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中土文化对佛经汉译的影响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Qilu Normal UniversityVol. 33 No. 2

Apr. 2018

论魏晋南北朝中土文化对佛经汉译的影响

施晓风

(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山东济南250200)

摘要：自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便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碰撞交流与互动影响，佛经 汉译的过程也受到汉语文化的影响和制约。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播与佛经翻译的重要时期，由于受到汉语韵 律化以及华夏民族尚偶心理和文化的影响，译经中大量使用双音节词与四字句式。通过调查统计，我们发现 译经中所用大量同义并列组合形式来自于中土文献的比重很高，因此有的专家认为译经双音词的大量使用推 动了汉语双音化的进程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关键词：汉语文化；佛经汉译；魏晋南北朝；双音节词；四字句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 4735 ( 2018 ) 02 - 0106 - 07

汉魏六朝以来，佛教经西域传人中国，伴随 着佛教的传播与佛经的翻译，佛学思想及西域文化 与中原本土文化在交流中不断碰撞、融合[1](93_99)。 在这种语言接触和文化互动的背景下，

一

实现了在中国的本土化。

魏晋南北朝是佛经翻译从开始到不断成长发 展的重要时期，从最初的口授到后来形成越来越 盛大的集团式译场，最终付梓的译文往往是经过 汉族知识分子反复过滤、筛选和修改过的文字。 佛经通过一系列靠近中国世俗的改革，竭力消除 自身“舶来”的陌生气息，主动从佛学思想教义 和佛经概念术语上全面地去适应和俯就魏晋时代 的中国本土文化，以便赢得统治者的赞助与支持, 方便中国读者阅读与理解，为佛教传入中国并得 以扎根发展做好了心理与文化的准备，从而有利

方面佛

经语言受到古典汉语的深刻影响，形成了 “既不 同于中国的世俗文学，也不同于佛经的印度原典” 的脱离活语言的“一种定型的佛经语言” [2](295_296)， 译经者在译经时从最初较为纯粹的质译，变为很 注意所译佛经适应汉语及汉文化，以文质结合进 行佛经翻译，尽力使之适合当时中国人的接受度 和迁就中国人的口味[3](2〇)，佛经与佛学才最终

收稿日期：2017-10-05

基金项目：2017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練学研究项目“同义复词的语义融合度与成词判定研究”（顺编号：J17RB038)。 作者简介：施晓风（1978—)，女，山东莱州人，副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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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广纳佛教信徒，促进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一

、

魏晋南北朝佛教中国化进程的表现

宗教需要遵从当时社会的风俗才能实现传播 的目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的组织形态和思 想教义也都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发生了相应 的变化，佛经翻译更是与佛教中国化同步而行。

(一） 佛教思想教义上的中国化

佛教传入之初，受到中土主流意识形态的拒 斥，因此佛教便不得不改头换面，通过依附中土 主流文化寻求生存空间，以使佛教思想在不断中 国化的过程中得以传播，这个过程也是佛学与中 国本土原有的儒道思想求同存异的碰撞过程。道 教的现实因果报应说与佛教的出世思想具有相似 性，所以佛教自然而然地就借助道家这一本土宗 教的力量来推广自己，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学的仁 与佛教的善，又把佛教的因果轮回与封建礼教的

忠、孝、节、烈协调起来，形成一种颇具中国特 色的轮回报应说。拿佛经中的孝亲观为例，佛教 因其出家弃亲修行的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孝道 观相冲突而不被接受，后来二者随着佛教中国化、 世俗化而逐渐趋同，佛经的孝亲思想不仅涵盖了 子女之孝、弟子之敬和夫妇之爱，而且也包括了 朋友之信、友爱众生等，大大超出了世俗血缘关 系的范畴，使佛经中的孝亲观带上了中国化的痕 迹，形成了中国佛教独特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二） 佛经翻译的中国化

汉语佛典的源语主要是梵语，其次为巴利语, 佛经汉译有长达千年的漫长历史。不管在语音词 汇和语法规则，还是修辞风格和叙事习惯，梵文 与汉语之间都显示出巨大的不同，而佛经翻译要 顺应目的语的文化，就要通过翻译中的有意识选 择和变通，而这不仅是文字的变通，更是梵汉文 化融通的过程。

佛教的翻译和传播最初依附于中土文化，如 东汉时期的安世高和支谶等，在佛经翻译中大量 附会道家的名言星算，以及神咒方术等观念，用 老庄的哲学术语，比如“无”“道”等来翻译佛 教的概念[4](139)，以模糊其外来宗教的身份，消 解文化陌生感。然而这种机械套用中土名词概念

的附会法，简单追求形式上的对应，而未经深层 佛理考究，因而常常会貌似神离。到了魏晋时期， 在道家思想与《周易》融会贯通之下形成了所谓 “玄学”，佛教就顺势而为，转而攀附玄学来阐 释佛典教义，于是就用儒道的名词概念和思想去 解说佛教的名词概念和义理，这就是所谓的格义 法，由于它是从义理的高度使玄佛融通交汇，寻 求契合点，而不仅仅拘泥在文辞层面的对应，因 而实现了玄佛合流。到东晋时期鸠摩罗什则又放 弃了格义法，他通过创设新的佛教专用语汇以求 得原初义理，他还在译经中引入了新的文体和语 法从而大大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力，并对后世文学 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到南北朝时期译经僧又把 儒家观念夹带混入译典中，目的也只有一个，就 是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看懂佛典，从而更利于佛教 的传播。

所以像支谦、康僧会、道安等魏晋南北朝时 期的高僧，都自觉地选择中国本土文化元素来消 除佛经的陌生感，他们参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 态来解释佛学思想并进行佛经翻译，顺应了当时 的主流社会思潮和本土文化时尚，也迎合了统治 者的政治需求，表现出外族译者强大的文化适应 力。

二、译经语言现象所体现的汉语文化特色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 始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5],佛经语言与汉语之 间的影响是双向的，以往关于佛学思想对中国文 化的影响以及汉译佛经语言对汉语影响的研究受 到较大关注，特别是从汉语角度研究所受佛教影 响的成果较多。而对传教过程中佛经对中土文化 的迎合与适应却论及不足，尤其是佛经语言对中 土汉语习惯的体现研究不多。不同语言的互相接 触必然伴随着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q(43),从汉 译佛经中厘清在语言接触与中土文化影响下所产 生的语言现象，对于探寻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也有 一定的理论意义。[7](191-196)

(一）汉语双音节化的“文化影响论”研究表明，汉语复音化现象先秦已经发生， 但直到两汉才急剧增加。对于汉语词汇复音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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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原因，比较传统的说法是语音简化说和明确 表义说，前者以王力先生的观点为代表，王力先 生认为上古汉语的语音比中古音复杂，有些字在 上古不同音，但到中古却变为同音了，“单音词 的情况如果不改变，同音词大量增加，势必大大 妨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汉语的词逐步复 音化，成为语音简化的平衡锤。” [8](39M97)明确 表义说认为复音化是“为了更明确地表达日益增 多的新概念和合理节制一词多义现象。” P]但很 快学者们就以两者明显的漏洞而对其提出严重质 疑。游汝杰先生认为“X彳•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原 因，过去的学者曾有不少研究，但是似乎未曾从 文化史的角度，追索它的成因。”[6](116)

吕云生先生在分析汉语并列复合词产生的原 因时也认为汉语节律中的双音步要求是并列复合 词产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动力”，是“第一位的因 素”，也是整个汉语词汇复音化的根本动力。[1°]语 言上这种“求双”的要求背后是与汉民族文化紧 密相关的。

杨琳先生从外部找原因，认为“所谓汉语词 汇的复音化其实质是：汉民族自古以来在讲话作 文时（尤其是在作文时）惯于以两个音节为一节 拍，喜欢成双作对地使用词语，而语言工作者在 确定词的身分的时候也以双音作为十分重要的原 则，客观使用与主观认同两相结合，就有了汉语 词汇复音化的结果。” [11](197-209)

冯胜利从韵律学的角度称词为“韵律词”， 他认为汉语复合词的构词法就是该语言的韵律词 构词法。汉语最基本的音步是两个音节，双音步 是汉语的标准音步。音步的实现就导致了复合词 的出现。不管是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变化还是三音 节压缩为双音节或扩充为四音节，都是围绕双音 化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双音节韵律单位的需要， 双音节化使上下句整齐对称，在语段中达到成双 的目的。[12](1-3)

游汝杰先生认为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与 以周易为代表的‘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思想 是一脉相承的。”《易经》载：“易有太极，是 生两仪。”又载：“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

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太初时浑然一体的太极一分为 二，分立而又相合，相类相合则吉。像同义复词 这种双音节词的产生即是以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 想和聚合则吉的传统民族心理为基础的。[6]中华 民族自古就有一种“尚偶心理”，这种心理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古代的 建筑到新石器时代以至后世的常用器皿，都以整 齐对称、配对成双为主要风格。以成双作对、和 谐统一为审美意识，不论在古人的日常生活还是 生产习俗中都有反映。以偶俪对称为美其实是人 类的天性，也是人类共有的美感，这与人和动物 的形体构造本身成双作对，而人眼早已习惯于这 种形式有着一定的联系，从而使人类普遍产生对 匀称的审美心理。在这种审美文化的影响下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发言属文都讲求骈偶。像《诗经》 这种韵文自不必说，就连散文对词语的成双成对 也是很注重的，如《论语》《孟子》《荀子》等 都注意句子的整齐勻称。从汉赋到骈体文，人们 对语言骈偶的崇尚更是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程 度。语言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不仅如此，作 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还受到其使用者审 美观念的影响和制约。汉语词汇的复音化正是汉 民族要求语言形式符合自己审美心理的结果，它 跟语句骈偶化的发生动因是一致的。叫

(二）汉译佛经双音节词大量来源于中土文献

译经中双音节词的复合关系已经普遍具有偏 正、联合、动补等多种形式，其中以同义并列复 合的双音节词为主。在古代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 骈偶对仗有时也被看成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修辞 方法，一方面汉语大量的同义词为骈偶对仗的语 言表达习惯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骈偶对仗的表 达形式又创造出了许多同义并列结构的词汇，形 成了一种变化莫测、永不枯竭的造词表意的方法。

翻译佛经是一种比较接近当时口语的通俗文 体，为了满足这种文体主要采用四言格的需要，译 经者一方面采用汉语已有的双音节词，另一方面还 临时制造了一些多音节表达形式，比如在“三缺一” 时，就用同义连文的方法把其中一个单音词改成双 音词。其中有的只是偶然组合，但也有不少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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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甚至还有沿用至今者。[13](113)汉译佛经中 到底有多大比例的词形带有偶然组合的因素？经 过对所选译经的统计调查（如下表），我们发现

译经中所用大量的同义复合词，有相当大的比例来自中土文献，仅有少数是始见于各译经的新词,而这些新词中沿用至今的比例并不高。

新见的同义组

合个数及占比

新词沿用至今 的个数及占比

译经旧杂譬喻经 (约2万字）撰集百缘经 (约8万字）贤愚经 (约14万字）杂宝藏经 (约10万字）

来自前代中土

来自前代译经组 所用同义组合

文献组合个数及

合个数及占比总数

占比

278

210/75.5%

30/10.8%

38/13.7%9/23.7%

903564/62.5%131/14.4%209/23.1%45/21.5%

21361486/69.6%342/16%308/14.4%28/9.1%

840624/74.3%156/18.6%60/7.1%10/16.7%

俞理明曾指出：“由四言格影响而出现的 大量双音词语，对汉语双音化起了很大的推进作 用。” [14](4€)梁晓虹等学者也强调译经对汉语双 音化发展的影响[13]，从表中至少可以看出，事 实恐怕并非如此，来自中土文献的同义并列复合 词占到了译经同义并列组合的较大比例。汉译佛 经首先采用的是中土文献中所出现的同义并列组 合，可见中土文献在汉语词汇发展问题上始终占 有重要的地位，并没有被译经语言和词汇所冲击， 因此也不像专家们所说的“很大的推进作用”和 重要影响。但由于译经出现的时间恰好与汉语双 音节词大量产生的时间相吻合，因此就会被误认 为是译经词汇对汉语双音化产生大的影响了。

(三）三音节同义连用及普遍的四字格体现 出汉语的节律化特质

三音节同义连用主要是为了凑足音节，“满 足汉译佛典中非偈颂部分‘四字格’或偈颂部分 ‘五字格’ ‘七字格’的需要” [15],此外也能起 到重复强调以及互相限定语义的作用，但不管怎 么说，三音节同义复叠似乎在汉语韵律的需要之 外，在四字句中往往读成“三一”或“一三”， 与韵律化的“二二”音步不同，所以相比较双音 节和四音节同义连用来说，三音节的形式要少很 多，这与它不符合汉语的音律要求有关，最终这 些组合都没有沿用下来。但是三音节连用体现了

译经在适应汉语音律需要过程中的一种尝试，虽 然实现了四字句，但因内部节律不符合双音步， 以至于最终被淘汰。董志翅先生也指出：“此类 表达方式差不多仅出现于与佛教有关的中土论著 中，对于其他中土撰述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这 种表达方式有时是一种羡余现象，特别不符合语 言的简洁精练原则，故唐代以后，这种表达方式 日渐式微。” [15]

汉语双音步的韵律化要求在句法层面的表现 就是四字格句式的广泛应用。四字句式是汉语句 子的基本格式，包含了广泛的汉族社会文化涵义, 反映出汉民族的认知特点，是汉语文化因素最主 要的语言形式[16]，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 土文化“以偶为佳”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反映 在语言形式上，便是两两相对的音节结构，从而 形成四字格句式，不仅体现了汉语的韵律习惯， 而且也满足了人们“偶语易安”的心理诉求。[17]

汉译佛经虽然不求押韵，不求骈偶对仗，但 却刻意讲求节律，汉语的韵律化恰恰满足了译经 诵读文体的需要，在句式上普遍采用汉语传统的 四字句，以产生和谐美妙的韵律效果，也充分体 现了汉语的节奏感和韵律化在佛经汉译过程中所 产生的强烈影响。

(四）译经语言体现汉语忌繁复的修辞特色佛教语言在语法上以长句和完整句为主，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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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虽然逻辑严谨，但重复较多，而中国古汉语最 忌繁复拖沓，杨树达说“刘勰之论练字也，戒同 字相犯”“欲逃斯病，恒务变文”。[18](33)译经 史上，东晋时译经大师道安被认为是直译的代表 性人物，而从支谦开始，佛经翻译就开始兼顾形 式与意义，注重译本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其修辞 也力求与汉文接近。《高僧传》卷十三云：“梵 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 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 印度梵文作为一种拼音文字，音节比汉语复杂， 但由于其字母发音急促，所以在讲说教义、故事 或诵读经论时，必须拉长读音、慢节奏地缓缓进 行，所以佛教语言在语音上自然就有徐缓而舒展 的特点。由于汉语语音与梵音迥异，佛典翻译除 了达意之外，还需语音上的转读，要尽量使声调 抑扬顿挫[19]，以追求诵读的效果，在词语选用上 则尽可能灵活多变。汉语同义词汇丰富，加上对 大量同语义场词汇的自由组合，让译经有了充分 的选择余地，从词的内部组成和词际关系上看， 大量同义复词和同义词的使用，体现了佛经汉译 过程中对汉语词汇的灵活运用，避免了词语的单 调重复。而并列结构词语本身又具有节奏铿锵， 音韵回荡的语音特点，在单纯浅显的内容与丰富 的表达效果之间找到一种平衡。[2〇]在《贤愚经》 中就几乎感受不到句子和词汇的重复，这主要依 赖于词语的变换使用。

1.引号内和引号外选用不同的同义词，有意 区别不同人物的用词，来辅助形象刻画。

(1 )王复报曰：“一切所须悉见告敕，皆当 供给。”劳度差曰：“大王今日能于身上剜燃千 灯用供养者，乃与汝说。”王闻此语，倍用欢喜， 即时遣人乘/V万里象告语一切阎浮提内……（《贤 愚经•梵天请法六事品第一》）

(2)天眼彻视，遍观五趣，见前死尸，故在 山间，父母悲悼，缠绵痛毒，怜其愚惑，啼泣过 甚〇 “或能于此丧失身命，我今当往谏喻彼意。” 即从天下，住于空中，种种言辞，解谏父母。（《贤 愚经•摩诃萨埵以身施虎品第二》）

上两例中引用“王”或文中主要人物之言，

用词略有不同，“告敕”与“告语”，“谏喻” 与“解谏”彼此都是同义词，变换使用，意思不变, 但却避免了用词重复。

(3)

船进数里，海神复更化作一人，形体消

瘦，筋骨相连，复来牵船，问诸人曰：“世间羸瘦, 有剧我者无？ ”贤者答言：“更有羸瘦甚剧于汝。” 海神复问：“谁复剧耶？ ”贤者答曰：“有愚痴 人，心性弊恶，慳贪嫉妬，不知布施，死堕饿鬼, 身大如山，咽如针鼻，头发长乱，形体黑瘦，数 千万岁，不识水谷。如是之形，复剧于汝。”（《贤 愚经•海神难问船人品第五》）

海神用“羸瘦”，贤者用“黑瘦”，作者用“消 瘦”，不同人物选用不同的同义词来表达，起到 一定的区别形象的作用。

(4)

佛语阿难：“出家在家，慈心孝顺，供

养父母，计其功德，殊胜难量。所以者何？我自 忆念过去世时，慈心孝顺，供养父母，乃至身肉 济活父母危急之厄。以是功德，上为天帝，下为 圣主，乃至成佛三界特尊，皆由斯福。”阿难白言：“不审，世尊！过去世时，慈孝父母，不惜身命， 能以身肉，济救父母危险之命，其事云何？ ”（《贤 愚经•须阇提品第七》）

佛与阿难身份不同，在用词上也体现出来， 同样的意思用了不同的词语表达。

(5)

相师白王：“有何异瑞？ ”王言：“此

儿怀妊已来，其母聪慧，仁慈劝善，余瑞虽众甚 怪此异。”相师惊喜，而白王言：“母豫辩慧， 自身光明，当为立字名那波罗满，晋言惠光。” 太子长大，智慧殊人。（《贤愚经•降六师品第 十四》）

王言“聪慧”，相师言“辩慧”，作者言“智 慧”，三词同义。“辩”亦“敏慧、聪明”之义。

2.同义词换用，可避免单调重复，使语言活 泼多变，富于文采，避免雷同和文笔呆板。

(6)

海神重问：“汝今所说，为至诚不？”

贤者答曰：“此言真请，不虚妄也。何以明之？ 海水虽多，必有枯竭。劫欲尽时，两日并出，泉 源池流，悉皆旱涸；三日出时，诸小河水，悉皆 枯干。”（《贤愚经•海神难问船人品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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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时彼国王，见其太子所作奇特，倍加恭敬， 欢喜无量，将其父母及其太子，入宫供养，极为 恭敬，哀此太子。（《贤愚经•须阇提品第七》）

(8)于时罗阅祇人，欣戴无量，莫不赞叹： “如来出世，甚为奇特！众生之类，咸蒙度苦。” 又复叹美橋陈如等。（《贤愚经•羼提波梨品第 十二》）

汉译佛经始于汉末，时至北魏，译经已相当 成熟，成书于这一日寸期的《贤愚经》语言要生动、 有文采得多。

以往对佛经中国化的研究主要还有关于译经 文体的研究。在译经文体上，运用六朝以来“偶 正齐发”的文体与梵文钩锁连环方式融合成“整严 凝重”的风格,运用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无韵诗体翻 译佛卷中的韵文或诗歌，使译文晓畅易懂[21]。

佛法的传播最初就是为了争取信众，因而佛 经语言从实际目的出发，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 彩，加之其古老的口传传统，佛经汉译时就会有 很多的白话成分，但同时，为了抬髙佛教与佛典 的社会地位，兼顾上层社会士大夫们的需求，所 以传教僧人也不能无视文言而采用纯粹的白话， 于是就加人了一些文言的表达。佛经汉译有一个 明显的规律就是译经僧的中土文化素养愈高，译 经的文言程度就愈髙。[22]汉译佛经综合了文言与 白话两种因素，形成了文白夹杂、华梵交错的语 体面貌,其形式上整齐划一的风格造成了诵读的便 利，增强了宣传的效果，研究者称之为“译经体”， 朱庆之先生则称之为“佛教混合汉语”。[23]

译经语言是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外语言 大规模接触的产物，译经词汇顺应汉语词汇双音 节化的趋势，不仅大量使用中土文献的双音节词， 而且新造语词大部分也采用双音形式，还有的文

言单音词在译经中也通过前、后添加成分的方法 被扩充为复音词，这些都体现出汉语强势文化对 佛经汉译的影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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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孟昭连.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

非口语说[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ocal Culture To Sutra Translation

In the Wei9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hi Xiaof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lu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200, China )

Abstrac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to China,Buddhist Culture and Chinese local culture had a large-scale impact of the collision process,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uddhist scriptures began to translate to Chinese in this environment.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e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buddhism and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o the Chinese local culture in linguistic phenomenon of the Sutras in this period,to explore the cultural impact of Buddhist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contact.For example,two-syllable words and four-word sentence，s extensive use in the Sutras,were impacted by Chinese rhythm and Chinese nation * s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of liking double number, and so on.

Key words: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hinese Local Culture; Buddhist Scriptures; Two-syllable Word; Four-word Sentence

(责任编辑：许海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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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〇页）

The Study of Characters9 Frequency in Test of Chinese Characters of

Chines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ang Z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4165, China )

Abstract: Sinc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1977, the test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This paper collects 277 sets of examination papers for Chines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between 1977- 2013, and conducts a closed statistical study.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est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racter frequency,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s it with the “the table of frequently used characters in modem Chinese ‘‘ and “the table of common characters in modem Chinese

which is a summary of Chinese character test in Chines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the form of character tabl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tailed statistical data and description and collection of corpus for the examina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Chinese university examination.

Keywords: Chines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est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y of charactersJ frequency; Test evaluation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number: Document code: Number of article:

(责任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