，表现为一种沉重与紧张感；从作品的结构形态上看，现实主义作品为主，而犹以悲剧性作品为主。就后者而言，80年始的现代化进程使文学意识到自身与西方文学存在的差距，由此形成创新意识最根本的动力。

③1992年之后（多元化文学思潮）

1992年初，在“南巡讲话”，鼓励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风起云涌的世俗化运动中，文艺创作中原有的对意义的追求、对形式的探索，转而变成了对市场价值的追求，对读者的诱惑，文学越来越趋向于商品化。

㈠多元化文学思潮的兴起

⑴市场经济的狂飙突进。

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南巡讲话和四大获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合法性，市场经济对文学的影响是深刻而不可抗拒的：作家生存方式的变化——由内的干部到“码字的师傅”：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兴盛除了艺术原因之外，稿酬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市场同时还可以通过有形的方式介入文学生产，文学成为一种商品。由表浅到深层的

来看，市场经济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流行性的现代文学读物的大量兴起。其次，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受到了剧烈冲击，也就是所谓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⑵新的传播媒介出场。

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建设仍然是不平衡的，现代传播媒体和大众文化市场在现代城市文化发展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背后仍然体现着强大的国家意志与商业利润双重力量的制约，而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特立独行的社会批判立场和纯文学的审美理想，在越来越边缘化的文化趋势中相对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

㈡市场化进程中的文学生产

⑴作家的“单轨制”与“双轨制”

改革开放之后，作家也开始从靠国家投入的“单轨制”向计划加市场的“双轨制”过渡。因此，在国家“统购统销”的计划文学生产之外，出现了文学市场。与此相应的是改刊行动、作家“下海”、创作上的迎合市场等。“双轨制作家”以文学专业技巧为资本，向文学市场进军。他们善于将“审美”因素与“欲望”相结合，在文学的消费性与艺术性之间寻找平衡点。与“双轨制作家”相应，还有两类“单轨制作家”，一类是继续依赖计划经济而拒绝进入市场的作家，还有一类是其生存纯粹依靠文学市场的作家。

与此同时，作家协会用市场的标准来“重组”传统作家，要他们把握好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和“娱乐—审美功能”的关系。他们用文学专业尺度收编市场中的作家，让他们注意市场中的欲望叙事的升华问题。其根本目的在于将两种“单轨制作家”都变成“双轨制作家”。

⑵作品的“数量”与“质量”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文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化的标志就是：“数量”代替了“质量”，发行量成了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官方文学奖，还在强调文学的“精品意识”，也就是质量。但是，只要一旦通过了官方的质量检查，紧接着就会出现数量问题，并迅速占领市场。因此，官方文学奖，经常成了作家通向“数字化”的一条捷径。

“70后”、“80后”青年作家群，在文学市场上更为成熟。他们善于将宏大的“主题”细小化为身份意义上的“反叛主题”，将“欲望叙事”变成“欲望消费”，将“反讽”和“戏仿”变成了网络上的“无厘头”。“文学”、“审美”、“创作”这些概念，基本上让位于“产品”、“消费”、“生产”。文学的商品化的结果，使文学首先服从于一般的商品特性，使之进入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的文化工业运作过程。文学偏离对商品社会和消费社会价值观的审视和反思，淡化对意义的追求和对社会的批评，追求其娱乐性或消费性，创作仅仅成为现代消费社会内部的一种分工。

⑶大众的“精神”与“物质”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众已经进入了欲望的狂欢之中。20世纪初和80年代启蒙思潮的主要目标，就是试图让人的主体意识或者自我意识觉醒，感官经验的的确是它的一个重要内容。当下大众文化中感官经验的膨胀和叙事欲望化的状态，或许是个人行为空间和行动自由度扩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消费狂欢和欲望膨胀，培养了大量的物质发烧友；相反，精神空间已经开始萎缩。这种状况在文学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叙事的“欲望化”或肉体化。

对欲望和肉体经验的关注，曾经是“新启蒙文学思潮”中的表达形式之一。他们用感

官经验抵抗政治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抽象化，因此具有了批判效果，或者是为了使作品具有一种“异端叙事”的风格。到了21世纪初期，“身体写作”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已经被商业交换价值所吞噬，“身体叙事”成了市场策略。文学变成市场上的商品一样，正在根据“需要”和“欲望”在不停地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换代的商品逻辑正在青年一代中弥漫。

【反思网络文学】文学创作网络化所带来的问题：首先，它屈从于商业网站的点击率，这与平面媒体商业化过程中的起印数和销售量是一个概念；其次，它表达的“自由”缺乏真正的叙事学意义上的束缚力，叙事学的束缚力也就是文学形式对表达欲望的，它将

人们的表达逼向“意义”的领域。

㈢三种文学形态并存的格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世俗化”潮流的涌动、社会欲望的勃发，改变了人们单一的价值观念。在“多元化文学思潮”时期，依托国家媒体、文学奖等官方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文学，依托专业期刊、高等教育等专业媒介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学，依托图书市场、新型网络等各类大众媒介的消费市场中的大众通俗文学，这三种文学形态各显神通。它们各自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并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

⑴“主旋律”文学

主流文化是表达国家意志和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就文学领域而言，“主旋律”就是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学表达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突出党的领导，弘扬传统，在此前提下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关注现实生活。它通过主流媒体的强势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与“一体化文学”时代相比，这一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在弘扬“主

旋律”的同时，也提倡文学艺术创作的“多样化”。与此同时，“主旋律文学”对历史文化的开发，对“红色经典”的强调，也表现出对市场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庸俗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的修正。但问题依然存在，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艺术形式陈旧、叙事模式僵硬、题材狭窄、风格刻板等缺憾。其症结在于，没有贴近市场条件下的文艺生产规律，这一点不能不影响到其传播效果。

⑵知识分子精英文学

知识分子精英文学与主旋律文学尽管存有矛盾，但在教育和启蒙大众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教育和启蒙大众的目的不尽相同。主旋律文学的目的在于激发大众为现实的政治目标奋斗，比如“四个现代化”，而知识分子精英文学的目的在于“人的觉醒”和“人的现代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精英文学重新面临质疑。为寻求“普遍意义”而焦虑的知识分子及其精英文学，如果不想盲目卷入这个大众化的潮流，就只能在持久的对抗中自我确认和坚守。

⑶消费性通俗文学

消费性通俗文艺已经开始被知识界和国家意识形态部分接受。1993年的“陕军东征”，是文学第一次以商品形态征服读者的典型例证。文学商品化，既消解了文学的政治热情，也消解了文学的启蒙热情，它在主旋律文学和精英文学之外自成一体。文学的商品化、市场化，往往导致对文学原有的基本特性，比如创造性、批判性、审美特征、价值和意义指向等的忽视，而不断地将文学变成商品。

㈣新启蒙文学思潮的延续

⑴“晚生代”出场

毕飞宇、韩东、林白、陈然、徐坤、朱文、李冯、东西、何顿等“60后”在九十年代初登文坛，他们与传统的文学逐渐分离，文学史的既定传统和价值体系也不再构成他们写作的前提，他们试图远离集体性的观念，开始转向依赖个人经验和日常生活。与先锋小说的形式探索不同，他们密切关注当代精神状况的变化，关注市场化进程中的经验变化，如朱文的《我爱美元》、李洱的《导师死了》、韩东的《花花传奇》等。

到了“70后”出生的作家（如李师江、李红旗）的小说中，由于社会急剧变化，特别是网络的出现，信息铺天盖地，一方面导致了他们激愤情绪和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形而上的粗糙。但是，他们无论是在叙述风格和主题上，都有意识地与他们同时代的读者靠近。

创作中的“个人化”倾向最有代表性的是一批女作家，如林白、陈染、海男、徐小斌、徐坤等。其中，陈染的《私人生活》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较有代表性。这一类写作摒弃了国家主义、启蒙主义的宏大话题，关注私人经验的表达，关注个人情感的遭遇，关注女性的命运，乃至个人的梦幻和梦想。这种写作方法，一方面可以从女性主义文学的心理角度来分析，也可以从精英文学从社会领域退却到个人经验领域的角度分析。从总体上看，她们代表了功能主义文学观的退场。

⑵“现实主义冲击波”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了，引发了一批作家对“底层经验”的关注，这就是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其代表作家有谈歌、何申、关仁山、刘醒龙。他们小说的主题涉及了农村、国有企业改革、下岗

工人等。

⑶学者散文兴起

一批老学者如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等人的文学风采，在九十年代得到展现，也得到重视，他们的学识造诣、人生沧桑、文品人格赢得了许多读者。

㈤文化与文学特征

⑴走向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

随着市场经济的狂飙突进、新的传播媒介出场，来自群众性的审美要求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表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如依托国家媒体、文学奖等官方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文学，依托专业期刊、高等教育等专业媒介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学，依托图书市场、新型网络等各类大众媒介的消费市场中的大众通俗文学。

90年代的文学仿佛是一个碎片中的世界，作家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写作。有的继续坚持传统的精英意识，有的则走向广大的民间世界，有的认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通俗文学倾向，或者还有人转向极端化的个人世界，勾画出形色各异的私人生活……5

⑵质疑启蒙和传统，转而关怀个人生存空间

5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体现出强烈的个人化倾向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此已完全放弃了对时代与社会的承担。事实上，真正的个人化存在方 式必然离不开对时代的关心与对现实的思考。整个都文学创作空间相对地走向了自由，而很多作家逐渐发展起了独特成熟的个人创作

风格，写出了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

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受到质疑，个人性的多元文化格局开始形成以及出现了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自我反省。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对于传统的道德理想的怀疑，转向对个人生存空间的真正关怀，特别是由此走向了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

⑶文学以及整个人文学科边缘化

进入到90年代以前，中国当代文学处于一种共名状态。6其中最为根本的变化，是文学以及整个人文学科边缘化。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在80年代末遭到了严重挫折，很多作家都已放弃对社会理想或时代主题的盲目认同。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大潮猛烈地冲击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陈旧格局，文学无法再继续承担对社会理想的许诺和表达。作家们不再依照对社会的共同理解来进行创作，而是以个体的生命，直面人生，从每个人都不相同的个人体验与独特方式出发，来描述自己眼中的世界。

6 所谓共名，是指时代本身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性被掩盖起来。 与共名相对立存在的是无名状态，所谓无名，则指的是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变得丰富，

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出现了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