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与《窦娥冤》悲剧精神的比较

《哈姆雷特》和《窦娥冤》悲剧精神比较

本文从悲剧角色与悲剧冲突两个角度，对《窦娥冤》和《哈姆雷特》两剧加以比较，认为西方悲剧精神比较张扬，表现出较强的个体自主意识；而中国古典悲剧精神往往较含蓄内敛，悲剧角色缺少自主意识。从而探讨中西方悲剧精神不同的深层文化根源。

关键词：悲剧精神，自主意识，文化原因

悲剧，历来被誉为艺术的“最高阶段”，戏剧中的桂冠，以其深沉的艺术精神震撼和感召着世人。从某种意思上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饱含人的内在意志激情的悲剧精神的历史画卷。但中西方人由于最初的社会文化实践选择的不同，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构起的文化心理、审美态度的不同，因而对社会矛盾的审美观照也就会显现出相应的差异。以此出发，中西悲剧精神的审美发生也就自然显现出不同的特征。

正如奥古斯丁·比勒尔巧妙地指出：“一条绳子力量的大小只能根据它的最细的那部分去判断，而对诗人的评价则要看其鼎盛时期。”本文试就中西方两位戏剧天才的顶峰之作——关汉卿的《窦娥冤》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作比较，从悲剧角色和悲剧冲突的两个角度，来探讨中西悲剧精神的重大差异，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不同文化根源。

一、悲剧角色

这里的悲剧角色指的是在全剧中属于主导地位的悲剧主人公，而非剧中的其他人物。对于选择什么样的人物来作为悲剧主人公，中西悲剧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即西方悲剧要求悲剧主人公一般是英雄伟人贵族式的人物，而中国悲剧却要求悲剧角色一般具有弱小善良的特征。从而中西方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悲剧精神亦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说古希腊悲剧可以称作是一个把身居高位的人引向死亡的异乎寻常的灾难的故事，那么整个莎士比亚剧作中，人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灾祸是不可避免地来自人们自己的行动，而这行动的起因则是由他自己性格决定的，所以有人说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而《哈姆雷特》就是性格悲剧的典型代表。哈姆雷特作为剧中的悲剧主人公，其性格是相当复杂的。这性格的突出表现就是他有着很强的自主意识。他的犹豫，他的忧郁，他那穿透力极强的想象力，我们都可以活生生的感受到他的独特。世界上只有一个哈姆雷特，但一百个人眼中却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不正说明他鲜活复杂的个性吗？在世人的眼里，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⑴他自己却认为：“我的墨黑的外套、礼俗上规定的丧服、难以吐出来的叹气、象滚滚江流一样的眼睛、悲苦沮丧的脸色，以及一切仪式、外表和忧伤的流露，都不能表示出我的真实的情绪……可是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⑵哈姆雷特性格的多重性和矛盾性，使他具有了强烈的个体自主意识。而这推动了整个剧情的发展，悲剧的诞生。

强烈的个体主体自主意识推动西方悲剧主人公追求较高层次的境界或是维护自己心目中和谐的伦理理想。哈姆雷特起先是个乐观的王子，对世界和人类的美好希望，对朋友和下属的平和仁爱，对事物的敏感和寻思，他曾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在智慧上多么象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⑶他父亲没死的时候，一切事物在他眼里都是那么的美好。可是父亲的突然去世和母亲的迅速再嫁，而且嫁给一个杀父仇人，他心目中的人伦理想破灭了。“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来，我们一块儿去吧。”⑷一个快乐王子最终成了忧郁的复仇王子。他该如何行事？他犹豫，动摇并驻足于无尽头的思考，此时似乎表现得意志薄弱。他骂自己：“我真是个蠢材！我的亲爱的父亲被人谋杀了，鬼神都在鞭策我复仇，我这做儿子的却象个一个下流女子似的，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学起泼妇骂街的样子来，在我已经是了不的了！”⑸他的个性不允许他这样犹豫下去，别林斯基说：“哈姆雷特本性是坚强的。

他那辛辣的讽刺，刹那间的忿怒，他和父母谈话时的狂暴的语言，他对叔父的傲慢、鄙视、和毫不隐讳的憎恨──这一切都证明了他的精力和博大的心灵。”⑹哈姆雷特最后知道了永远活在犹豫怀疑之中是不可能的，“生存还是毁灭”必须择其一。是苟活在这混乱象监狱一样的世上，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他犹豫过，徘徊过，但最后他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了他所钟爱的美妙理想。

比较而言，中华民族虽然不乏悲剧精神，涌现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深化传说，如精卫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等，无不表现了华夏民族强烈的生存欲望，同自然搏击的顽强抗争精神，以及对死亡的超越意识。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却使得中国悲剧的主人公教少西方那种敢于撞个鱼死网破的富有个性的抗争行为，往往只满足精神上的坚忍自宽，追求精神、行动的含蓄慰藉，在挫折或毁灭性的打击面前俯首听命。

《窦娥冤》中的悲剧角色窦娥就是一个缺乏反抗能力的女子。她三岁丧母，七岁离开父亲到蔡婆婆家充当童养媳，十七岁洞房花烛不久，丈夫又撒手人寰。面临着接踵而至的种种不幸，把痛苦归咎于命运的安排：“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⑺可以说骨子里是没有反抗意识，没有与邪恶势力坚决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念。因为她相信善恶到头终有报，不用自己去争取。“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感着这般病疾，值着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各人征候自知。”⑻当她被押赴刑场，发下三桩誓言时，她求救上天的帮助，替她伸冤不平。“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椿儿誓愿明题偏。”⑼一个弱势群体中的女子，一个没有被社会赋予任何合法权利的人的生存，一个被社会伦理束缚的人，首先依靠的是当权者的爱和同情，然而官僚是如此的腐败，他们不仅没有给窦娥任何帮助，反而成了帮凶。她只能用自己的精神战胜自己的肉体，用自己的道德意志战胜自己的生命意识，她用自己的死亡震撼人类僵化了的心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成了殉道者，她没有哈姆雷特那鲜活复杂的个性，她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烈女”、“孝妇”形象。中国古典悲剧主人公的这种单调僵硬的类型化，脸谱化冲淡了丰富完满的个性，将相当多的人物定格于某种伦理观念（诸如忠、孝、义、勇、仁、奸、淫）的框架之内，难以抽身，成了一种化身和象征。这种人物性格的单一化，淡薄的个体自主意识使得中国的悲剧主人公只求满足低层次上的生活需要，并不要求高层次上的精神满足；只能在低层次上就事论事地反对邪恶现象，并不能从高层次上对现存的总体秩序进行本体的否定。窦娥满腹心思与婆婆相依为命，平安过活。“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⑽当蔡婆婆劝其改嫁时，她说：“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欠钱债，被人催逼不过。”⑾就是死后，在阴间，她的要求也只是跟温饱有关的问题．“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 不了的浆水饭， 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⑿在平安温饱的条件下，能过着符合当时伦理道德的生活，可是说是窦娥最大的理想。

综上所述，中西悲剧角色在自主意识，性格类型，境界追求上都显示出不同的特色。西方的悲剧角色更具有“人”的特征，有着清醒的存在意识，一种面对痛苦和厄运的充满逆进精神的生命激情。这正是中国古典悲剧精神的局限所在。中国的古典悲剧角色往往表现为较弱的个体自主意识，性格单一化，绝对化，使的中国的悲剧精神缺少一种张力，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而表现为委婉含蓄，隐而不露的民族特色。

二、悲剧冲突

戏剧冲突是戏剧艺术的基本特征和灵魂，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这是尽人皆知的原则。对于悲剧冲突更是如此，它是构成传统悲剧文学的核心因素。同时，不同的悲剧冲突传达

出不同的悲剧精神。

西方悲剧冲突的发起者一般是悲剧主人公。哈姆雷特越是摆脱自己是复仇王子的身份，就越证明自己不得不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越是要摆脱忧郁的情绪，就越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越是要恢复往日和谐的人伦理想，就越不能得到一个完满的结局。如果哈姆雷特不听鬼魂的话，不采取行动，依然做他的王子，就不会有自己的困惑，就不会失去自己的恋人，母亲，而后的皇位。但那就不是哈姆雷特了，他的性格不允许这样做。

这出悲剧的外在冲突的激烈程度从另一个角度显现出西方的悲剧精神。哈姆雷特和以克劳狄斯为收的丹麦宫廷中的残酷，卑鄙的环境之间的斗争构成该剧的外在冲突。而冲突双方的斗争往往旗鼓相当，难分难解。哈姆雷特确认杀父仇人是克劳狄斯后，却不能迅速采取行动，一方面固然是其性格所致，而另一方面是他不能坚信自己能轻而易举地杀了他。而克劳狄斯也不能利用权位随便杀了哈姆雷特，因为他是全国人民所敬仰的，崇拜的偶像。正因为双方势力均衡，斗争才激烈，持久。最后双方都为自己的行动寻找理由。哈姆雷特杀死老臣波洛涅斯是由于其好管是非，为了报杀父之仇，杀死克劳狄斯。而篡位者千方百计地陷害哈姆雷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正如黑格尔论及悲剧时所言：这里的基本悲剧性就在这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正在内容却只能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和破坏掉。⒀而我们在中国的古典悲剧中，双方并没有各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因为总有个善的化身，有个恶的化身，而善总是会得到报偿的，不是在今生，就是在死后，恶也会一定会得到责罚。

当然，悲剧的这种外在斗争往往以内在斗争为基础，因此内心冲突的激烈与否更为明确地折射出悲剧精神的强弱。《哈姆雷特》之所以被称为性格悲剧，正是在于悲剧角色的内心冲突的丰盈激烈，撼人魂魄。在哈姆雷特身上，人的脆弱性和环境的残暴性是如此的相反相成，以致这个独特的性格在内涵方面显得密致而厚重。“父亲被害这一骇人听闻的秘密

揭露之后并没有使哈姆雷特的心理充满一种唯一的情感、唯一的思想──那随时准备付诸实施的复仇的情感和思想并没有使他从内心中走出来。反而使他转向内心，在他心理唤起了生和死的问题、时间和永恒的问题、责任和意志薄弱的问题”⒁别林斯基曾如此精妙地分析哈姆雷特的内心冲突。因此哈姆雷特的复仇的延宕，究其原因，固然与重整乾坤的艰巨性有关，更主要在于他的内心冲突，否则在克劳狄斯祈祷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这件任务了。

与之相比，中国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在悲剧冲突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任凭命运或邪恶势力的摆布。当窦娥先离父为人童养媳，后丧夫与婆婆相依，直至被张驴儿与腐败的官员桃杌害死，这外在冲突表现为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冲突的剧烈程度与《哈姆雷特》比大为逊色。因为它是强者对弱者的迫害，而不是相对均衡力量的对抗。而对方的形象又是如此的呆滞，性格有是如此的单一。窦娥的思想始终如一，她拒斥了恶棍张驴儿的无耻要求，以不容分割的灵魂迎接了这场挑战，没有半点犹豫与徘徊。张驴儿与桃杌也没有半点良心上的不安迫害了窦娥。这种处理方法与中国古典悲剧的凄、苦、悲、怨作为审美效应有关。以令人泣下的悲怆为美是我国古代古典悲剧的审美追求和重要特点。⒂中国古代原无“悲剧”一词，至近代王国维才从西方引进的。起初被称为苦情戏，主要描写悲惨的遭遇，令人落泪，达到教化人的目的，而不是在剧烈的冲突中激起恐惧与怜悯之情。所以窦娥没有象哈姆雷特一样，为了复仇，不惜自己的生命，去毁灭别人，毁灭这个受诅咒的世界。她只在维护烈女，孝妇的形象，只能对着老天爷悲悲切切地哭诉遭遇，企求帮助，在悲怆凄切的氛围中，以弱者的苦境、苦情博取观众的眼泪。

就悲剧角色的内部冲突来说，窦娥也缺乏想哈姆雷特的丰盈深沉，矛盾复杂的内心冲突。她的心灵世界几乎没有理性的闪光，几乎没有左冲右突，扣人心弦的矛盾斗争。她虽然感叹：“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却始终把自身的不幸归结为命运的安排。其实，她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她为了使婆婆免遭毒打，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她没

有象哈姆雷特一样，发出“生存还是毁灭”的感叹，没有围绕升与死的人生困惑，进而考虑个体生存的困境。如果通过描写窦娥对自身生命的热爱与拯救其婆婆性命的愿望之间的矛盾，也许会构成内在的悲剧冲突。这一点尽管如此重要，剧作家却没有将其把握住。还有诸如婆婆是否值得同情，是否可以和婆婆一起对付张驴儿等问题，都没有撞击过她的心扉。由此可见，窦娥缺乏怀疑和批判精神，她的内心是被理性遗忘的角落。

总之，中西悲剧冲突无论在冲突的发起者，外在矛盾和内心斗争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西方悲剧冲突注重行动的抗争，理性的思考和激烈的交锋，在矛盾斗争中证明个体的价值，从而个性得到张扬和显露。对比而言，中国古典悲剧冲突带有鲜明地倾向性，它的冲突是评判的冲突。它通过评判剧中人物孰善孰恶、孰忠孰奸，孰正孰邪，最后惩恶扬善，从而达到伦理批判的目的。因此悲剧角色做为独立的单个“人”，其个性和复杂性往往被忽视，所以不可避免地淡化，削弱了悲剧角色所体现的悲剧精神。

三、文化根源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窦娥冤》与《哈姆雷特》两出悲剧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是不同的历史文化积淀导致了不同的悲剧精神。

西方文化一贯注重理性，科学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在《哈姆雷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莎士比亚那硕大无比的思想和浩瀚无边的“任意妄为”，也许思想的任何能力都不及想象力那么深入，那样刨根问底。它往往潜入人性的最底层并挖掘出令人惊骇的事实。哈姆雷特的思考也许是整个人类的思考，生存还是毁灭，探究人生存的意义。对人性善变的嘲讽，对阴谋家和无耻小人的鄙视，对人死后和生前的对比突出人存在的虚无性。我们发现在复杂剧情的外表下，他巧妙地透露出形而上学的单纯事实。

其实这种怀疑精神从古希腊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认为要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就必须借助于人的理性。理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儿高举“我思故我在”的旗帜，明确指出来自理性，心灵的知识是可靠的，真实的。从西方文论中可以看到西方的思辩思维很发达，到了近代的康德、黑格尔的论著无不充满理性之光。正是西方独立自持的个性，深厚的理性思辩能力，由此形成具有深沉激烈的内在冲突和难分难解的外在斗争。

如果说西方古典悲剧主要立足人生，人性立场，对生命、人类的存在等永恒问题发出追问，引人无限深思的话，那么中国古典悲剧大都演绎的是世俗中的悲欢离合，关注的是世界表象，而极少触及终极问题。正如朱光潜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是“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辩，也不想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象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⒃正是悲剧角色缺乏这种理性之光，所以就缺乏一种自己的思考能力。就是窦娥这样一个典型的烈女，节妇形象，别人还觉得她的言词偏激。于是有正统人士觉得《窦娥冤》有逸出传统轨道的嫌疑。明代的叶宪祖和袁于令先后改编《窦娥冤》为《金锁记》传奇。在《金锁记》中，窦娥发下的三桩誓愿，被完全阉割了，窦娥性格被弱化，驯化，就是在公堂上她也不再是不屈于拷打，而是“我难禁熬炼，也罢，只得暂招成图活眼前”。这不能不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的古典悲剧不在于描写悲剧人物的性格，独立意识，而在于教化大众，以悲剧角色的弱小来博取公众的同情。

这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长期浸淫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他们以圣人为榜样，圣人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于是他们就不思考这些问题。到了后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更是被利用来束缚人们的思想，汉儒树起“三纲五常”的大旗，直至后来的程朱理学，人们不得不在这些条条框框中挣扎，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枷锁下苟延残喘。个体的自由意志为伦理规范所限定，个人的情欲追求几乎完全被否定。

同时与儒家并立的道家和佛家也对中国悲剧精神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老庄追求超越

境界，“无为而无不为”，要求人们要超凡脱俗，忘却个人功名利害，清净无为。这种思想固然使人生艺术化、审美化。但也助长了中国人的回避冲突的思想，弱化了中国悲剧的抗争精神。中国的哲学就是这样的圆滑，“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总是有理由找到解脱。而佛教的传入打破了儒道并立的局面，佛家主张要从根本上解除人生痛苦，人们必须断除六根，它否定了个人追求和现实享受，一切因果都有报应。这种思想也使得中国古典悲剧在悲剧主人公和悲剧冲突方面显示出精神上的坚忍内敛、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

总之，中西悲剧精神的差异可以追溯到不同的文化土壤。正是不同的文化积淀，使得它们呈现不同的悲剧精神。

注释:

⑴⑵⑶⑷⑸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6页，第10页，第41页，第27页，第51页

⑹阿尼克斯特《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见扬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５０８页

⑺⑻⑼⑽⑾⑿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 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３２页，第４０页，第４８页，第２７页，第32页，第46页

⒀ 黑格尔《美学》转自马小朝的《命运制约与人为谬误——中西悲剧精神审美发生特征比较之一》，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7月

⒁《别林斯基文集》，第2卷，17-18页，转自同注释⑹

⒂郑传寅《令人泣下中国古典悲剧的审美追求》，中国文化报，1999年4月17日

⒃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15页

参考书目

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稿》，学林出版社，1992年11月

李达三、罗钢《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

夏中义《新潮学案》，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1月

叶虎《中西悲剧精神之比较》，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9月

李汉秋、曾有芬《关汉卿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

维克多·雨果《威廉·莎士比亚》，丁世忠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