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年猪是儿时过年的重头戏。可大戏何时上演,还要看老天爷的脸。农历进入腊月门儿,嗖嗖的西北风刮得人拿不出手来,村中的辘辘井台也冻成了山,就到了该杀年猪的时候了。因室外滴水成,最适合冻猪肉。还有肥猪再养下去会掉膘,精打细算的乡亲们都知道这个理儿。
乡亲们杀年猪不能赶在同一天。忙活一年到头了,老邻老居、七大姑姨、三叔二大爷、老少爷们,要凑到一起乐呵几天。
有一年村子闹猪瘟,我家准备育肥的年猪也未幸免。爷爷就在二十里以外花60元钱买回一头小白猪。猪虽小,但饲养的月份不少。爷爷说多喂些粮食催催肥,一家几口过年吃足够了。可改革开放之前农家没有太多的粮食,好在爷爷在离家较远的盐碱地开了一块小片荒。因苞米种的较晚,籽粒不饱满。爷爷就把瘪瘪瞎瞎的苞米粒子扛到碾坊碾压成两半儿,再用大铁锅烀熟了,又放些盐后拿来喂猪。快要杀年猪时,爷爷掐了一把猪的的胸口,足有三寸多厚。爷爷满意的说:“挺胖!能杀出二指膘。”那个年月,常年闻不到荤腥。年猪瘦肉率高是很恼火的事儿。全靠着杀年猪时炼些猪油,留作年吃年用。可会杀猪的二大爷见了另有打算。我家的年猪较小,请亲朋好友大吃一顿,就剩不了多少了。二大爷就串通好几家要好的亲戚朋友,择日一同杀年猪。可爷爷得知后执意不肯。尽管自家的年猪不是很大,可老的传统不能在自己手里给改了。气得二大爷丢下一句话:“这小猪除去抓的没有打的。尖儿从猪脖子扎进
去,从猪屁股漏出来,还要请大伙吃猪肉?瘦驴拉硬屎。”一甩胳膊走了。
亲兄弟没反正。我家杀年猪的那天,二大爷还是起了个大早,还叫来了堂哥。爷爷让我烧一大锅开水。他们三人抓猪、放血、穿梃子、捶猪、吹气、退毛、开膛收拾肠子肚子心肝肺,再灌血肠好不忙活。我也给爷爷帮忙了——给他递工具,比如杀猪刀,猪小也有个好处——好收拾。二百来斤儿的年猪,三四个人很容易翻来滚去。仅用小半天就搞定了。
等到吃晚饭时,一大锅菜、肥肉、血肠早就炖好了。大人们围坐在热炕上的饭桌前喝小酒,我们小孩子就站在屋地上眼巴巴地等着。这是爷爷面子上的规矩,小孩子怎敢与客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呢?我家住两间土房,没有那么宽绰的火炕。请的客人又多,小孩子只有往后靠一靠。二大爷见了对爷爷说:“老四啊!快盛些肉让小嘎们也跟着吃吧!都饿一天了。”爷爷半推半就的坚持着。“不忙!小孩子,过一会儿再吃。”忙了一天的堂哥赶紧穿鞋下地。“四叔!我们哥几个在柜盖上吃。反正我也不喝酒。”爷爷看了一眼二大爷,又笑着对堂哥说:“你二叔都发话了!你们哥几个就自己盛肉吃吧。”爷爷还吩咐我快些吃,吃完了就快些把菜炖猪肉给大娘、二大娘送去。
到了晚上,酒得人散后,爷爷把卸好的猪肉半子,包括头蹄下水放在盖帘儿上,端到粮仓子里冻上。又严严实实的关好了仓门,防止那些猫给偷吃了。爷爷边关仓门边自然自语:“吃的没有剩的
多。一半儿带拐弯儿,够了!”说罢又趴着门缝望一眼冻在仓房里的年猪肉。“猪虽小,可吃个全科。”
第二天,爷爷又起个大早。在自家院内,用秋季换炕面子时扒下来的旧土坯,垒一个三层坯高,一米左右见方的窝子。再拿上钏子,挑着土篮子到辘辘井边的饮马槽子里,把白如玉坚如石的块儿挑回来。然后把被冻得邦邦硬的年猪肉码放到窝子里,倒进块埋好后浇上凉水。一袋儿的时间被冻得嘎巴嘎巴响,铮明瓦亮浑然一体。这样冻起来的年猪肉不仅保鲜,也是小孩子们盼过年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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