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国家想象与老舍文学创作

第31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5月 Vol. 31 No. 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9

论民族国家想象与老舍文学创作

郑芃芃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6）

摘 要：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老舍在创作中启动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民族”想象，以往的研究重在分析老舍的文学成就，更多地集中在作品的艺术特征和语言方面。从“国家”召唤和“民族”想象的角度，对老舍早期及至抗战期间的文学创作进行综合分析，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下分析老舍文艺创作的变化轨迹。

关键词：国家；“民族”想象；老舍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9)03-0042-04

Modern Nation of “Imagined Community” and Lao She’s Arts

ZHENG Peng-peng

(School of Art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16, China)

Abstract: The previous studies focus on analysis of Lao She's literary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t works and language. From the viewpoint of “State calls” “nation imagine”, it attempts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changes of Lao She's literary creation from early stage to the War Against Japan .

Key words: country; modern nation; Lao She

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之一。民族主义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并且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向外扩张而全球扩散。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界限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凸现出来，并且通过殖民主义向全世界撒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晚清至近现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蚕食和侵略，当西方帝国主义以其剑与火将古老中国强行拉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时，当民族自强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成为现代中国最为棘手而又根本的问题时，对建立一个强盛的现代化新国家的想象和创造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为重要的主题。王一川指出：“中国形象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作家和诗人们总是从不同角度去想象中国。”

一、民族国家意识的诞生

1840年鸦片战争的发生，英国入侵中国，中国从自己的“天下”被迫卷入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来。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世界观。

的威胁之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逐渐产生和形成了改变国家和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想象和知识。随着资本主义殖民过程以及亡国灭种的威胁，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播散开来。严复在《原强》中说：“起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今世界以国家为本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1]梁启超说：位，凡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2]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以此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成为了现代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于是，有关民族国家的想象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五四时期，李大钊对“青春中国”发出了由衷的赞叹，郭沫若祈盼着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民族国家话语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主义思潮和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以及40年代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这些都起源于民族国家这一巨型话语。

大时代的特殊性造就了中国现代作家文艺创作的特殊性，他们是处于现代世界与本民族政治文化急剧而又复杂变

革之中的特殊群体，既具有与中外历史意识相关联的现代理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诞生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在亡国灭种────────── 收稿日期：2008-12-16

作者简介：郑芃芃（1984-），男，河北唐山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 -42-

郑芃芃：论民族国家想象与老舍文学创作

性精神，又具有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国家处境无法割裂的救国救民的入世热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3]从沉沦的市民社会最底层走出的作家老舍，以其饱含血泪、历经民族国家双重震荡后辛酸沉痛的生命体验进入文学创作，民族国家的意识贯穿于他的创作之中。老舍留学英国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二马》，在描写马氏父子的生存困境和一般海外华侨的屈辱里，显露出老舍民族国家意识的某些方面。马氏父子置身英国这个现代世界文明中心的时候，感受了种种不适与困惑，随着作品叙事逐渐展开，不适与困惑之感愈演愈烈，作为弱国子民的他们遭受到一系列歧视和侮辱。20世纪是人与国相互同构的时代，然而在中国，老中国子民与新青年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国家观念的有无。“可惜老马，中国人的一个代表，只想糊里糊涂有点审美的天性，而缺少尝试。可惜老马只想回国，而不明白国家是什么东西”，显然作为老中国子民典型代表的老马是缺乏民族国家观念的；与其不同，它的儿子马威在脑子里已经建构起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作者这样写到：“马威不是个傻子，他是个新青年，新青年最高的目的是为国家社会做点事。这个责任比什么也重要！他为老中国丧了命，比为一个美女死了，要高上千万倍！为爱情牺牲只是在诗料上增加了一朵小花，为国家死是在中国史上加上极光明的一页！”马威父子身居伦敦之时也正是中国国势衰微、日益不能按照自己已有的方式生活的时代，面对动荡的社会现实和日益深重的生活苦难，担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使命感的知识分子阶层清醒地意识到重造和振兴中国乃是无可回避的历史选择。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之下，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了对改变国家和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想象和知识。

究其身份而言，老舍首先是一个作家，而非政治家。对挣扎于市民底层社会并且穷困潦倒的劳苦大众怀有最为朴素和真挚的情感，他甚至没有形成鲁迅启蒙与立人的成熟主张，而是期盼这些苦人们能够掌握自身命运，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它既不具备专业革命者的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又与直接的革命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跨越新旧中国社会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学生涯中，老舍由疏离革命、警惕革命到投身抗战洪流、歌唱社会主义新中国，从一个精神焦虑的承担者转变为狂热礼赞的鼓手，“老舍的生命行程就包含着老舍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解答式”。[4]而他的文学创作实则反映了在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革的进程中，中国人生活方式显著而又深刻的变化，精神内涵的蜕变与重构。

二、国家召唤与民族想象

1929年，老舍在伦敦大学执教期满，离开欧洲大陆，乘船奔赴新加坡。如果说《二马》的倒叙结构是老舍对康拉

德叙事手法的一次模仿实践，那么，康拉德海洋小说的取材在老舍眼中则是神秘莫测的，对于阅读康拉德小说的感受，老舍曾经这样说过：“不但使我闭上眼睛就看见那在风暴里的船，与南洋各色各样的人，而且因他的影响我才到南洋去。”由此，老舍的小说创作受到了康拉德以亚非殖民地为背景的作品的潜移默化地影响。《小波的生日》正是他对民族文化与殖民地文化进行思考的结果。

除了受到康拉德以亚非殖民地为背景的作品的影响之外，老舍在创作中对康拉德“白人中心”视角也做出反拨。“康拉德有时候把南洋人写成白人的毒物——征服不了自然便被自然吞噬，我要写的恰与此相反，事实在那儿摆着呢：南洋的开发设若没有中国人行么?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处，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盘踞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可是南洋之所以为南洋，显然的大部分为中国人的成绩。”[5]这些引文恰恰映证了詹姆森指出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征：他们反复地提到自己国家的名称，多次重复“我们”这一集合词。这些暗示出“在第三世界里，某种民族主义是十分重要的”。在新加坡的所见所感影响了老舍的创作，他放弃了长篇小说《大概如此》的写作。“设若我还住在欧洲，这本书一定能写完。可是我来到新加坡，新加坡使我看不起这本书了。”“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不能再写爱情小说了！这个，也就使我决定赶快回国来看看了。”

老舍接受了齐鲁大学的聘书，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惨绝人寰的“五卅”惨案使得老舍马不停蹄地开始创作《大明湖》，遗憾的是《大明湖》在“一·二八”惨案中遗失了，它取材于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进攻东北军阀张作霖一事，是为祭奠四千尸骨未寒的济南百姓而写成的一部民族斗争史。

从《小波的生日》到《大明湖》，老舍的小说创作与他的重返祖国的个人行动一样有着双重回归的趋向。然而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逼近以及中国政府在民族生死关头的无能表现，无不使老舍灰心失望，语调中也透露出几许无奈，几许悲凉。“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从一方面讲，中国似乎没有希望；再从另一方面讲，中国似乎还是没有希望”。自1840年以来晚清闭锁的国门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之后，国势衰微，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伴随着日寇侵略铁蹄的长驱直入，不仅国土沦丧，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与挑战，这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创口以不同的方式在老舍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老舍思考中国问题的新起点。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之后，日寇的入侵和国民政府的绥靖政策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老舍身临其境，忧患日深。他只有以手中的笔作为武器，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恢复民族现代性的文化想象，同时隐喻着自己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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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热切渴盼。《猫城记》正是生成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中，他写作此篇的原因：“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象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6]《猫城记》作为一个寓言，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分裂”，因而产生了对它做多种解释的可能性。结构空间的无序性使老舍行云流水般的想象得以尽情的发挥。由于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在地球，而在火星，所以没有时间，只有空间。不在正常思维的人类中，和个人，尤其是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此时，中国的民族主义体现为一种对于中国如何实现和维护民族国家统一的信念。老舍从来就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带有市民社会烙印的现代文化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深沉博大的爱国主义者。当抗战的狼烟弥漫于历史的天空，中华民族告急、面临毁灭的千钧一发之际，老舍离妻别子，告别故园，成为全民族抗战义勇军中的一员，这是其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的姿态是决绝的、义无反顾的。抗战而在“猫人类”中，因而思维是完全跳跃的，不受故事情节本身发展所限制。这样就给老舍写作《猫城记》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结构空间，提供了一个内在基础。

《猫城记》“企图创造一个典型的社会，于神秘的外衣里，包含着现实的核心。”所谓猫国，正是中国的镜像；所谓猫人，正是国人的写照。小说讲述了一个偶然着陆火星的地球人在猫人国家中的奇幻经历。猫国社会沉浸在肮脏，混乱，无序，衰败，颓唐的氛围中；猫人愚昧，无知，丧失劳动能力，一味臣服于外国人，却对本国人蛮横动武……在猫城里，所有的正常秩序，道德仁义，符合一般公众价值观的东西都被颠覆，失去了意义。猫城的一切都是反现代、反理性的，当老舍亲手写下猫国的灭亡，其悲凉伤痛而又近乎绝望的心境是不难想象的，在文本中老舍以一种绝望的悲戚来剖析现实中国的诸种阴暗面，企图在伤感的文化构想中描画出理想“中国”的模样。

《猫城记》发表于施蛰存在上海主编的《现代》杂志，也暗示了作者中立的政治立场。小说中关于革命的讽刺恰中现实的要害，比如照搬照抄别国的革命理论，革命队伍缺乏应有的素质，不与国家实际相结合，把革命当作起哄，甚至有人把革命当作挣钱的职业……这些对革命弊端的揭露并非老舍的凭空想象，而是他多年来置身于国共两党斗争之外，站在民族救亡的立场上，通过对革命现实的冷静观察与综合分析后做出的夸张的艺术处理。《猫城记》中“猫人类”与“我”的截然不同的结局，体现了老舍对中国社会的犹疑和焦虑。小说的最后，猫人互相残杀，终于导致亡国灭种的惨剧；而地球人“我”则“在火星上又住了半年，后来遇到法国的一只探险飞机，才能生还我的伟大的光明的自由中国”。作者重新回到30年代的中国，在光明中看见自由和希望，复杂的双重结构展现出老舍对30年代中国的理性认识和真实想法。詹姆森曾说，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文化斗士同时也是政治斗士。老舍从新加坡赶回中国时，对中国的革命形势抱有极大的希望，对国民政府也是有所期待的，然而展现在眼前的局面又让他如此失望。老舍渴望改革和社会更新，但是尚未找到可以促进改革实现的社会力量。

三、毁灭家族，铸造国家

随着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亡国灭种的威胁愈演愈烈，抗战使“国家”这个关键词席卷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团体-44-

与每一个炎黄子孙息息相关，可以说是抗战改变了一切，它改变了民族的命运，也把群体中的个体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使生命别具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我”从传统家族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然后时代又把作为个体的“我”整理为我们，新文化运动摧毁了传统的个人和家族的关系，从而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这个关系不仅体现在老舍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中，也如实地反映在他抗战时期的话剧作品里。老舍抗战时期的所有话剧，都有一条明显的主线，那就是对“家”的疏离与反叛、将个人融入国家。即国家利益和为国献身重于家庭利益和传统孝道。正如旷新年所说，在抗日战争这样关乎民族危亡的时刻，对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甚至“关联着个人生命存否的正当性”[7]。

剧本《大地龙蛇》表现了一个和平忍让并且信奉“修身齐家”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赵庠琛以及天真善良的小女儿赵素渊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为抗战舍弃家园、不顾个人安危的二儿子赵兴邦用他的实际行动感染并影响了全家人，他们终于勇敢地团结在一起，为赶走侵略者而参加抗战的工作。通过他们走上抗日战场的行为，老舍想要表达的是必须“把个人由家庭里抽出来，编到社会国家里去”，“为和平而反抗，因反抗而得到和平”（赵兴邦语）的想法。体现出战争期间，国家对传统人物和传统文化的整合。剧本《谁先到了重庆》中的吴凤鸣坚持认为青年应该走出家园，奔赴国难，为国家出力。他鼓励弟弟去重庆参加抗战，并且要求弟弟当面起誓等到抗战胜利后再结婚，因为结婚后青年们必被世俗生活困住手脚，到时“你们想为国尽力也来不及了”。剧本《归去来兮》中吕千秋的行为和乔仁山最终的选择，也正体现出“家族”和“国家”二者对于“个人”的争夺与让渡。当乔仁山的大哥在痛击侵略者的战场上以身殉国后，乔仁山对于自己是否奔赴前线一事犹豫再三，是保全家庭还是舍家为国，让他拿不定主意，徘徊在“家”与“国”之间。因为年迈而不能亲身赶赴战场的吕千秋，让自己的女儿去参加抗战，他劝说乔仁山道：“是一个有点心胸的青年，都得为国家出点力！”“一家子死净了也比亡了国强”。切身感受到国难当头的乔仁山，终于觉醒，不再彷徨，他告别了老母，勇敢地踏上了抗战的征程。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便提倡把“个人”从“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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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解放出来，又把获得解放的“个人”组织到“国家”中去，为了建立民族国家这个更大的“共同体”，就必须先摧毁家族制度。旷新年认为：“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救亡和启蒙、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狭义的‘救亡’就是民族的解放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狭义的‘启蒙’就是个人的解放和现代个人的确立。”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国土焦黄、生灵涂炭的残酷现状，使得每一个具有不同特质的个体必须面对共同的民族灾难，也使得老舍在“家与国”的思考中面临着新的困惑。老舍的叙述对象开始从个体转向群体，个人命运被纳入到宏大叙事的框架内。如《火葬》和《四世同堂》更注重的就是战争状态下群体的动向和表现。

《四世同堂》讲述了抗战时期北平一个普通的小羊圈胡同里几个情况各异的家庭在八年抗战中惶惑、偷生、苟安的故事，描绘了众多小人物屈辱、悲惨的经历，展现了人们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毁灭家族、铸造国家的痛苦而又艰难的觉醒历程。《四世同堂》的开篇就写到祁老太爷“国”的观念如何被“家”的意识所遮蔽，即使家门外枪林弹雨，但是只要关起门来，便能保证家的完整与安全，便足以消灾避难。祁老人在日本人攻陷京城之后，还坚持认为只要家里存上够三个月吃的粮食和咸菜，然后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就可以躲避战争。他用尽全力来保全家庭的圆满与安稳，因为四世同堂是祁老人唯一可以向人夸耀的资本。即使侵略者屠城的炮声近在耳边，也只要维持家的秩序和完整，对于国家兴亡则可以关起门来不去理会。然而老实本分的经营老字号的儿子天佑却因受到日本人的侮辱而含恨自杀，定量配给的“共和面”比猪食还让人难以下咽，严重的营养不良使得孙女妞子在饥饿中死去……祁老人抱着孙女的尸身，终于向日本人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祁瑞宣作为家族中的长房长孙，他在抗战中的心路历程典型地表现了老舍对“家”与“国”的思考。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现代国民，他既要顾及一家老小的安全与吃穿，也要承担起保卫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及至父亲天佑自杀，女儿妞子饿死，二弟瑞丰当了汉奸，三弟瑞全走上战场，他才明白日本人是不允许他的大家庭完整存在的，国家面临灭

亡，家庭也不能保全。祁瑞宣在保家还是卫国的现实困境的挣扎中顽强搏击，亡国灭种的现实终于将其推入全民族抗战的巨大洪流，卫国才能保家，真正有国家观念、家族责任的人才能力挽狂澜，拯救国家。可以说，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国家”已经不再仅限于方位上的概念了，“重庆”、“南京”这样的地名所包含的意义早已超出名词作为地理学知识的意义。国土沦丧的事实就在眼前，战争使北平人的生活和性命失去保障，这种残酷现状使“国家”作为生存之本源，作为国民的终极归属，作为一个召唤性的力量变得可感可触。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时，瑞宣发疯般地寻找一切机会听南京的播音，“南京的声音叫他心中温暖，……国家的语声就在他的耳边”！瑞宣的眼中湿润起来，他没有想到过这样地捉摸到了他的国家，也没有想到过他是这样的爱他的国家。

老舍抗战时期的文艺作品，包括通俗文艺作品，甚至部分小说都依稀可见“文以载道”的投影，都不能说是很成功的作品，然而他对于民族自强的信念顽强而执着，他把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化作纸上的诗篇，教育民众，则更能体现老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风骨。

[参考文献]

[1] 严复.原强——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 [2]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

华书局,1996,35.

[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75.

[4] 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与中国革命[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254.

[5] 老舍.我怎样写小波的生日——老舍文集十五卷之老牛

破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78.

[6] 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文集十五卷之老牛破车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88.

[7]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J].文学评论,

2003.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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