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坤甸大屠杀暴行

日军“坤甸大屠杀”暴行

凌彰译

前言

玛丽·索默尔斯（Mary F.Somers Heidhues,1936～）女，德国的东南亚与华人问题专家。生于美国，1965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印尼土生华人政治》，后著有《东南亚的华人少数民族》《国籍与认同：华人与印尼革命》和《锡、胡椒与人民，印尼邦加的历史》等多部专著。

本文选译自玛丽所著英文版《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地区的淘金者、农民和商人》（2003年）一书的第6章《战争与印尼独立》。此书系美国纽约康乃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的一个项目。本文只选译与“坤甸大屠杀”有关的资料，并尽量忠实于作者的遣词用字和保持其立场观点，她主要取材自荷兰和印尼的国家档案馆以及西方的一些研究机构的文献。虽然内容不是十分详尽，但有些情况，华人华侨未必掌握，因而也有参考价值。

关于文章中的名词翻译。印尼独立后将“西婆罗州”改称“西加里曼丹州”，译文仍按原文译为“西婆罗州”。地名也保留华侨约定俗成的译名，例如将“Mandor”译为“东万律”，将“Pontianak”译为“坤甸”。至于日本方面的名词，因为原文是用罗马拼音书写，译成汉字时，有的译名可能不准确，有待校正，望读者谅解和指教。 译文

一、 战争与占领

1941年12月19日中午，九架日本飞机突然空袭坤甸，向市中心反复投掷燃烧弹和炸弹，并用机枪扫射、炸死大约150名平民，以及炸伤更多的人。死难者中有一些是一所教会学校（译者注：指天主教会的善牧学校）的华人儿童。这些儿童没有想到是空袭，而跑到外面去观看飞机。随后，日机又轰炸了其他城镇山口洋（Singkawang）、喃吧哇（Mempawah）和上高勒多（Sanggauledo）的飞机场。

坤甸的荷印军队一个营和民政当局自1940年5月荷兰被德国占领后，便失去荷兰的援助，只有若干华人和其他少数人支持他们。当地居民不愿意抗日，许多人还把日本人看作是解放者。

荷印军采取焦土战略，以防止坤甸的重要战略物资和装备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烧毁了工厂、橡胶厂、车辆和几座市场。1942年1月28日，荷印军撤走时留下了一座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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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的城市。日军沿着海岸公路向南推进，于1942年2月2日占领了坤甸。荷印军撤至卡布阿斯河（kapuas）上游，但于1942年3月8日向日军投降。荷兰军民很快被捕或被杀。

1942年8月，日本海军替换日本陆军，负责管辖西婆罗州。日本陆军离开之前，已将荷兰军民俘虏转移到沙劳越（Sarawak）古晋（Kucing）的一个关押盟军俘虏的集中营。

日本海军驻东印尼的司令部设在望加锡（Makassar），其“民政府”（Minseifu）也在此地。婆罗州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则设在马辰（Banjarmasin）。婆罗州唯一的报纸是在马辰出版发行的马来文版《婆罗州新闻》（Borneo Shimbun）及其在坤甸出版的（中文版）《婆罗州新闻》。

二、 战时的组织

1942年7月，日本陆军未移交管辖权之前，曾在坤甸倡立一个政党“日新会”

（Nisshinkai），开展如同在爪畦推行的“三A”运动。（译者注：“三A”意为“日本是亚洲的灯塔、亚洲的保护者和亚洲的领袖。”）日新会向所有亚洲人，即印尼原住民，华人和阿拉拍人都敞开大门，用以代替战前的所有政党和社团。日新会的领导人从战前的大印尼党（Parindra）中挑选，但其主导者显然是日本人。

后来日本海军对于延续日新会的动员民众活动，显然不感兴趣，而另外组建了一支由当地青年组成的军团，叫做Borneo Koonan Hookudan（暂译：“婆罗州兴南奉公团”）它类似“兵补”（Heiho），是一种辅助性或劳工性的后勤部队，但只有几百名青年参加。

另一方面，整个占领期间，占领军保持着一个高压的治安机构，计划消除任何未被批准的政治活动。这些机构包括各类警察，还有一支“警备队”（Keibitai）。1942年9月又从警备队中挑选组建了一支“特警队”（Tokeitai）。此特别警察部队很像“宪兵队”（Kenpeitai），或者是在爪哇设立的秘密警察。

三、 坤甸事件

“日本人在西婆罗州的恐怖统治可能是比在印尼的任何其他地方的统治都更为厉害。”

这一句荷兰人于1946年写出的一份报告所作的评语，总结了西婆罗州人民在整个二战期间的经历。1943年初，日本人宣布他们在马辰发现了一个反叛的“阴谋集团”。被关押在马辰的前婆罗州州长、荷兰人哈咖（B.J.Haga）被说成是一个多种族的反日阴谋集团的头目。说他通过一位印度朋友保持着对外界的联系。此印度人常送食物到监狱去给他，由于此印度朋友时常暗中偷听外国广播，日本人认为哈咖有能力组织一个反日阴谋集团。这个案件被扩大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而且不停地有被起诉者。日本当局把未经批准的收听广播视为叛逆行为，他们通过严刑拷问一些嫌疑犯后，获取口供和被假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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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阴谋的人员名单。随着在马辰进行了大逮捕并查获了少量武器。大约有140人被处死，多数遇难者从未涉及具体的犯罪或受到法院审判。

日本当局根据严刑拷问而获得的证词，认定“哈咖阴谋”已扩展到婆罗州的其他地方。在1943年10月23日发生大逮捕知名人士的“坤甸事件”之前，驻马辰的日本警察头子Sasuga Iwao（砂洲岩雄？）曾多次访问坤甸通报有关“阴谋”的情报。

可能是在坤甸的少数最初被捕者被拷问后，连累到其他的数十人或数百人。滚雪球的后果是各个社团共约2000人被列为嫌疑分子，被捕者达1300人至1500人，其中也有一些妇女。

1944年6月，约有46人或者是36人被坤甸的日本军事法庭草率地判刑。其余被捕者根据驻在巴里巴板（Balikpapan）的日本海军中将Daigo Tadashigi（大伍正义？）的命令，全被处死。日军在夜间用覆盖得严实的卡车把被捕者运往东万律的一个秘密地点进行屠杀，这个残酷的进程一直延续到1944年6月29日。和日本合作并不能避免被捕，有许多被捕者曾经是日本人所倡立的组织的官员。

1944年7月2日《婆罗州新闻》坤甸版声称，当局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反日叛乱阴谋，日本人破获了全部暗藏的武器和其他罪证。他们逮捕了带头的人并予以处死。

接着公布了一份被处死的叛乱者名单：他们有马来人、武吉斯人、爪哇人、米南加保人、巴塔克人、美那多人、华人、欧洲人和达雅克人。名单上的主要人物，即当地的首领、土侯、酋长在这个行动中全被消灭。官方声称所有的被告都参与了一个广泛的多种族的拥有大约13个组织的反日阴谋，这些组织与被关押的荷兰人以及远方的盟军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大约有4万人谋划建立一个左翼的“西婆罗州人民共和国”来废除现政府并取而代之。根据这个阴谋理论，苏丹们和其它土侯酋长都被说成是愿意参加这个事件。1942年10月，软弱松散的日新会被解散之后，这个伊斯兰青年团体便领导了这个阴谋活动，而1943年中期又有华人参与其中。接着，《婆罗州新闻》谴责华人华侨破坏经济，把日本人的政策所造成的贫困归罪于华人。

荷兰人和澳大利亚军队的战后调查认为，所谓的“阴谋”是日本人基于幻想而虚构出来的，或者是出于嫉妒而开展的消灭当地领导人员的活动。战前没有听说过婆罗州有什么多种族的组织，而盟军本身也不知道在婆罗州有他们（日本人）所假设的秘密联系。一名日本军官声称是当地警察发现了盟军的若干武器，但其他涉案的日本军人供认，这些指控是捏造出来的。实际上，从未发生过“主动的抗日行为”。

唯一的确实的反对日本统治的造反是1945年5、6月间发生在卡布阿斯河上游的上候（Sanggau）附近的达雅克人起义。他们杀死了一伙日本人。（译者注：据归侨作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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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所著《卡布阿斯河》（2003）一书介绍，达雅克人曾全歼日本海军特警队头目中谷率领的一队日军。）

日军的大屠杀摧毁了当地马来人的杰出人物。原先的坤甸苏丹死在监狱。他的儿子邦格兰·阿迪帕蒂（Pangeran Adipati）和邦格兰·阿贡（Pangeran Agung）被砍头。其他西婆罗州的当地首领全被处死。还有许多官员和战前荷印时代的官员、战前的民族主义团体成员、记者、医生、教师、欧洲人的妻子以及任何长得像欧洲白种人的人都被围捕和杀害。遇难者中有一些是华侨富商，他们被怀疑垄断贸易、大发横财。坤甸Kakyo Toseikai（华侨统制会）的会长黄业纯被严刑拷打致死。可能是其堂弟、山口洋的一个会长、制冰厂的企业主黄业江也被杀。

有一份无名氏的陈述描写了处死的方式：

“在下半夜，他们从监狱里被提出来，头上套着一个布袋、他们像动物牲口一样被装进卡车，并运往东万律附近的一座未竣工的飞机场。在那儿他们被活埋或被斩首，然后被抛进预先挖好的埋人大坑。”

《婆罗州新闻》曾报导说“阴谋者”都被枪决。但是1947年挖出尸体时，很显然多数人是被砍头的。

多数死刑在东万律近郊实施，至少进行过8次。刽子手均选自特警队，他们不像宪兵队那样受过职业训练。特警队队员大多是农村青年，受教育很少或没有经过职业培训。也许因为如此，他们似乎十分乐意执行死刑的命令，通常是用剑将受害者砍头。

《婆罗州新闻》指出，大逮捕发生在1943年10月。第二次的“扫荡”是在1944年1月24日，起因是在山口洋抓捕了一名携带禁用的无线电收音机的华人，接着抓捕了一大批残余的阴谋者，他们大多是华族商人。在日本人和当地警察的拷打下，被捕者承认参加了阴谋活动。他们当中有前商会的会长陈昌兴，他也是山口洋的华侨统制会的领导人。他被指控谋划建立一个在重庆政权领导下的自治的西婆罗州。日本当局还宣称山口洋的阴谋者图谋对日本人下毒。又说华人囤积居奇、破坏经济。这桩“华人事件”将华人作为替罪羊，把日本占领者自己的政策所造成的战时经济萧条归罪于华人。

另外的受害者都于1944年12月至1945年2月在坤甸的榴莲港飞机场被特警队和警备队队员砍头。他们被埋在被强迫为自己挖好的埋人大坑里。搜查武器和收音机的军官只查获两支左轮手枪，但是日本搜索队在行动中没收了许多贵重物品、钱财、珠宝和黄金。这时期很多华人远离市镇逃往内陆，或迁到他们的橡胶园。

四、 后果 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婆罗州的日本军民被澳军转移到沙劳越。在此之前，日本人把有关坤甸大屠杀的文件全部烧毁，他们一致坚持说有“反日阴谋”。1945年10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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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澳大利亚军队代表盟军（译者注：当时的长官是澳洲第九师团长厄斯狄将军）登陆西婆罗州。随同者有少数荷兰官员作为“尼加”（NICA），即荷属东印度民政机构的第一批代表。他们在数月之后重建了殖民政府。

大屠杀的消息很快爆光。坤甸的中文报纸《中华日报》于1945年10月16日第6版发表了10月14日致盟军和尼加的，用中、英、荷三种文字书写的公开信，揭露日军大屠杀的暴行、要求严惩罪犯，并欢迎盟军的到来。

1946年1月至2月，约有111名较低层次的日军人员从古晋被押送回坤甸，以接受盟军临时军事法庭的审判。主要的战犯则在东京受审。1948年1月，坤甸的盟军军事法庭判处参与大屠杀的7名战犯死刑，另外5名分别被判处10年至20年不等的徒刑。

战后印尼人和华人共同成立“纪念遇难人士委员会”，推举坤甸的新苏丹为荣誉会长，并于1946年年底建立了纪念碑。1947年举行追悼会时，估计的死难人数是：约有1000人在东万律附近的“柯普洋”（Kopyang）被杀；在榴莲港飞机场有270人被杀；有150人死在道房（Ketapang）；13人被埋在前市长官邸后面；6人在狱中被杀；13人被埋在一座教堂后面，总共约有1500人被杀。经证实，其中有欧洲人21人，土著印尼人559人，印度人18人，最多的是华人有854人。

1944年初，由于全西婆罗州的领导人员被消灭，当地行政机构成为真空。日本占领军从马辰调来大约60名马辰人以填补空缺。因为坤甸已成为一座鬼魂之城。

（2008年5月4日译）

日本方面对“坤甸大屠杀”的说辞

凌彰（摘录）

厦门大学出版的《南洋资料译丛》2007年第3期发表了乔云翻译的《坤甸事件的历史考察——印尼西加里曼丹的日本军政》一文。作者是后藤乾一。原文载于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1983年出版的田中宏编《日本军政与亚洲的民族运动》一书。

后藤在文章中对于二战期间日军的“坤甸大屠杀”暴行，罗列了日本方面的说辞，反映出日方坚持其帝国主义的立场观点，将“坤甸大屠杀”淡化为“坤甸事件”“过火行动”“战时对敌对行为的预防措施”等等，意图混淆视听，为日本侵略军在印尼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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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丹州大规模地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各族人民的滔天罪行进行开脱。现将文章中的日方说辞摘录出来，以供分析批判和铭记这段惨痛的历史。

日本方面的说辞：

（一）战后日本出版的《在印尼的日本军政研究》一书（未说明出版日期、作者和单位）称：

“坤甸事件始于1943年秋南加里曼丹州府马辰发生的所谓哈加事件。旧荷兰当局的婆罗州知事J.B.哈加等人企图反日，有情报说根据审讯结果，坤甸也有相关人员。这是对日本军政持批判态度的各派势力在亲荷分子的领导下企图杀害日本人的说法。而且同年9月、11月、1944年1月及8月，日方对知识分子、土著、华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规模逮捕，许多人未经审判便被处死了。尤其是治安当局对荷兰统治下的特权阶级——土著们和抗日情感很强的华人采取了严惩的对策。”

另又写道：“对告密的奖励促成了这个大规模的事件”“虽然作为叛乱事件进行了处理，但却是挑动反日感情的事件”。

（二）战后不久，坤甸的日本军政当局相关人员于1946年7月20日向盟军提交的报告《西婆罗洲民政部坤甸州知事厅复员报告书》称：

“坤甸事件是从（日军）占领初期开始策划的，由历来互相敌视的土著、华侨、旧荷印时代的印尼人高级官员、印度人、阿拉伯人等组成大联盟，决心杀死日本人的事件。其起因是（日本）军政的非法压迫使一般原住民郁积不满、还有作为牧民官的军政要员的弊政，以及由于日本商社的进驻所导致的经济性打击而引起的反感等。最根本的是历史的原因，即当地从旧荷印时代开始潜在的、屡屡发生的华侨当中的独立运动。可以说，这充分表明军政当局与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日军一样，最害怕华人社会的抗日力量。”

（三）战后过了三十年，从坤甸被遣返回日本的日本军人、军属和日侨成立了名为“坤甸赤道会”的联谊会，并出版会刊《赤道标》（1975年2月）和《续·赤道标》（1976年3月）。

两期《赤道标》将事件归咎于特警队的“过火行动”。例如一名曾任坤甸州知事厅的司政官指出：首先“在军事威力的背景下，在特警队中认为自己最了不起的思潮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以无视人权、以势压人的态度对待居民。”又说：“我无论如何也难以认为那些人品很好的土著和民政部门的印尼高官及医院院长等权威人土会成为主谋，并策划了可怕的（下毒）阴谋。如果真有此事，似乎与没有同情心的警备队员平常对待当地人的、容易感情用事的、旁若无人的态度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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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坤甸市警察厅长生田宽太郎（已故）战后作为战犯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他于1951年12月1日写了题为“报国回顾”的（不认罪的笔供）草稿。文稿写道：

“坤甸事件由两个抗日阴谋组成。第一次事件是为了“使旧荷属西婆罗州独立”，由民政部门的当地知识分子高官和有实力的华侨等充当主谋。他们利用所有的合法条件致力于反日宣传和发扬民族意识，由民族主义政党大印尼党与中国共产党党员大联盟、结成民族战线，图谋武装起义。……此计划偶然被海军特警队的警报网探知，其部分骨干分子于1943年10月被捕后，便临时潜入地下，剩余的骨干试图利用1944年2月11日纪元节举行庆祝宴会之机会，毒杀海军警备队和民政部官员，并乘乱在全州同时武装起义，歼灭残余的日本人。但因事前被探知，以未遂告终。”

“关于第二次抗日事件，“报国回顾”写道：在战局对日本愈发不利时，为了建立荷属东印度华侨领导的西婆罗州共和国，在该州华侨中掌握了经济及政治的华侨团体——协和总会会长陈昌兴充当主谋，试图通过全州华侨的武装起义，杀死当时进驻的约300名日本海军警备队员和300名海军民政部及商社职员，以便恢复日荷统治前的华侨罗芳伯的统治体制，但在伺机实施计划前，被特警队检举，未遂而终。”

生田宽太郎认为，“抗日阴谋实际上是存在的，那是战时的敌对行为。因此，为了一举消灭反抗分子开始了检举。”

（五）后藤认为：“日方总认为是“部分相关人员做得过火的可恶的事件”或“战时对敌对行为的预防措施”，而印尼方面则认为是针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抵抗运动，而予以积极的评价。”

后藤又写道：“根据印尼共和国政府情报部1950年代编纂的《印尼共和国·加里曼丹州》的记述，印尼将抗日起义定性为不是部分亲荷分子的阴谋，而是针对（日本）残酷军政的有计划的民族主义抵抗运动。……在坤甸事件的全过程中，印尼方面的被杀害人数为一万人，其中仅就士侯、酋长、苏丹等土著阶层一族来看，至少达到300人。另据印尼出版的《坤甸事件——加里曼丹史黑暗的一页》一书的估计最少也有4000人，但也有人说被杀者达到两万人。而在日本方面，例如《续·赤道标》中出现了约有2130人被杀的数字，但这只是被日本军方判处死刑的人数。……印尼政府于1977年在东万律建立了一座“永久”刻下这个悲惨事件的纪念碑。在写有“1942~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下战争牺牲者的墓碑”的纪念碑底部，刻有栩栩如生的日军行刑场面的系列浮雕。而且西加里曼丹当局宣布把日本军方判决事件领导人死刑的6月28日定为‘西加里曼丹的悲痛日’。”

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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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菲律宾《世界日报》1982年11月5日报导，法新社转引日本共同社时报告称：有4名前日本军人在名古屋供认，1943~1944年的“坤甸事件”约有1600人被杀。那时的所谓阴谋下毒案和武装叛乱案是伪造出来的假案。

（200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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