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Ｄ２年第６期 ＦＵＤ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６ ２ｏ０２ ・晚清史研究・ 洋务派“外须和戎”浅析 ——利国与误国共存 杨宏雨 （复旦大学社科部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内部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在敌强我弱的形势 下对外和戎，以一定程度的妥协、退让争取时间、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实现自强的目标。这在当时是 无可奈何下的一个明智的选择。 ［关键词］和戎抗争爱国误国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６．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ｆｆ２５７—０２８９（２ｏ０２）０６—０７—００７ 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Ｓｅｅｋ￣Ｐｅａｃｅ ｔｌ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ｓｅ”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ｔ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０ｔ｝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ｉｎｇ ｔ｝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Ｙａｎｇ Ｈｏｎｇ—ｙ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ｉｅｎｃｅｓ，Ｆｕｄａｎ Ｕｍｖｅｒｓ＠， ２００４３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ｐｉｕｍ Ｗａｆ，ｗｉｈｔｉｎ ｈｔｅ Ｑ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ｄ ｂｙ Ｌｉ 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ｈｅｌｄ ｔｈａｔ，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ｗｅａ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ｏｒｃｅｓ，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ｗｉｓｅ ａｈｅｍａｔｉｖｅ ｗａｓ ｔｏ ｓｅｅｋ ｐｅａｃｅ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ｓ ｓａ ｔｏ ｇａｉｎ ｍｏｒ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ｏ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ｅｅｋ ｐｅａ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ｄ，ｌ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ｒｍ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一卷 ９。ｐ４３］是晚清洋务运动重要的指导方针。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长期 以来，学术界把研究的重心多放在“内须变法”上，对洋务派的对外思想“外须和戎”则着力不够。本 文拟对洋务派的“外须和戎”思想作些考察与辨正，以期全面、准确地理解历史。 一、“攘夷”与“和戎”：面对“千古变局”的不同反应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鸦片战争的意义决不仅是英、中之间的战争，而更是先进的西方对落后、 古老的东方的挑战，其实质是要让“东方服从于西方”。鸦片战争奏响了列强对华大规模殖民侵略 的序曲。随后，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内，列强又先后掀起了四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借助于战争的 胜利，它们强迫中国割地、赔款、通商、签订不平等条约，建立起半殖民地国家所特有的条约制度。 在条约制度的庇护下，列强在中国办工厂、建学校、修教堂、设租界、走私鸦片、拐卖华工、抢夺租借 地、划分势力范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在前所未有的屈辱和痛苦中走向近代、走向世界。 ［收稿日期］２０Ｏ２—３—２０ ［作者简介］杨宏雨（１９６５一）男，江苏淮安人，复旦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７４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进人近代以前，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以广阔的疆域、丰富的物产、灿烂的文明雄踞 东方。绵长、久远的华夏文明始终走在东方世界的前列，始终与周边文明维持着中心与边缘、优势 与劣势、先进与滞后的关系，成为周边民族模仿、学习的榜样。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尚的荣耀，并 加强了自春秋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华夏中心观”。鸦片战争以及随后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极大 地挫伤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优越感。这是一种先进对落后、近代对中世纪、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 的挑战。与西洋先进的近代文明相比较，这次落后的不是“外夷”，而是号称文明古国却又妄自尊 大、不思进取的中国。拥有坚船利炮的“夷人”要按自己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并迫使中华民族如果不 想灭亡的话，就必须放下架子，师法夷人，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两极相逢，东西对 撞，传统的中国社会遇上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１８４６年，清人黄钧宰率先以“古今之变局”来 概括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中外一家”之势 ｐ６２４］。稍后，徐继畲在其著作《瀛环志略》中也把西方 殖民者东来、印度及南洋诸岛相继变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的态势称为“古今一大变局”《瀛环志略．凡 例》。同一时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面对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把握时代脉搏，发 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 第二次鸦片战争更深刻地震憾了中国。在这次战争中，“蛮夷”们不仅骚扰了帝国的沿海，而且 还攻占了京畿，焚烧了圆明圆，迫使天朝皇帝出逃并死在热河。战败的后果更严重了：通商口岸由 五口扩大到十六口，拱卫京师的天津也在开放之列；不仅要通商，还要公使驻京，还不允许在公文中 提有辱洋人的“夷”字……。伴随着这些残酷的事实，“千古变局”为更多的人所认同。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 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 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 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Ｉ３－￣２４－ｐ¨ｊ李鸿章的这段话代表了在经 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后国人对时局的看法。 怎样应对这一千古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呢？顽固派的对外态度很简单：“攘夷”。倭仁说： “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 百年未有之辱，……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哉？” ｔｏｏｊ说得好，很有骨气。但怎样 攘夷、复仇呢？他们却提不出一个好主意。他们不顾西方强盛、中国衰弱的事实，用“洋人以势力 胜，中国以礼义胜”ｌ 一ｐ８ ；“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 强” ｐｌ １３ｏ］来慰藉自己。他们以仇洋来表示自己的爱国，竭力反对在中国造炮、开矿山、筑铁 路、架电线……，把洋务派学习西方、师夷长技的举措斥为“用夷变夏”、“自卑尊人”、“师敌忘仇”。 他们用来拯救中华的唯一妙法就是复古、守旧。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 心不在技艺。”［４－ｔｏｏｌ徐致详主张：“恪守祖宗成法，以固结民心，以永保天命－［７－ ；杨廷熙说：“纪纲 立、号令行、政教兴，洋人虽众，机器虽利，轮船虽多，断不敢肆行无忌也ｏ＂［４－ｒ＇４６ｊ面对千古变局，顽固 派始终跳不出传统思维，拿不出一个可行的好主意。攘夷、自欺、仇洋、守旧，在顽固派的思想中是 四位一体的，守旧则是其核心。对于顽固派的这种以守旧为核心的攘夷之策，李鸿章一针见血地批 评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又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 其效也。”［３－￣２４－ｐ ‘］ “泰西之轮，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未有之创局。”（曾纪泽语）“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薛 福成语）“西洋之人中国，诚天地一大变。”（郭嵩焘语）“西人之人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丁Ｅｔ昌 语）……对“千古变局”的认知是洋务派主张和戎、师夷、变法的理论前提。当时直接用“变局”、“古 今变局”、“千古变局”等词来描述鸦片战争后西人东来、引发晚清社会大变动的洋务派人士，除李鸿 章外，还有奕诉、沈葆桢、丁Ｅｔ昌、曾纪泽、薛福成、郑观应、郭嵩焘、王韬等。 与顽固派的自欺欺人不同，洋务派敢于直面现实，承认敌强我弱，“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 ７５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国” ＿巷 一 ；承认“蛮夷”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不逊于甚至超过中国。比较中西，冯桂 芬指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 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校邰庐．制洋器议》。他们抛弃传统的“华夏中心观”，承认“西洋立国二千 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８一 １２４ Ｊ，“其风土人情实有远出我中国上者” Ｐ４３ ；中华文明并不代表世界 上的最高文明，“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ｌ～１５－ｐ４１，“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 非中土所及。”＿ｌ＿巷ｒ卜ｐ７ Ｊ他们尽量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异域文明。王韬说：“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 外，而系于礼之有无。” ｏ－ｐ１４８ Ｊ郭嵩焘认为：西洋各国“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 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ｌ卜￣４８１基于比较合理的“中西观”，他们不再怀有闭关绝市的梦想， 确认开放、通商乃是大势所趋，“华夷混壹局势已成，吾辈岂能强分画界？”【卜巷ｌ—ｐ９ Ｊ‘‘中外通商之举， 将与地球相始终。”［１０－ｐ２５３ Ｊ “和戎”是洋务派对外的基本主张。鉴于敌强我弱、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都“远逊于西洋” 的事实，洋务派反对不顾实力、“逞意气于孤注之掷”、与洋人一见高低。曾国藩说：“驭夷之法，以羁 縻为上＂［１２－卷３３－ｐｍ Ｊ。李鸿章说：“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伐者后必不济，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 各国又岂有异者？”【卜卷 ．２７ Ｊ隐忍、退让、力保和局是洋务派在对外问题上的共识。 “和戎”并不等于投降，也不等于固守已有的局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是中国传 统的民族精神，含有不甘示弱、不甘沉沦、发奋图强、自图振兴的意思。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与 “千古未有之强敌”，洋务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从传统中汲取有益中国进步的理念，倡导自强。奕 沂说：“立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ｌ 一ｐ４６６］李鸿章说 “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ｌ一￣－ｐ３７１洋务派的其他成员也有类似的言 论。师夷长技、学习西方是洋务派自强运动的中心内容。李鸿章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 器” ４。卷 ｐ９－１０ Ｊ，又说：“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数万里之外。中国 若不认真取法，终无法自强。窃谓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３＿卷 ｐ１６］薛福成 则明确把洋务运动的宗旨概括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 人不敢蔑视中华。”＿ｌ 一ｏ５５６ Ｊ为了自强、自立，洋务派认为，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率由旧章维持下去，他 们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古训为依据，提出“法贵变通”的思想，要求清“稍变成法”，在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方面做出某些改革，从而适应以学习西方为核心的自强事业的需要。 “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 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 而我脆ｏ，，Ｅｌ５－ｐ５ 甲午战败以前，洋务派的变法实践虽然停留在军事、经济领域，但已有人注意到了 约章和制度方面，认识到全方位变革的必要性。很显然，和戎、师夷、变法、自强在洋务派的思想中 是多位统一的。和戎是前提，自强是目的，师夷、变法则是手段。 稍微比较一下就能辨别顽固派以守旧为核心的攘夷之策与洋务派以和戎为前提的自强方略的 优劣。 正义的反抗者，这是攘夷论者的全部合理性。但他们不明白中国的旧传统、旧文明虽好，但已 是明日黄花。面对先进的西洋近代文明的挑战，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开放、变革、现代化。正义或 非正义并不能裁决一个民族的命运，关键要看它能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顽固派不顾中国实力， 不识世界大势，一味攘夷，其结果只会延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绝不能减缓民族的灾难。 与顽固派的攘夷相比，洋务派的和戎体现了一种冷静、一种理性。他们意识到中国没落了、衰弱了。 人强我弱，人攻我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只有虚心地学习别人，深刻地检讨自 己，中国才能逐渐走出当时的困境。洋务派尽管只是朦胧地意识到世界大势，甚至还有浓厚的“卫道”意 ’，但主张变革、开放、师夷长技、以新卫旧、以西补中，则仍比顽固派高出一筹。而实际结果也是这样， 洋务派以“和戎”为前提的自强新政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导演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初一幕。 ７６ 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二、维持“和局”下的抗争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在列强炮火的轰击下，被迫开放，领土受到侵占、主权遭到损害，呈现出 半殖民地化的趋势。怎样应对日渐加深的半殖民地化？洋务派的做法是：维持和局，尽力抗争。 所谓维持和局，就是承认目前的条约体系和半殖民地状态。曾国藩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 起兵端，唯有委曲求全一法。” ６。卷 Ｐ４８ Ｊ李鸿章更进一步提出：“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 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理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３－￣ｚ４ ｐｌ２一洋务派维持和局的思 想包括： 改变战和不定的思维，以和为大局、大计。曾国藩检讨道光、咸丰两朝的对外，对同治帝 说：“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使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 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ｌ６。卷２９－ｐ４９ Ｊ 李鸿章也要求改变道、咸年间中外交涉“朝令夕更”的做法，确定以和为主的意识，并说：“和局翻一 回更坏一回，求如前约之粗疏而不可得矣。”［１－￣２Ｏ－ｐ５５ Ｊ 信守和约。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利用彼强我弱的形势强迫中国签订的有损中国主权的 和约。洋务派虽然也认识到“所定条款，吃亏过巨”，但鉴于当时中国的实力，都主张暂时接受这些 条约，作为处理中外关系的准绳。曾国藩说：“中外交涉，总以条约为凭。”＿ｌ 一￣２９－ｐ Ｊ李鸿章说：“各 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３一￣Ｚ４－ｐｍ Ｊ，主张在中外交涉中“谨守约章”。左宗棠也主张：“遇事守定条约， 礼以行之，逊以安之，冀中外相安无事”＿ｌ 一卷 。 隐忍退让保全和局。列强绝不会满足于已有的在华利益，总想利用各种机会借口扩大在华权 益。为了维持和局，洋务派的态度一般是隐忍退让。１８７０年，曾国藩怀着“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 心情，“力全和局”，向法国妥协，重惩涉及天津教案的中国人。１８７４年，文祥等人怀着“殊多郁愤” 的心情与日本签订《北京专条》，同意以赔偿五十万两白银的方式，换取日军结束侵台。１８７９年，清 坐视日本吞并琉球国。１８８５年，李鸿章在中国陆战已胜的情况下，仍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 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同意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中国“不败而败”，法 国“不胜而胜”。 毫无疑问，对外妥协、维持和局在洋务派的思想中是第一位的。洋务派之所以在中国日趋半殖 民地化的过程中选择维持和局作为中国对外的基本方针，一方面是基于对近代外交关系中“尚力” 原则的认知，另一方面是由于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 所谓“尚力”就是崇尚实力，就是主张以实力作为外交的后盾，根据实力决定自己的外交方针， 更进一步，以实力谋求自己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传统的中国以“天朝上国”、“万邦宗主”自居， 把一切中外交涉均看作是“理藩”，因而在对外关系中强调“怀之以德”、“以德服人”。这种自大和迂 腐曾在近代之初闹出过不少笑话，给中国带来过许多不必要的损失。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洋务派 逐渐认识到，“尚力”是西洋近代外交的基本特征。曾国藩说：“外国论强弱，不论是非。”＿ｌ６。卷 Ｐ４８ Ｊ 李鸿章说：“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 诎。”“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效也。”｛３－￣Ｚ４－ｐ¨Ｊ弱国无外交， 洋务派在长期的中外交涉中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他们在对外交涉中力主维持和局，实出于中国 国力弱小而导致的万般无奈。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一次又一次侵略中国，导致了中华民族极大的危机。但由于中国地 广人众、人民强烈反抗，加上各帝国主义彼此之间的矛盾纠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没有沦为列 强的殖民地，始终维持着半殖民地的地位。这就使洋务派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识：“洋人之利在通 商，无觊觎中国土地之心。”（郭嵩焘语）“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奕诉语）。“洋 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李鸿章语）。“泰西诸国……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 ７７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有奸谋”（左宗棠语）。透过这些洋务要人极为相似的话语，可以看出，这种错误的认识在洋务派中 间是广泛存在的。它直接滋生了洋务派以和戎为主的外交思想。 妥协不等于投降。维持和局也不等于不抗争。洋务派在主张以和为主、维持和局的同时也非 常强调抗争。洋务派的抗争具体地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师夷”、“自强”的发愤意识。基于对近代外交尚力的认知，洋务派认识到，实力是国家领土、主 权的保障；只有国富民强，才能中外相安，才有真正的和局可言。为此，他们主张师夷自强，即通过 学习西方的长技增强中国的经济、国防实力，以中外实力的平衡来达到抵御列强侵略的目的。李鸿 章说：“从来御外之道，必然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柔用刚，要当预修武备，确有可以自 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３一卷 ｐ３０］丁日昌把洋务派借和局图自强的抗争意识 表述为：“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１８－￣ｅ６－ｐ３２］毫无疑 问，洋务派的自强思想包含着一种长久的积极抗争意识。 洋务派长久的御侮图强措施主要包括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三个方面。军事上，以“求强”为口 号，仿效西方建立新式军事工业，创办海军，装备、编练新式陆军；经济上以“求富”、“稍分洋商之利” 为目标，建立以官办和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的新式民用企业；文化教育上，建立新式学堂，学习西方 语言、科技、军事，派遣留学生。洋务派的自强活动，虽然由于中体西用的矛盾、顽固派的阻挠、布新 多除旧少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总体上是失败的，但它却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和 国防实力，大大地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防俄宜先，防日尤亟的国防观。１８６１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奕诉等人就上书咸丰皇 帝，剖析当时中国的内外局势，指出：“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壤地相接，有蚕食 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 为先，制俄次之，制英又次之。”［１９－ｐ２６７ ｊ灭发捻先于制俄，制俄又先于制英，并不是因为在洋务派的 思想中阶级矛盾重于，而是因为在奕沂等人的心目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亡国重于失 地，失地又重于丧权失利。 “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 一 ＂Ｊ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尽全力扑灭了心 腹之患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亡国、亡天下的危险暂时解除，开始着手解决长久之患。鉴于中 俄腹地相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乘火打劫，强占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的强盗行径， 洋务派继承林则徐等先觉者“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防俄议论，提出防俄宜先的思想。丁宝 桢说：“各国之患，四肢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ｚｏ－－￣１１－ ｊ左宗棠说：“俄人 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已久，发机又速，不能急为之备。”【１２－￣：１１－。ｐ４７－４８］尽管 在１８７４年的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等有放弃西北的意图，但毕竟只是少数，洋务派的大多数人是主 张海防、塞防并重的，即防日、防俄并重。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沙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兴筑，防俄论 进一步高涨，并有压倒防日论的趋势。在防俄论的影响下，清于１８８４年在建省，并明显加 快了东北、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后，日本“以强兵为富国之本”，很快暴露出对外扩张的 野心。在洋务派人士中，较早觉察到日本侵略野心的是李鸿章。七十年代初，他在与日本订立中日 《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时，已发现日本“一仿西洋所为，志不在小”［卜卷１１－￣］。１８７４年，日本以铁 甲船两艘侵我，引起洋务派极大的震动，促成了晚清海防大讨论。在讨论中，文祥明确提出“防 日本为尤亟”［５－ｐ３４ Ｊ的思想。李鸿章进一步拓展他对日本的警视，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 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３一￣２４－ｐ２６］，甚至主张放弃西北，全力关注东南。 １８７９年日本吞并琉球后，“防东洋尤胜于防西洋”的防日论再次兴起，并走向高潮，李鸿章利用这一 机会指出：“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我中国，耀武海滨，至有之役、琉球之废。彼既挟所有以 相凌侮，我亦当觅所无以求自强”，要求清速购铁甲舰，以敌日本，并警告说：“若机会一失，中国 ７８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３－￣３６－ｐ３ ｊ随着防日论的兴起，清对海防建设日益重视。 北洋海军的建成，的开发、建省，都与防日有着密切的联系。 毫无疑问，洋务派的防日、防俄思想是因看到了日、俄在侵略中国的诸列强中尤为突出的领土 野心，其以日本、沙俄为备战对象的国防建设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究竟防日与防俄哪一个更优 先，洋务派一直举棋不定。由于俄大日小，洋务派在力倡防日的同时又有轻日的一面。八十年代后 期，清的国防中心明显趋向于防俄，而这和甲午战役中国战败又有直接的联系＿２２。 。 对外交涉中随时抗争。洋务派主张和戎是在中国民穷国困、力量弱小时的不得已之举。作为 不甘沉沦的中国人，他们在对外交涉中随时尽自己一切可能为国家和民族利益抗争。洋务派在中 外交涉中的抗争主要表现有：一、利用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不平等条约是列强强加在中国身 上的绳索，但条约本身又是一种双方都应遵守的准绳。洋务派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按照条约， 不使稍有侵越”［ ｐ５Ｊ，“彼若不守条约而侵占，我之执约而拒之”【１２－３￣２９－ＩＭ ，即承认不平等条约的同 时，利用已有的条约维护尚未丢失的权益。二、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权益。国际法旧称万国公法。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曾利用国际法解决中英在“林维喜事件”上的纠纷。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奕沂等人成功地运用国际法解决了普鲁士与丹麦在中国渤海湾发生的战船纠纷之后，国际法在对 外交涉中的作用受到了洋务派的广泛重视。郭嵩焘认为熟悉公法为“今日办理洋务机宜”之 一［¨一 矧］。曾纪泽也提出中国“凡遇交涉西洋之事”应“常征诸公法以立言”。洋务派曾多次利用 国际法知识维护中国的权益，如中法战争中要求各国不得接济法船，１８９１年拒绝曾在美国煽动排 华的布雷尔为驻华公使等。其中尤以１８８１年曾纪泽运用国际法虎口夺食，迫使沙俄改订条约，为 国家争回部分领土主权一事影响最著。 失败的抗争办法——以夷制夷。“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提出的对 付西方列强的三种措施。洋务派在接过“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同时，也接过了“以夷攻夷”、“以 夷款夷”的思想，并把它合二为一成“以夷制夷”。“以夷制夷”的基本内涵是利用列强在华利益之间 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为中国拓展生存空间，防止列强联合起来共同侵华。刘坤一曾明确地说： “引狼自卫本属非计，然处此万不得已之势，若因应不善，则狼与狈共售其奸。” 一ｐ２１４９ Ｊ从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先后构想过联英敌俄、联日抗俄、联俄拒日等多种方略。每次战争前 夕，都与各列强磋商，希望他们出面调停维持和局，但几乎都失败了。中国在自身实力弱小的情况 下，试图通过“以夷制夷”的办法，抵御外国侵略，结果也只能如此。 “我为中国大臣，凡国家所关，我不敢不竭力争论，但凡有可通融之处，亦不坚持成见，致误 两国大局。”［２４－；￣－ｐ９］“办理外国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事本难以两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 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１４－；￣－ｒ６ ］上引的这两段话，前一段是李鸿章在中英烟台条约的交涉中 对威妥玛所说的话，后一段录自奕诉给同治皇帝的奏折。它们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中国 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弱国，经济实力、武器装备、士兵素质等方面都与列强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洋务 派在这种局势下以和为主、力保和局实出于无奈和不得已。 三、爱国与误国的并存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华民族已走过了那段屈辱和灾难的历史。今天，用理性的目光再回首看当 时洋务派的和戎对策，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它的动机去评判它。历史需要我们作更多的反思和辨正。 洋务派对外和戎、力保和局，从实际结果看，是利国与误国的并存。 如果我们不以成败论是非，能设身处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处境与心情，不难看出，在当时和戎是 一个必然的明智的选择。洋务派对外和戎思想的有益之处主要体现为：对世界大势和中国实力有 着比较清醒、理性的认识，反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卵击石、孤注一掷，避免国家和民族陷入更深 的灾难；把对外和戎与对外抗争相联系，有退让，也有力争；把对外和戎和师夷、变法、自强自立联系 ７９ Ｉ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起来，主张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和戎在此实际上是洋务派争取时 间、争取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求得自强、自立的一种手段。 洋务派的和戎又有明显的误国色彩。这主要体现在： 唯武器论。毫无疑问，武器的先进与落后同战争的胜负有着高度正相关关系。洋务派认识到 这一点，主张购买、仿造西洋火器、船炮，“尽其所长”、“夺其所恃”，达到抵御列强侵略的目的。这无 疑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明显夸大了武器的作用。奕诉说：“若用器先逊于人，则临阵更难 制胜”。李鸿章更把武器看作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认为：“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 恃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０＿卷７８－ｏ６１］，甚至把有无铁甲船看作是中国能否自强的前提，说什 么：“若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唯武器论是洋务派“有器不能一战”、招 致中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怯敌求和。战争是血与火的政治。战争的胜负除了与武器的优劣有关，还与人的胆识有关。 中国古代就有“夫战，勇气也”的说法。恩格斯也说：“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到了外国侵略者 压迫的时候，它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 人。”［ ｐ６３ ］中国作为一个弱国，自然应该尽量避免战争，但也应有正视战争的勇气，不能害怕战争， 更不能用丧权辱国去避免战争。洋务派在中外交涉中多方奔走，甚至用一定程度的隐忍退让以保 全和局，是应该的、可取的。但绝不应不作战争准备，一味避战求和，更不应在战争已经爆发时仍奢 望和平。洋务派的这种以和误国的例子也不少，典型的是１８７４年的日本侵台事件。面对日本的侵 略，李鸿章等人不是认真备战、竭力抵抗，反而说什么“边衅一开，以后乘危蹈暇，防不胜防”，“若我 军齐集，遽与接仗，即操胜算，必扰各口，恐似兵连祸结之象”ｌｌ＿卷 ｐ＂ｊ等等。结果清以五十万 两白银保住了和局，但实际上，“这种处理办法真正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无异是公告世界各国说： 这里有只准备赔款而不准备应战的富饶帝国。”［２６－０３ Ｊ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命运实际上在１８７４ 年已预示了。 对洋务派的对外妥协和戎，长期以来，学术界的评价是“”。近年来，还有人提起这种 论调。这一评价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洋务派特别是李鸿章签订了那么多条约、丧失了那么多民族权 益。其实，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简单的理由有两条：一、李鸿章或洋务派不是中国的最高统治 者，没有决策权，只能秉承最高统治者的意见而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二、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弱国。 在战场上的较量已告失败的情况下，屈辱求和是一种必然，洋务派中的某个人，如李鸿章，签订这些 条约是为“情势所迫，即使换另外一个人，也是不得不签的”ｌ 卜ｐ４Ｍｊ。 ［参考文 献］ ［１］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文海出版社 ［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Ⅱ）［ｚ］．上海：神州国光社，１９５４． ［３］李文忠公全集・奏稿【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文海出版社． ［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Ｚ］．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 ［５］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ｚ］．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 ［６］走向世界丛书・英轺私记［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６． ［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ｚ］．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 ［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９］逸经［Ｊ］第３３期． ［１Ｏ］瞍园文新编［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 ［１１］郭嵩焘奏稿［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３． ［１２］曾文正公全集・书札［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文海出版社． ［１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ｚ］．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 ［１４］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ｚ］．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文海出版社． ［１５］薛福成选集［Ｍ］．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６］曾文正公全集・奏议［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文海出版社． （下转第８８页） ８０ ｌ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引 … 川 本，为经典注入新内涵。中国历史上，在关键性的大转折时期，人们都成功地对经典做过现代化的 解读。梁启超说：汉代以来，人人都号称行孔教，孔子变成了董仲舒、何休，变成了马融、郑玄，变成 了韩愈、欧阳修，变成了程颐、朱熹，变成了陆九渊、王阳明，变成了顾炎武、戴震【１５－ｐ７０－７１］。这段话 反过来理解，就是上述诸人虽号称自己是最正宗的孔子，却都根据时势，对孔子进行了现代解读。 如果清能够直面现实，倾听民间的政治呼声，重新审定读经科的教材，对经典进行现代化 的解读，那么进入以后，讲经读经科很可能还能继续生存，在道德人心的建设上发挥作用。 但是，清完成了经典传授系统的现代化，却没有将经典的解读现代化。结果，泥沙俱下的 经典遭到抛弃，而传授经典的途径也随之废弃，儒学制度化的传授方式真正断了根。清朝把未解决 的难题抛给了，也没有完成对经典的现代化解读，几次尊孔读经，大都暗藏着陈旧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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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参阅潘向明．论甲午战争前十年间清朝的国防战略失误［Ａ］．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ｃ］．北京：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５． ［２３］刘坤一遗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２４］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文海出版社． ［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２６］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Ｍ］．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７］姜铎．略论李鸿章［Ａ］．孔令仁、李德征编．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ｃ］．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责任编辑周珉］ ８８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