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思想艺术成就商榷

《孔雀东南飞》思想艺术成就商榷

作者：罗万忠

来源：《黑河教育》2008年第03期

《孔雀东南飞》作为高中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之一，长时期以来一直受到较高的评价。人教社大纲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者称“《孔雀东南飞》是保持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与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与该教材配套发行的教参，封其为“我国古代最优秀的民间叙事诗”。还有人推崇其为“艺苑的奇花，也是历史的镜子”。人教社课标版教材舍弃了许多传统课文，但却将该诗编入必修2第二单元，并在单元教学提要中指出“这一时期（指先秦到南北朝）产生了在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上都堪称后世诗歌典范的伟大作品……为唐代诗歌高潮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教科书配套使用的教参指出：这首诗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很高，历来备受人们称赞。虽然文学鉴赏是一种个性化的活动，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毕竟还有一些为大家共同认可的元素，这些元素理应得到足够的尊重和认同，它们是文学鉴赏活动得以扩展开来的基础和前提。认真研读原诗，我觉得《孔雀东南飞》的思想艺术成就并不像上述评价所显示的那样高，主要理由如下：

一、主要矛盾设置不恰当

真正的精品，必定会揭示极具典型性的高度集中的矛盾冲突。《孔雀东南飞》不具备这样的特性。诗前的小序“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几句将刘兰芝置于被压迫者的地位，并明确指出因这种压迫而自杀的结局。开头部分，刘兰芝向丈夫诉苦时也强调自己的勤劳无辜。“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刘兄劝妹再嫁时，刘兰芝的回答是“处分适兄意，哪得自任专”。还有，焦仲卿想留下妻子的合理要求，也遭到了母亲的粗暴训斥和断然拒绝。“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把这三者联系起来看，不难得出结论：在作者看来，此故事的主要矛盾冲突应该是追求爱情和幸福生活的青年男女与蛮横霸道的封建家长之间的矛盾。现在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认为该诗“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和封建家长制的迫害为矛盾冲突的线索，也可以说按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别离、抗婚、殉情的悲剧发展线索来叙述”。 认真研读原诗便不难发现，上述观点似是实非。

首先，从刘母对待兰芝的态度足以看出，当时的家长，至少一部分家长并不是专断的。况且从理论上讲，无论焦母还是刘兄，以及除了刘兰芝和焦仲卿以外的任何人，不管他们的力量有多强大，终究是外因，他们中无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该对事情的最后结果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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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该诗所写的内容来看，家长的反对、阻挠，也不是导致悲惨结局的主要原因。按照作者的意图，家长的反对、阻挠是主要矛盾。于是，他先强调焦母的蛮横态度，她对于儿媳妇刘兰芝很是不满，要求儿子“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当儿子苦苦求情时，仍然用一顿斥骂来回应；再强调刘兄不仗义，他不理睬妹妹的痛苦，宣称“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甚至我们还可以顺着作者的思路再发挥下去，找出焦母和刘兄更多的过错来。但是，我们切不可忽视，这二人对焦仲卿和刘兰芝并没有采取什么强制性措施，要求他们对事情的最后结局承担主要责任，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在我看来，焦仲卿、刘兰芝两个当事人是导致悲惨结局的主要原因。他们虽然都声称深爱着对方，但他们的行动却与他们的思想相距甚远。请看：在婆媳矛盾中无计可施，只好让妻子暂时回娘家的是焦仲卿；妻子回娘家后没有前往探望问候的是焦仲卿；听到刘兰芝再嫁的消息后，没有冷静思考、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只知埋怨讽刺的还是焦仲卿。正是他的不作为，才逐渐消磨尽了刘兰芝的信心，令其备感痛苦以致绝望自杀。如果他的态度积极一些，行动主动一些，事情不会这样糟糕。再请看：在丈夫面前诉说婆媳矛盾，增加焦仲卿心理压力的是刘兰芝；主动要求回家，进一步激化矛盾，将自己置于极被动处境中的是刘兰芝；回到娘家后没有运用智慧请母亲出面帮助保护自己的是刘兰芝；面对尖锐矛盾，以死求得逃避和解脱的还是刘兰芝。试想，假如她多一些忍耐，多想点办法缓和与婆婆的关系，像卓文君那样巧妙地求得家长的理解和帮助，事情断然不会不可收拾。

概括起来就是：真正断送焦、刘爱情，使两个人自杀而死的，主要不是外界的压力，而是他们自身。将家长的压力作为主要矛盾，忽视焦、刘两人思想和行动严重脱节的事实，很显然是用次要矛盾掩盖、代替主要矛盾，是极不恰当的。

二、主要人物形象不可取

真正的精品，必须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塑造统一的、真实可信的、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孔雀东南飞》没有塑造出这样的人物形象。

认真研读原诗以后，我的观点是：作者对焦仲卿和刘兰芝的评价是失当的，他没有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却肯定了不该肯定的东西，使得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因不统一而不可取。 首先，焦仲卿的思想性格缺乏统一性。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人，倘若他真心爱一个人，就必须为对方的终生幸福负责，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焦仲卿却不是这样的人。他虽曾向母亲表白自己对兰芝的爱，也曾与母亲争辩“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似乎很爱兰芝，但在母亲的坚持下，他还是退缩了。分手时，他也曾对刘兰芝信誓旦旦，然而却没有前往探望，甚至也没有写一封信表示安抚；听到兰芝将再嫁的消息后，急匆匆赶去后阴阳怪气地讽刺刘兰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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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面对矛盾，不是积极想办法消解，而是被动等待，矛盾怎么能够自行消除？事关终生幸福，自己都不尽全力去争取，甜美的爱情怎么能够从天上掉下来？此种表现，只能说明焦仲卿优柔寡断，甚至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根本不值得刘兰芝去爱，更不值得刘兰芝为他去死。对于这些本该否定的东西，我们没有发现作者在什么地方予以否定。

还有，在诗的前半部分，焦仲卿宁肯自己吃尽苦头，也要满足母亲的无理要求，这是何等孝顺的儿子！然而，在诗的结尾部分，他决计自杀时，竟然令人毛骨悚然地说：“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将这种恶意报复之举施用于亲生母亲，其心理之阴暗令人不寒而栗。对于这些本该彻底否定的东西，作者不仅没有予以明确的否定，反倒给人以想予以肯定的嫌疑。在诗中，对于焦仲卿言行的前后不统一，作者没有作任何交代，因而使人物的思想性格呈现出明显的断裂。

其次，刘兰芝的思想性格也是断裂的。尽管有人撰文对刘兰芝大加赞赏，称刘兰芝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然而，认真深入地研读原诗之后，我着实不能认同这种观点。

当然，我不想否认，当刘兰芝即将离开婆家时，她主动与婆婆告别，并诚恳地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与小姑子告别时，更是依依不舍，“泪落连珠子”，并叮嘱“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一个明礼识体、温婉善良的形象立于读者的面前。然而，这并不是刘兰芝形象的全部。试想，假如刘兰芝真是一位良善之辈，在自己接连遭受伤害以后，更应该知道凡事不可太自私，应该多站在他人的立场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浅显道理。那么，即使除了自杀，再无别的办法解决问题了，她也应该在拒绝媒人的提亲后自杀，断不该在答应嫁给太守的三公子，然后在结婚大典之日“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要知道，此举对太守一家的伤害有多深重！要知道，太守一家并没有迫害刘兰芝，却遭到这样的伤害，这是多么的无辜！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去伤害无辜，这怎么能够算是善良者？对于这些本该否定的东西，我们没有发现作者在什么地方予以否定。在没有任何交待的情况下，这两个性格侧面同样无法统一在刘兰芝的身上。

三、主题不明晰

任何文学作品，其主题都是在充分展示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得以揭示的。在这一过程中，作者都会或显或隐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增加主题的明晰程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在作品主题的构成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然而，《孔雀东南飞》却明显违背了这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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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背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门第观念的影响。家庭门第不太高的刘兄，半是劝说半是强迫地要求妹妹嫁给太守家的三公子，表明至少在他的内心深处想通过妹妹再嫁与真正的官宦之家建立起亲密关系，从而获取好处。同样也是门第不显赫的焦母，在得知儿子想殉情时，如此劝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可见，在上述二人的心目中，门第观念是拥有很高地位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太守家的表现。得知刘兰芝回家的消息后，“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如此积极主动的求亲，再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在太守一家人看来，两家人联姻，门第是根本不值得考虑的一个因素。这种观念与焦母和刘兄是完全不同的。没有从门第差距中得到什么好处的焦、刘两家人，竟然如此遵奉门第观念，真正享受门第观念带来的好处的太守一家人，却对门第观念如此不以为然，如此交待，其间的合理性何在？其二是家长的作风。作为家长的代表，诗中的焦母和刘兄都很蛮横霸道，作决定时都不顾及亲人的切身感受，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反映了家长制的弊端。然而，我们不要忘记，诗中还有一个很招人喜爱的刘母。当她得知女儿不同意再嫁的态度后，是那样的理解和同情女儿的遭遇，支持女儿的决定，于是一辞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兄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再辞媒人说“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丝毫没有独断和强迫。再者，从诗中我们能够找到焦仲卿与母亲“斗争”的证据，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刘兰芝与哥哥“斗争”的证据。这不能不令我们感到十分困惑：在上述两种类型的家长中，作者究竟肯定哪一类，否定哪一类呢？推而广之，我们也就无法确切地知道，作者借这个故事，究竟想歌颂什么，尤其是他想批判什么。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使得我们在归纳该诗主题时，无论称其批判门第观念还是批判家长制，均显得证据不足。换言之，由于作者主观态度的含混，使得该诗的主题也变得缺乏最基本的明晰度。

综上所述，从主要矛盾设置、主要人物形象塑造、主题的揭示三个方面来衡量，《孔雀东南飞》都乏善可陈，其思想艺术成就并不像有些人说得那样高。 （责任编辑付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