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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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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文学的题材、体裁以及整体风貌上，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同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哲学思想、文艺思潮密切相关的。
一、时代特征、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潮
（一）时代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这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王朝，至280年灭吴而统一全国，但至316年即由于“八王之乱”而灭亡。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420年又为刘裕所篡。此后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频繁更迭。这一时期除了西晋的统治时间较长外，其余的朝代均为时较短，最短的萧齐政权不过20余年，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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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社会动荡不宁外，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则是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又称士族（世族）门阀制度。士族或世族，是指高门大族。约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在入仕上，其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上权利。汉末以后，他们成为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社会力量。世族的力量在汉末曾一度受到打击与削弱，但到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由于中正官为士族所把持，从而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至东晋时，由于门阀势力的强盛，一些门阀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而形成了政权由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局面，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参田馀庆《东晋门政治》一书）。
士族门阀制度无疑是落后反动的，因为它强化了士族的地位，阻碍了寒族（庶族）出身的士人的仕进之路，加剧了士庶之间的矛盾。而门阀制度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对这一时期文学特色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表现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寒士不平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面对士族把持政治权力，不少出身寒族的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发出强烈的呼喊，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性特点的文学主题。左思的《咏史》，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都将他们的不平倾注于诗中，成为这一时期此类文学的代表。其二，士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高门，士庶的分野甚至更主要的表现在文化上。陈寅恪先生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徵，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P71、72）士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优越的先天条件，对于形成其在文学上的优长具有重大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文学家族或文学集团，即与士族的文化承传有关。以世族文人群体为特征而构成的文学集团，成为六朝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因为世族普遍地爱尚文义，其群体趣味与个体性情在文学中多有表露，且能影响其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两晋时的陆氏家族，刘宋时的谢氏家族，萧梁时的萧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文学家族，即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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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代表。其三，士族由于其独特的地位与艺术素养，对其文学创作的主题与艺术趣味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由于士族重门风与礼法，大都具有家族的使命感，因而他们的作品中也多有追述或炫耀门第、追叙祖先功德之作。其在艺术上多追求典雅、精工等审美特征，这些都对六朝时期文学风貌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文学思潮
这一时期在哲学思想领域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各种思潮纷纷兴起。约而言之，则可概括为儒学式微、玄学兴起，佛、道二教广泛传播流行。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在两汉时期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纲纪，而且也影响着士人的政治生活与思维方式。汉末黄巾起义，不仅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同时也动摇了两汉数百年间儒学一尊的地位。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与紊乱崩溃的纲纪，要重新恢复整个的安宁稳定与秩序，新的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必须寻找一种更为切实、更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汉末乘时而起的曹操即提倡法治，用人唯才，至于选拔“不仁不孝，而有汉国用兵之术”（《求逸才令》）的人，同时作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的这些措施又加速了儒学的衰落。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中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起，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学问为本，专以交通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馀。”即指曹操的措施所带来的思想的变化。儒学一尊的地位一旦打破，人的思想一旦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各种“异端”思想便流行起来。鲁迅即说这时“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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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式微的同时，则是玄学的兴起与佛、道的流行。
玄学兴起于魏晋之际，而盛行于两晋，其内涵虽在魏晋及两晋有所变化，但总体看，它是魏晋时期所形成的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玄学的产生，实缘于魏王弼、何晏等人对《老》、《庄》、《易》及《论语》等的注释（王弼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何晏有《论语集释》等），因此，玄学的形成实和老庄思想颇有关系。到东晋时，玄学又吸取了佛学的一些成分，进入新阶段。但不论如何，玄学与汉代盛行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它更带有思辩性，这从当时玄学所涉及的一些命题即可看出（如圣人有情无情问题，本末有无问题，声无哀乐问题、养生问题、言意关系问题等），这些带有强烈的思辩性的问题，打破了汉代以来繁琐经学的统治，对于解放人的思想、活跃思维都起了重大作用。而玄学中一些命题的辩析探讨，反过来也影响到文学创作风貌的变化，如玄学崇尚虚无、贵自然、辩形神，对于文学创作中追求自然神韵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阮籍的发言玄远，嵇康的清新脱俗，陶渊明的任真自然，都不能不说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除了玄学的兴起外，这一时期另一值得注目者乃佛、道二教的流行。
佛教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根、变化、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并溶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为释加牟尼所创。史载：“汉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关于佛经传入中国的最早的时间记载，至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帝梦金人而遣使至天竺求法，十年天竺僧人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经至洛阳，明帝为建白马寺。桓帝时大月支僧支谶来到洛阳，译经典，此后，又有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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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来华。他们先后译出佛经小乘经典，佛教渐见流传。至魏晋南北朝，又有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会、法显、昙无谶、真谛等众多僧人，翻译大量佛经。这些佛经不少是由外来的印度或西域僧人与汉人共同翻译的，而在共同翻译过程中，增进了中外思想、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佛教的传入，带来了中国政治、思想、经济、文学、音乐、美术、雕塑、音乐习俗等一系列的变化，其中这一时期佛教流行的最主要标志，并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者，乃在于佛、玄、儒的交流及大量的佛寺的创设。中国的寺院有相当一部分即创设于魏晋南北朝。据统计，梁时有佛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仅建康就有佛寺700馀座；北魏末，寺院有3万馀座，僧尼二百馀万人；北齐僧尼二百馀万人，寺院4万馀座。就文学而言，由于佛教的流行，玄与佛合流，不少文人大都研习佛理并与僧人交往，这对于丰富文学思想以及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有很大影响，其主要者，一曰使中国文学中想象更丰富。二曰使中国文学的故事性加强。三曰天竺声韵理论影响了中国音韵学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诗歌格律的形成。四曰丰富了中国语言与词汇。五曰丰富了文学观念。
与佛教相比，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约产生于汉末，相传张道陵为道教创始者。与佛教追求寂天不同，道教的主旨在于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与长生不死，并通过炼丹、吃药等来达到其目的。葛洪《神仙传》记张道陵云：“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靡费钱帛。”除炼丹、吃药外，道教也讲究养生、医术本草。就炼丹吃药来说，道教对统治阶级颇有吸引，而讲究养生、医术本草则对平民有吸引。它求仙而不否定世俗，求长生而不否定享乐，既有很大的虚幻性，又有很强的现实性，所以，道教自产生以后，不论在上层社会还是普通民众中都不乏吸引力。因此，在佛教流行的同时，道教也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开来。
道教的求长生、慕神仙以及炼丹、服食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都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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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游仙诗以及作品中所呈现的生命意识与主题，莫不与道教的流行与影响有关。曹操有《气出唱》三首及《精列》，郭璞有《游仙诗》十四首等，均是其代表，也有一些诗中对求仙表示怀疑的，如曹植诗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曹操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等等。这些诗不论是正面的希企求仙，还是反面的否定神仙的虚妄，都反映了神仙之说对文人的影响。这种长生求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王瑶《中古文学论集·文人与药》）是否可以说，这种觉醒了的生命意识是道教神仙之说流行的原因之一，而道教神仙之说的流行，也加强了人的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道教影响于文学的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对中国文想象力的刺激。儒家是重功利的，重实用的，很少有神奇的怪诞不经的想象，而道教因为求仙，描绘了一幅美妙的仙界，这对于文人想象力的开发，对于文学作品中富有浪漫主义的艺术境界的描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三）文艺思潮
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思想的活跃，也带动了这一时期文艺思潮的活跃。其主要特征，有以下数端：
1、这一时期文学批评著作大量涌现。文学批评著作的大量涌现，是文学思想、文学思潮活跃的最直接、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在先秦两汉时期，没有专门论及文学创作与批评动的著作，那一时期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大体沿袭汉儒论诗的“诗教观”，即所谓文学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工具。但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论著大量出现，并已摆脱了两汉的儒家诗教观的束缚，涉及到了文学的地位，文学的风格特征及其与作家才性的关系，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文学的文体特点，文学批评与批评的原则、方法、态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代表性者如《典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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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总集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学思想，如《文选》等。
2、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就文学批评的概念、术语，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些特定的范畴。如“风骨”、“风韵”、“形象”、“意象”、“兴会”、“兴象”等，也开始探讨“意与象”、“形与神”等的关系。这些前所未有的概念、术语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内容，同时，它也标志着这一时期对于文学内部规律探索的加强。
3、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上所体现出的文学思潮也极为活跃。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从东晋“玄言玄理”再到刘宋“山水清音”，从齐梁“新体”再到梁陈宫体，文学的风尚、题材、风貌的潜衍流变，无不呈现出这一时期求新求变的文学风貌，也折射出文学思潮的活跃。
以上这些表现都是前此的文学史所未曾有的，而这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表现。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历程
魏晋南北朝文学约四百年，其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及南北朝文学。
建安、正始文学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至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也即晋武帝泰始元年）。其中可细分为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建安文学自建安元年至魏明帝末（景初三年239年），这一时期的文坛主要作家以曹氏父子即“三曹”为中心，包括集中于他们周围的“建安七子”以及女作家蔡琰等一批作家。这是一批在汉末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经历了在动乱时代民生的苦难，因而大都既有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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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又具有务实的精神与通脱的作风与态度，其作品大都呈现出高扬理想，忧时伤世，充满个性，富有悲剧色彩的特征，这种特点也即后世所称的“建安风骨”。刘勰曾概括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正始文学自齐王曹芳正始元年（240年）至魏末（264年）。“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自240至248年，但文学史上的正始文学，一般也将正始以后至魏末包括在内。这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权后为篡魏而形成的政治上的恐怖局面，引起了文学面貌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贤”（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为代表，而作家则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面对政治上的高压与黑暗，他们内心极为苦闷，便以老庄的“自然”为武器对抗司马氏所提倡的名教，作品大多表现为对礼教的虚伪的揭露与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就整个风貌而言，他们的作品没有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歌唱，而代之以韬晦遗世与忧生之嗟。但就精神实质而言，正始文学仍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与建安文学有其相通之处。
两晋文学又可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阶段。西晋文学以太康时期为主，呈现出短暂繁荣的局面。太康是武帝年号（280—289），这一时期经济呈现上升局面，文学上出现了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代表的作家群。太康文学呈现出对繁缛、对仗等形式美的追求，逐渐丧失了建安文学的风骨，但在语言运用上也有一些新的探索，尤其是左思对门阀制度的抗议、抒发寒士不平之鸣的诗歌，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富有光彩的亮点。
东晋文学起自晋室南渡（317年），终于刘裕篡晋（420年）。自魏晋以来，在哲学思想领域所兴起玄学，至西晋时盛极一时。降及东晋，玄风仍盛而不衰，加之佛学流行，玄佛合流，整个文坛为玄风所笼罩。这种风气影响到文体，使得玄言诗占据文坛长达百年之久，因此东晋除了玄言诗外，无可称道者，惟晋末陶渊明的出现，才为东晋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而成为东晋文坛之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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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刘宋起迄陈末，为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南北政治对峙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主要特点。而南朝文学可注意者，一是刘宋时期由玄言向山水题材的演变，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也。其中这一转变中，谢灵运贡献尤大。其对山水自然美的表现以及对艺术形式上华美精工的追求，将汉魏古诗带到了一个更成熟的境地，带来了中国诗歌的又一新变。同时之鲍照，则以乐府诗的创作为主，高唱对门阀制度的抗议与不满，成为这一时期又一有突出贡献的诗人。
萧齐政权虽历时不长，而诗歌也有新发展，值得注意者，一是沈约、周顒、王融、谢眺等在诗歌声律、用事、对偶等方面的探讨，共同创立“永明体”，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向近体律诗发展的过渡。其次是谢眺等山水诗人在形式上变革谢灵运之“大谢体”，为山水诗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三是由于这一时期帝王对诗歌创作的倡导参与，使诗歌创作上出现浮艳轻靡的倾向。
梁陈两代发展了齐诗中的浮艳倾向，演变为宫体诗风。梁陈宫体诗多表现宫廷生活，多写女性容貌、体段、姿态及咏物，追求艳丽，成为轻艳诗风的典型代表，也多为后代诗论家所诟病，成为后来改革的对象。
在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文学发展不平衡，当南方以文彩风流而著称时，北方的文坛则显得较为荒凉，但由于南北的对峙并没有隔绝彼此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也影响着北方，因而北方的文学也缓慢发展。不过北方作家多企羡南朝之文彩，故北方多有摹仿南方之痕迹。如“北地三才”之邢邵、魏收、温子升等。而真正给北方带来起色的还要数被滞留于北方的庾信与王褒等。北方文学值得称道者，一是北方之民歌，质朴自然，刚建有力，二是散文著作，如《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南北方不同的文学风貌，在对峙中交流，在交流中渐渐融合，至隋统一而使得这种交流、融合大大加强，终而至唐朝时形成了一种文质并焕的文学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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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地位
自整个中国文学史观之，魏之南北朝文学有着极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充满新变的时代，一个充满开拓与创造力的时代，一个许多新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文学题材与体裁、文学风格与表现方式产生的时代。这近四百年间，涌现了一幕幕生动的、活泼的文学景观，可以说，没有这一时期文学上的孕育、蕴酿，就没有后来文学史上的更为恢宏、壮丽的繁荣景象。对于这一阶段的文学地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第一，它使中国文学摆脱了政教观念的束缚，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的独立价值与地位被充分地认识与肯定了，文学的个性（抒情性）加强了
第二，随着文学的自觉，对于自身的特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一些内在规律的认识更为深刻、丰富了。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对文学自身作过如此深入、细致的探索，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
第三，文学的题材、体裁更丰富了。山水题材、田园题材、游仙题材乃至宫廷题材、边塞题材都出现了，而且奠定了后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五言诗逐渐兴盛，成为中国诗歌史影响最大、创作量最多的一种诗体，七言诗在形成中。骈文、骈赋也大大发展，达到了高峰。小说这一文体也有了一定基础与规模，出现了志人、志怪两大类。
凡此，都为中国文学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奠了基。
第二章 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
一、文学的自觉与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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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的自觉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说是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近四百年才实现的，但溯起渊源，魏晋则是文学自觉的开始。
“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广为学术界所熟知，是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始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Are for Art’s Sake）的一派。”其实，这一说法最早是日本汉学家铃虎雄提出的。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了铃木先生的《中国诗论史》（旧译《支那诗论史》），在书中，他说：“通观自孔子以来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内进而形成只以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认为，魏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的文章是他在1927年9月在广州所作的一次学术演讲，因此，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大约是借鉴了铃木虎雄的观点，但由于当时铃木的书在当时学术界并未受到注意，故自鲁迅的文章发表后“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才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那么，“文学的自觉”应该如何理解呢？它包含哪几层意思？所谓文学的自觉，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文学创作的自觉；二是文学观念的自觉。所谓文学创作的自觉，是指文学创作主体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注重文学的抒情性特点，并注意到文学的形式美。所谓文学观念的自觉是指对文学本身的特征和文学创作的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并在理论上加以总结来指导创作。从这一点看，魏晋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当然，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始魏，发展于西晋，而成熟于齐梁。就文学自觉的表现特征，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从学术中的独立及文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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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价值的发现与重视。秦汉时期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但是到了曹魏时期，文学独特价值则受到了重视，并且逐渐从学术中分立出来。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此处的“文章”，当然不全是指文学，但却是将诗赋包括在内的，这种将文学的价值提高到与经邦治国同等的地位，是前未有的。这说明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已被人们所认识。而在此之后，文学也逐渐摆脱了作为经学、史学的附庸而独立，刘宋时期，宋文帝在朝廷立四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范晔作《后汉书》，单列“文苑传”，与“儒林传”并列，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又有“文笔”之辨。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章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文学独特特征认识的深化。二是文学的体裁分类的细致化。文学体裁分类的细致，是对文学自身特征认识深化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对各体裁文学体制及风格特征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在魏晋之前，尽管也有文体辨析的意识，但真正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于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将文学的体裁分为四类八种，提出“奏议宜雅，尚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到了西晋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特别是将诗、赋分为两类，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文心雕龙》论文体分为33大类，萧统《文选》分为37类，文体辨析的细密，是文学自觉的又一表现特征。三是创作上的个性化与对作家个性特认识。在魏晋之前，作家的创作个性特征不是十分鲜明，尤其是两汉时期，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性的欠缺，其作品在风格上往往是群体风格遮弊了作家的个性特征，到了魏晋以后，作家的作品则具有了浓烈的个性色彩与鲜活的魅力，创作上的个性化愈来愈明显。与此同时，理论上对作家的个性化也有了认识。曹丕《典论·论文》曾指出：“文以气为主”，这里的“气”，指的是作家的个性气质，它是作家主体精神上的独特禀赋，决定着作家的精神品格与心理素质，正由于它是一种独特的禀赋，所以曹丕说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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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他对建安作家的个性及创作风貌作了辨析，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这种对作家个性及创作风貌的辨析，也是前代所没有的。四是文学审美特性的追求。文学之为文学，离不开文学的审美特性。这种审美特性，一是其情感特征，二是形式上的美感特征。魏晋之后，在文学的抒情与美感形式的追求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曾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这里“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正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学开始表现出以情感为创作的中心，以及用华丽的词藻表现作品内容的特征。此外，象曹丕所说的“诗赋欲丽”，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以及南朝四声在诗歌创作上的运用、用事与对偶的讲究，等等，都表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对形式美的自觉追求。
以上都是文学自觉的具体表现。
2、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展现了新的面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五言诗创作的腾涌。五言诗是汉代兴起的一种诗歌样式，但是在两汉时期，文人创作仍主要集中于辞赋。到了建安时期，辞赋的创作仍然在继续发展，但创作中心则逐渐转移到了诗歌，尤其是五言诗的创作，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创作的高潮，从此奠定了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即说的“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这说明五言诗创作的兴盛是从建安开始的，从此五言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形式，并在诗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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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始了以乐府民歌为主向文人诗歌创作为主的转变。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对乐府诗加以发展、改造，诗歌的个性更加鲜明。曹操的诗歌，其本上是乐府诗，但在曹丕、七子的创作中，已有许多非乐府诗，曹植的诗歌创作则逐渐完成了从乐府诗向文人诗的转变，正始以后，作家的创作则完全具有了个人独创的面貌，而这一转变是在建安时期逐渐出现的。
3、建安风骨的形成。“建安风骨”是人们对建安时期美学风范的一种概括。所谓建安风骨，是指作品的内在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炼刚健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风貌。建安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宁，文人政治热情普遍高扬，因而他们的诗文创作大都形成了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点，而在艺术风格上又表现明朗刚健，骨力遒劲，这种充实的思想内容，富有感染力的情感以及语言表现上的风健清新完美结合，就是建安风骨的基本内涵。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可说是对建安风骨成因及其内涵的精确概括。
“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是在唐代才出现的，称之为“汉魏风骨”（也即“建安风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首先出现的是“风骨”为一概念，而这一概念的出现，最初则源于魏晋南北朝时的人物品评。在《世说新语》中，即经常出现以“风神”、“风气”、“风骨”等来品评人物的术语，后来“风骨”的概念运用到了书法、绘画领域。大致而言，在书法上字写得有神韵、有生趣，便属于“风”的范畴。线条劲拔，有笔力，属于“骨”的范畴。在绘画上最早引入“风骨”的概念，始于东晋的顾恺之，后来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其第一是“气韵生动”，第二是“骨法用笔”，前者近于“风”的范畴，后者属于“骨”的范畴。文学批评中运用“风骨”的概念，是从刘勰开始的。他在《文心雕龙》中专列“风骨篇”，指出：“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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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勰所说的风骨，就是既有感染力，又具有正直、高尚的思想感情，同时又通过刚健有力、明晰简炼、富有逻辑力量的言辞表现出来的一种美学特征。实际上，刘勰并未直接提出“建安风骨”这一概念，但由于他在论述风骨时，多举建安作家为例，所以人们便以“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特征，到了唐代陈子昂在《修竹篇序》，提出“汉魏风骨”，而他的“汉魏”实指“建安”，于是“建安风骨”这一范畴便在古代文论中流行开来。
二、曹氏父子及其文学创作
建安时期，曹氏一门堪称文学世家，诗人很多。除了曹操本人及曹丕、曹植外，丕妻甄后，丕弟白马王彪，丕子魏明帝曹睿等都能诗。由于曹操、曹丕、曹睿为曹魏三代统治者，故沈约、王僧虔、钟嵘将他们并称为“魏氏三祖”。但以成就论，则曹操、曹丕、曹植最为突出。本节专论曹操父子三人。
（一）曹操
生平与文坛地位
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的家庭出身是微贱的，他的父亲曹嵩是汉桓帝时宦官曹操腾的养子，《三国志·魏武帝纪》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可知其先世社会地位不高。又说其汉相国曹参之后，则恐不可靠（陈华昌《曹操与道教及其仙游诗研究》一书有考辨，可参）。曹操的家庭出身，加上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使他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价值标准的束缚，他重视实效，崇尚刑名之学，在日常生活中也简易随便。《三国志·武帝本纪》云：“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裴松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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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曹瞒传》云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世说新语》引云：“曹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也？’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云：‘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陈琳文中曾说他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好乱乐祸，剽狡锋协。”从个性来看，他的特点可说是生性机警，简易通脱。而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不固执，个性与感情能够直率地表现出来。这种个性当然也影响并体现于其文学创作。
曹操是政治家兼文学家，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对建安文学的兴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表现在：（1）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与他的汲引罗纳有很大关系。汉末社会动乱，文士颠沛流离，分散各地，是他将他们吸纳到自己的身边，从而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如徐干、刘桢、杨修、邯郸淳、吴质、陈琳、应瑒、王粲等，无不是在他的感召与延揽下走到邺城的，邺下文人彬彬之盛的创作局面的形成，曹操实有力焉。（2）他在鼓励文人为他效力的同时，还勉励他们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如陈琳草具书檄，深得他赏识，“数加厚赐”，阮瑀受命作书与韩遂，亦受到表彰。（3）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文学创作活动的兴盛。《文心雕龙·时序》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三国志·魏书》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而且他常常兴之所至往往要他人参与其事，从而形成了当时集体性的文学创作活动。因此，没有曹操，就难以形成当时文学繁荣的局面。
曹操的文学创作
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他的诗歌今存有20余首，数量不算多，但成就却很突出。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分为四类，即纪事，述志、游仙、咏史。
纪事类诗歌对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作了真实的反映，如《蒿里行》、《薤露行》、《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等。其中《蒿里行》写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被明人钟惺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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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述志诗有的表现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度关山》、《对酒》为代表。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囹囿空虚，冬节不断人。”还有的则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游仙诗则有《气出唱》三首、《精列》。《咏史》有《善哉行》三首其一等。
在艺术上，曹操的诗歌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继承汉乐府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曹操现存的二十五首诗歌全是乐府诗，这些诗歌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以及乐府民歌中常见的题材，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是他又对汉乐府民歌进行大胆的革新，因而富有创造性，这种革新，表现在一是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眼界较狭小，对重大事件较少涉及，而他则在乐府诗创作中直接反映汉末重大历史事件，这就对民歌的传统有所突破。二是他虽沿用乐府古题，却又是以古题写时事，可谓是袭古题而不袭古意。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这是古辞内容，而曹操的《短歌行》在咏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时，又加进了求贤才的内容。《蒿里行》、《薤露行》，原是丧歌，崔豹《古今注》云：“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唏灭也。亦谓人死魂归蒿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挽歌。”但曹操却用来写汉末时事。由此可以看出曹操在运用汉乐府这一形式时，表现了充分的灵活性，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拓宽了乐府文学的表现领域，给乐府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朱乾《乐府正义说：“乐府题，自建安以来，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方东树也说他是“用乐府题目作作诗。”而这正是他对乐府的一大贡献。
第二，他的诗在风格上以慷慨悲凉为基调，语言上极为本色。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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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凋弊，满目苍瘐，作为政治家的曹操蒿目时艰，故其抒发情感往往慷慨悲凉，这也成为他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而在诗歌的语言上，他又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而是喜从大处着笔，厚重古朴，真实直率地坦露自己的胸襟，显示出鲜明的个性。故钟嵘评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敖陶孙云其：“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陈祚明云其“跌宕悲凉，独臻超绝。”
第三，在体裁上，他四言、五言均有，且皆成就不凡，就五言而言，他是开建安文人五言诗之风气者，就四言而言，他则《诗经》之后复兴四言的大家。这是因为《诗经》之后，文人的四言诗很少出色者，他不是机械的摹拟《诗经》，而是在内容与情调、句法、词法均有创新，从而使四言诗在《诗经》之后又大放异彩。
除诗歌外，曹操的散文也颇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其文风的特点是清峻与通脱，也即是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言辞锋利，用极简洁的形式与朴素的文笔，坦露自己的心境。最著名的有《让县自明本志令》、《祭故尉侨玄文》、《遗令》等。
（二）曹丕
丕字子桓，曹操次子。其兄曹昂早死，故其后来得以继承曹操的爵位。建安二十二年立为魏王太子，二十五年代汉自立，曹丕在政治上无曹操之雄才大略，但他羡慕汉文帝的无而治，即位后也有一些开明的政策，表明他力求做一个明君。他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是曹操之后建文坛的又一领袖。他的文学创作今存辞赋或全或残约30篇，诗歌据钟嵘《诗品》，说原有百余首，现存约四十首，另《典论》一书，今存二篇。
曹丕的诗歌，就题材而言，可分三类，一曰公宴诗，这类诗大多写游赏宴欢之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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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山水，往往与诸子同题共作。二曰抒情言志之作，三曰写男女爱情及游思妇题材。其中以第三个方面写得最好，也最有特色。其次，他的诗在体裁上比较多样，四、五、六、七言，杂言均有创作。第三，在风格上，曹丕的诗歌更多地具有清新流丽、细腻缠绵的特点，这一点与曹操的古直苍凉不同。所以清人沈德潜说他是“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他的《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鹄南翔。含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佗方？贱妾梵梵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何梁。
这首诗的意义在于，一是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首文创作的七言诗。七言诗的形式，在曹丕之前，只有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但《四愁诗》每句中间加有一“兮”字，而曹丕此诗则完整的七言句式，因而他对七言诗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尽管它还是句句押韵，音节不免单调，但却直接为后来七言诗的成熟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第二，这首诗情致凄婉动人，语言浅显清丽，音切和谐流畅，很能体现曹丕诗的艺术风格。作者将思妇安放在秋夜的背景上来描写，即景抒情，即委婉细腻，又凄恻感人。开头三句写秋景，以燕雁尚知时令以兴起女子对远行丈夫的怀念。“慊慊”二句揣度对方远游也必定思念故乡。“贱妾”以下五句写女子百无聊赖的思念情状。最后四句补写夜景，末二句感慨牵牛、织女隔河遥望，为他们无辜被隔离而叹息。这样景情结合，非常巧妙地表现了女主人相思别离的幽怨之情。全诗语言上平易清新，颇有个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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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的散文中，《与吴质书》与《又与吴质书》是两篇极富感情色彩的书信体散文，前者云：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顿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象这样叙述友情，悲伤亡友的文字，其情之浓郁感人，确是极为少见的。魏晋南北朝时文人间的书信，愈来愈普遍的以精美的文辞写景，抒情以增强文学色彩，曹丕可说是开风气者。
（三）曹植
植字子建，曹丕之弟。曾封陈王，死后谥曰“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位作家。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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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 篇》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赠白马王彪》可说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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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池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三、“建安七子”与蔡琰
建安时期在诗创作上影响最大的除“三曹”外，就是“建安七子”与女作家蔡琰。
（一）“建安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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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的名号，最早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宜，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从此，建安七子的名号便确立下来。
“七子名号”的远源为孔门四科的区分（《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班固据此意作《九等人表》），近因则与汉末的人物品评有关。汉末朝野清流为反抗宦官执政，互相褒题。形成一种清议的力量。如当时窦武等三人称“三君”，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等八人称为“八俊”，言人之英也。郭泰等八人称“八顾”，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等八人称“八及”，言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等八人称“八厨”，言能财物救人者也。此外荀淑八人时人谓之“八龙”，周泽、孙堪二人称为“二樨”；贾彪兄弟三人称“三虎”，许邵许靖称为“二龙”等。曹丕论七子，实则受此风的影响。
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七子”中，孔融年最长。黄巾起义时作北海相，后为袁谭所攻，奔山东。献帝都许昌，任少府。孔融为人机辨，又自恃高门，对曹操多所讥讽，政治上专与曹操捣乱，最后被曹操以“乱伦败德”的罪名而杀害。其诗有《六言诗》、《杂诗》、《临终诗》，其中最感人者为《杂诗》其二（《远送新行客》）。其散文成就突出，虽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有骈俪成分，但却能以气运词，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曹丕评其文“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明张溥说他“诗文豪气直上”。都指出了他的这一特点。代表作为《论盛孝章书》和《荐称衡表》。尤其前者，可谓是“飞辨骋辞，溢气坌涌。”
王粲，字仲宜。“七子”中成就最突出，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曾祖王龚，祖王畅，皆汉三公。父王谦为何进长史。粲以西京扰乱，避难荆州依刘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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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重用。曹操南征，粲劝琮降，操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迁军谋祭酒。粲少有才名，见蔡邕于长安，邕倒屐相迎，谓客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又强记。与人共行，读道旁碑，人问曰：卿能闇诵乎？曰：能。因使背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便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善著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能诗能赋，诗以《七哀诗》最有名，其一犹出色，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的深重灾难和凄凉景象，触目惊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曰：“乱世之苦，言之真切。”感物兴怀，忧世悲已，是其诗特点。钟嵘《诗品》：“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在曹（植）刘（桢）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之不足，比魏文而有余。”赋以《登楼赋》最著名，是魏晋时期抒情小赋的名篇，将写景和抒情结合具有浓厚的诗意，脱尽了汉赋的铺陈堆砌之习，显示了抒情小赋艺术上的成熟。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初为何进主薄，进被杀，奔冀州，袁绍命典文章。袁氏败，归曹。在袁幕为表作讨曹檄文，袁氏败，琳归曹。曹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可罪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其父祖耶？”琳谢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曹爱其才不咎，遂任司空事祭酒等。其诗今存不多，以《饮马长城窟行》最有名，所长在书檄，《移豫州檄》为代表。
阮瑀，字元瑜，少受学于蔡邕，有《七哀》、《咏史》、《驾出北郭门行》。《咏史》歌颂三良、荆轲等封建忠臣义士，是陶渊明此类作品之先导。《驾出北郭门行》一首，写孤儿倍受后母虐待，而其父却无法得知，只得逃到母亲坟头痛哭，具有社会批判意义。
徐干，字伟长。七子中他是一位学者，从事著述，著有《中论》一书。他少有才气而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唯读书著文以自娱。曹丕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诗有《室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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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诗》、《为挽船士志新娶妻别》等，多写妇女的苦闷，而《室思》最有名。
刘桢，字公干，父刘梁为汉宗室，曾为野王令，为一正立。桢性倔强。曹丕举行宴会，命甄夫人出拜，众皆伏首，桢独平视。操闻直大怒，减死输作。作品多朋友同僚赠答及歌咏友情之作。七子中，他的成就也很突出。钟嵘称他诗云：“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侉俗。……陈思之下，桢称独步。”《赠从弟》为代表作。
应瑒，字德琏，汝南（今属河南）人。祖应奉为著名儒者，人称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伯父为汉末名儒泰山太守应劭。应瑒诗多公宴、斗鸡应酬之作。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事迹见《后汉书·列女传》。她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但却遭遇不幸。《后汉书》本传云：“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壁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这种文化教养以及不幸的遭遇，使她写下了汉末杰出的诗篇《悲愤诗》。
蔡琰诗现存共三篇，即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由于蔡琰生平历记载不详，这三篇作品的真伪后世有不同看法。
一是关于《悲愤诗》（五言、骚体），最早怀疑非蔡琰作者是苏轼，认为是魏晋人伪造（见《东坡题跋》卷二）。此后形成主真、主伪两派。现代人中，郑振铎先生以为骚体为蔡琰所作，五言为伪。余冠英先生则相反。张长弓则认为两首均系后世伪托，卞孝萱、蔡义江又补充材料证成其说。刘文忠先生则认为两首均为蔡琰所作。
以上观点分别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余冠英《论蔡琰〈悲愤诗〉》（收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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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六朝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张长弓《蔡琰〈悲愤诗〉辨》（《东方杂志》41卷7号），刘文忠《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及写作年代新考》（《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齐鲁出版社1986年）。
二是关于《胡笳十八拍》。1959年，郭沫若创作历史剧《蔡文姬》，并发表《谈蔡琰的胡笳十八拍》，认为此作为蔡琰作品，遂引起学术界热烈的讨论。大致亦分为肯定与否定两派。这些争论文章见中华书局1959年版《〈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中，可参阅。
现在一般的看法，认为五言《悲愤诗》为蔡琰作，其余二篇的可靠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五言《悲愤诗》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全诗长达五百四十字。象这样的长篇叙事诗，是前此文人诗歌中所没有的。全诗通过一个人的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在艺术上，它以现实主义的笔法，通过具体的细节描绘，生动地表现了各种场面，使人如亲临其境，如闻其声。它以叙事为主，又结合抒情，开首从大局写起，概括有度，简炼切要。以下转写自身，脉络清晰，布置得当，详略有错，轻重适宜，又并不一味直赋其事，而间用比兴。因而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后来杜甫的《北征》显然受到了他的影响。
四、正始文学
（一）正始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
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则包括正始以后至西晋立国这一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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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风貌上，建安文学中那种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已基本消失，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以及浓烈的忧生之嗟成为作品的主调。在艺术上，正始作家不再效法建安诗人用模仿乐府叙事体的方式揭露时事，而是将抨击时事与抒写感愤融为一体，使五言诗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诗歌在艺术进一步文人化。在风格上，正始诗人创造了曲折隐晦、清隽艰深的风格，并开创了把多首托喻寄兴的诗歌集合成五古咏怀组诗的体例。而这种以组诗的形式发感慨、寄情怀、写理想的方式，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此以后，文人往往将托喻寄兴的五言古诗集合成组，来集中反映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感怀。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这一文学风尚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影响最著者，则是不时政局的变动以及玄学思潮的影响。
公元239年（明帝景初三年）明帝死，临终以曹爽与司马懿夹辅曹芳即帝位，但是不久曹爽与司马懿围绕权力之争而矛盾激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权力之争几乎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未见分晓时，身处这一政治背景下的诗人便深感苦闷。正始十年（249）司马懿趁曹爽扫祭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控制洛阳，诛杀了曹爽，而在此前，由于不少名士曾依附曹魏，于是曹爽被诛杀后，这批依附者如何晏、邓飏、丁谧等亦遭杀害，史称当时“天下名士去其大半”。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掌权，又相继杀害了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等名士，这一系列的杀戮，在政治上造成了一种高压的局面，文人便普遍地感受到了政治上幻灭感与危机感，因此，他们在写作诗文时，便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们不敢在作品中公开论及时政，只能以曲折隐晦的形式，抒写自己的忧愤，这自然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建安文学的慷慨激昂、乐观进取形成了反差。
除了时局政治的影响外，这一时期盛行的玄学思潮也对文学风貌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玄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渊源可追溯至汉末，但谈玄而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则是正始年间出现的。正始初期，当时以洛阳为中心，在何晏、邓飏周围聚集着一批谈玄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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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即正始名士。至正始中期以后，则形成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另一谈玄群体。玄学在内容上是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而老庄思想常常表现出对世俗社会、对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蔑视，因此受其影响，这时期在文人人生态度也就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他们人生取向上，更多地具有了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趣味以及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的追求。玄学在对士人的人生态度发生影响的同时，也自然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影响。盛谈老庄玄理，使得他们的诗歌明显地表现出对于清虚高旷、自然悠远的诗歌境界的追求，正始诗歌中的这类诗歌境界，显然是与此有关的。另一方面，谈玄需“校练名理”，通晓抽象理论的思辩，这也就不能不影响到诗歌的哲理成分，正始诗歌在抒情性加强的同时，又大都增添了一些理性的色彩，其原因即在此，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
正始文学风貌的形成，政治的因素与玄学的影响，可以说是纠葛在一起的。他们共同的作用，促成了正始文学特征的形成。
（二）阮籍与嵇康
在正始文人中，“竹林七贤”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则是成就最突出者。
阮籍与嵇康是正始中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二人个性的差异，二人的命运却有所不同。阮籍以至慎而得以善终，嵇康则因刚肠疾烈而惨遭杀害。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二人个性与文学的不同。
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卒于魏景元三年（263）。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阮瑀死时，他才三岁。十一岁时，曹丕代汉即帝位，三十三岁时，他曾应太尉蒋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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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做过很短时间的尚书郎，便以病免，三十八岁时曹爽又召他为参军，他又托病没有应召，两年后，曹爽被诛，当时附曹爽的文人多被杀，他因而幸免，“时人服其远识”（《晋书·本传》）。而到了四十三岁，他又作了司马师的从事郎中，被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候。其间又作过十年的东平相。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掌权，又继任司马昭的从事郎中，晚年（53岁）又求为步兵校尉，后世因称其为阮步兵。在他死后两年，魏主正式禅位于晋。在他死前，晋魏代禅已成定局，因此，他的一生可说经历了两次十分残酷的“禅代”斗争，这些对他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极深的影响。
阮籍的一生，从思想上说是苦闷的一生，他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内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寻求解脱。少年时的阮籍是颇有壮志的，“籍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比如，他曾登广武城，面对楚汉古战场，发出“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慨叹，表现出目空古人的少年英气。但是随着政局的变化，他那种期待建立功名的热情便消歇了，特别是在高平陵事件后，司马氏父子相继把持朝政，残酷地屠杀异已，实行高压统治，给他的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在这一高压政治背景下，他最大的苦恼在于如何能够全身远祸。应该说，阮籍从司马氏父子一系列地杀戮事件中，对司马氏凶残面目已有深入地了解，对于司马氏用卑劣手段手段攫取政权的行为也是十分痛恶的，但为了全身，他又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而这时他在士林中令名已著，司马氏对他倍加注意，这更加使他处境维艰。阮籍一生的行为表现，其根源即在于此。因此，一方面，他对于时事政治问题表态十分谨慎，口不臧否人物，比如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司马昭曾说：“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但另一方面，他对司马氏集团的礼法之士却极为蔑视。在生活方式上因而常常表现为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嗜酒成癖，对此《晋书·本传》多有记载。比如，母亲去世，他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他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声。等到葬母时，他食酒肉不辍，而临决之时又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裴楷往吊，他则散发箕居，醉而直视。他又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相对。嵇喜来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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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白眼相对，嵇喜不怿而退，而弟康闻之，乃齎酒携琴来造，却报以青眼。司马昭曾为子向籍求婚，他大醉六十日，不得已而止。除此之外，他在他的诗文中对礼法之士也大加挞伐，猛然抨击。他的这种表现自然引起了礼法之士的仇视。“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阮籍身上所表现的至慎与越礼，实在是一对矛盾。司马氏是提倡名教的，但对阮籍却能容忍，也是一个矛盾。究其原因，阮籍在政治上的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便对现实政权没有威胁，而他对礼法的蔑视，则多属伦理道德范畴，对司马氏政治亦无大害，对此，司马氏是看得很清楚的，加之阮籍在士人的声誉，杀之不仅无益，反而带来杀名士的名声，这就使得阮籍在乱世中得以全生，但其内心却是十分苦闷的。
如果说阮籍是正始文人中苦闷的代表，那么嵇康则是悲剧的典型。
嵇康字叔夜，生于黄初五年（224），卒于景元三年（262），他是曹魏的女婿，曾任中散大夫，后世因称嵇中散。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同，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晋书·本传》曾记载他是“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他的《家诫》也曾告诫儿子“宏行寡言，慎备自守”，但这只是他的玄学思想修对自己性情的一种约束，在实际上他却做不到。在现实中，他的是非之心是十分明确的，对丑恶现象往往加以愤激的斥责。他与阮籍的分别即在此。尽管他与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却能在现实的冲突中虚与周旋，他则不同，他是一个感情极热烈的人，而且对于生活的态度又极认真，这就使自己完全与世俗社会对立起来。据说钟会去见他，他不为礼，遂引起了钟会的嫉恨。但直接导致他被杀的则是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山涛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举荐他以自代，希望他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但他却作此书断然拒绝，并与之绝交，表现出决不屈服的态度。文中提出自己不能就职的原因是所谓“七不堪”与“二不可”，对山涛以及依附司马氏集团的毫无操守者多所讥刺，特别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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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直接击中司马氏的借名教以篡权的要害，因此，他的被杀便成为必然了。恰巧此时吕安为其兄吕巽所诬，他被牵连进去，司马氏便以“乱群惑众”的罪名将他杀害。嵇康尽管为司马氏所不容，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引起了众多士人的崇敬。在临刑之前，京师三千太学生曾上书为之请命。但这却反加速了他的悲剧结局，因为司马氏之杀嵇康，实际包含着打击名士，给予警告的意味，嵇康在不自觉中成了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不满情绪的代表，因而他也就为当时士人悲剧的典型。
阮籍与嵇康在个性与处理态度上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作品面貌的不同。
阮籍的代表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如果说阮籍的一生是苦闷的一生，那么他这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他苦闷的象征。阮籍的苦闷在作品中的表现之一，便是他对人生的感慨，他感慨时光的飞逝，人生的短促，以及无法挽回这短促生命的深深的忧伤。其次则表现为对世俗礼法之士的厌恶，这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有关。其三则表现为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实际上是他在现实中苦闷而不可解脱的另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幻想的境界来摆脱世俗的污浊。
嵇康的诗歌与阮籍不同。嵇康在生活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意义在于他把庄子理想的人格境界从哲学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庄子的坐忘，在他诗中成为一种优游容与的诗歌境界，其《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四中“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是这种境界的典型。
在艺术上，阮籍将集《诗经》《楚辞》与汉魏诗的比兴集大成，以多种比兴构成完整意境。他的比兴是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从而形成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嵇康则由于其个性刚烈，诗风以峻切为特征。在体裁上，阮诗以五言诗的创作卓然名家，而嵇诗则以四言诗成就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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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与嵇康的散文都有突出的成就，为魏晋散文的代表。阮的散文代表作为《大人先生传》，嵇的散文代表作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等。
第三章 西晋文学
以典午南渡为界，晋分为西晋与东晋，两晋前后相续150余年，其中西晋50年，东晋百余年。而由于两晋政治环境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其文学风貌亦有所不同。现先介绍西晋文学。
一、西晋文学的基本风貌
西晋50年，历武、惠、怀、愍四帝，而文学的繁荣则在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时期，其中以太康文学为代表，作家则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最著名。此外，较著名者，晋初尚有傅玄与张华，晋末还有刘琨与郭璞，而不太著名者也还有不少。从数量来看，西晋一代颇多天才秀异的作家，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曾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
关于西晋诗风的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多有论及，《明诗》篇中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情采》篇又说：“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总的来说，西晋一代的文学更加注重形式与技巧。如果对西晋文学的特征作一总结归纳，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倾向：一是模拟古人的拟古之风甚盛。拟古是文人创作追求技巧化的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则成为西晋文学的一大特殊景观。西晋一代的大部重要作家，如傅玄、张华、束皙、陆机、陆云等都在模拟上下了很大功夫，其中陆机最为著名。二是追求词藻的华美与对偶的工整。这种追求由于大多是刻意为之，是出于呈才炫博的目的，因而显得文字雕琢堆砌，有失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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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快，潘、陆二人最具有典型性。张华曾批评陆机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作文，乃患才多也”，孙绰评西晋文章说：“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所谓烂若披锦见其雕琢，所谓排沙简金者，显其堆砌。三是总体风格而言，繁缛成为其基本特点。这种风格的形成则是其刻意呈才，过分追求对偶与藻饰的必然结果。
西晋一代的追求形式技巧的繁缛文风，常为过去的文学史家所诟病。以通达的眼光观之，追求技巧与形式美，自然是整个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链环，但是如果我们前后比较，不能不承认，西晋文学尽管出现了不少天才秀异的作家，但其作品却缺乏一种力度和生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实与西晋士风的特点有关。
不论是建安文人还是正始文人，作家的心灵世界往往是充满热情与冲突的，但是，到了西晋，文士的精神境界普遍缺乏一种崇高精神，罗宗强先生曾以“士无特操”来概括这一时期士风的特点。“士无特操”的原因之一，在于西晋政权的“政无准的”。西晋是以强取豪夺的手段取得政权的，尽管它提倡以名教立国，但除了孝的观念尚未泯灭，在对待忠时则往往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整个西晋一代文士，忠君的观念十分淡薄，传统的道德崇高性一旦缺失，就影响了文士的人格建构与理想追求。因此，这一时期文士在出处去就上，往往纯然以自我之得失为中心，求名求利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晋书·石崇传》所载颇能说明这一点。“（崇）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像，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于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士当身名俱泰”典型反映了此时士人求名求利的心态。正由于此，西晋文士多依附权臣，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而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也往往缺乏崇高的道德意识与是非观念，其命运也常随其所依附的权臣在政治斗争中盛衰而沉浮，不少文人则因卷入其中而最终丧命（据徐公持先生统计，西晋一代文人死于政治斗争者有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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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文人热衷于功名利禄，造成了他们作风浮华，思想平庸，耽于逸乐，肆于物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作品也就自然丧失了崇高的精神与激荡人心的活力，而与浮华作风相应，自然也就更崇尚绮丽与繁缛，追求技巧与与形式，刘勰所说的：“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的倾向，其原因即在此。
二、西晋主要作家
1、潘岳与陆机
潘岳与陆机是西晋太康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钟嵘在《诗品》中将他们二人置于上品，并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评。江海之间，似有抑扬，但在后人看来，二人则是才才华的代名词。唐人王勃《登腾王阁序》末云：“敢竭鄙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即是这个意思。
潘岳（247-300），字安仁，他是荥阳中牟（今河南开封附近）人。少年时以才慧而为乡里称为奇童。弱冠之年走上仕途，出任贾充司空府掾，以才能为人所嫉，栖迟十年。后来先后任河阳令等官，最后官至给事黄门郎，因此他的作品集即称《潘黄门集》。
关于潘岳其人与其文，在文学创作上引出了一个话题，即人品与文品的关系。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名三十首》中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
路尘。”即通过潘岳说明人品与文品的对立，了解潘岳及其为人为文，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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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潘岳美貌，是中国古代的美男子。《世说新语·容止》中说他“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拱之。”潘岳的这一特点，后代常津津乐道，“貌比潘安”成为人们的形容男子貌美的套语。
第二，潘岳的人品的确存在缺陷。《晋书·本传》称，“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诌事贾谧，每侯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作为一名文士，潘岳确实德行有所亏缺。不仅如此，他诌事贾谧，除了为贾谧讲《汉书》外，还为贾谧充当枪手。贾谧的《晋书断限》一文，即是他捉刀的。贾后谋废太子司马遹，诬构之文，也是出自他的手笔，这种直接参预政治阴谋，为了谋取个人的权位与前程，趋炎附势，不顾传统道德与个人尊严，不择手段，反映了他在人品道德上的问题。这是一个才子因过分追求各位势利而导致的道德堕落。
第三，潘岳的人品与文品确实存在着不一致处。潘岳在政治品格上缺乏节操，但是在那些表现他个人感情生活的作品中，却往往表现出真挚的情感。潘岳似乎是一颇重视家庭生活与亲情的文人，在这一领域，他的不少诗文往往富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内顾诗》是任河阳令时思念妻子杨氏之作，诗中写其对久别妻子的日夕怀念，感情之专注，令人惊叹。而他的《悼亡诗》，写其赴任前对亡妻的悼念怀想，尤其感人，正由于他的影响，“悼亡”成为后代诗人追念亡妻的专让题目。
第四，潘岳不仅能诗，同时也是西晋著名的辞赋作家。其赋今存二十余篇，在各类文体中数量最多，著名者如《西征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其赋作中，仍以写哀情而见长。故《晋书·本传》称他“善为哀诔之文”。
第五，潘岳作品的风格词彩华艳而著称。钟嵘曾引孙绰语评其曰：“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烂若披锦”诚然如是，“无处不善”则有过誉之嫌。就诗歌言，他的有些作品由于铺叙过多，往往显得平缓而缺乏含蓄，有的还失之于枯燥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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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陆机出身于东吴世家大族，祖陆逊为吴丞相，父抗为吴大司马。弱冠而吴亡，遂退居旧里闭门苦学。九年后，与弟云北上入洛，为张华所赏。华称曰：“克吴之役，利获二俊。”故名动一时。曾官至平原内史，后世因称陆平原。
陆机的个性与功名追求：陆机的家世出身对陆机的个性追求有很大影响，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据说十九岁吴亡时，即有《辩亡论》总结吴亡的原因，传说《文赋》也约作于此时（杜甫有诗云：“陆机二十作《文赋》”）。陆机的父祖为东吴名臣，他有一种强烈的家族自豪感与父祖情结。其父祖情节在他初入洛时与卢志的即兴辩论中表现出来。《世说新语·方正》载：“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定之。”正是由于对家世及父祖功臣的自豪，才使他有着强烈的功名欲望，在西晋作家之中，他是政治追求最为执着，功名欲念最为强烈的人物之一。入洛初他被子太傅杨骏的祭酒，贾谧当权，他依附贾谧，曾参与贾谧“二十四友”活动；赵王伦辅政时，他又为伦的参军。“八王之乱”时，诸王拥兵争夺权势，互相攻伐，赵王伦败亡后，他转投成都王颖，参与了成都王颖与河间王颙讨伐长沙王乂的争斗，担任后将军，率兵二十万，最后战败被成都王所杀。临刑前曾感喟：“欲闻华亭鹤戾，可复得乎？”因此，他的一生可说对功名的追求十分执着，但在坚持道义与节操上，则似有欠缺，不免依附权贵，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之讥。政治品格上的缺陷必然导致思想的浅薄，陆机诗内容肤浅，感情浮泛的特点，即与他的个性品格有关。
关于陆机的学创作，值得提及的有下面几点：第一，他是西晋模拟诗风中一个最典型的代表作家。他尝试了乐府、古诗的各种题材与各种格式，这类诗今存约四十余首，超过今存诗歌总数之半。他的模拟之作很少能看出他个人的思想经历与情志，多以形似为主，其目的似以表现模拟功力为主，使文学创作性质变为技巧的表演展示。其中这类诗歌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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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是模拟《古诗十九首》的《拟古诗》十二首。第二，他诗的风格特点是繁缛，繁绔是与他过分追求呈才炫博的写作追求有关的，对此时人张华曾讥刺说：“人之作文患不才，子之作文而患多才。”刘勰《文心雕龙·熔裁》中说他：“缀辞犹繁”。第三是表现手法上，他的诗喜用华丽的词藻与对偶句式。词藻的华丽使他的诗歌带上了更明显的贵族化特征，而对偶的过分追求则使作品显得呆板而少变化，丧失了作品的灵动。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七中评他说：“意欲显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所论甚是。第四，他的作品中也有一些写得比较出色，某些诗歌写景致力于刻化体物，在表现技巧上也为后人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陆机诗歌虽被后代人所訾议，但他的文却被大家所推崇，其成就较诗为高。著名者有《辩亡论》、《叹逝文》、《哀武帝文》等。其赋作中《文赋》一篇，是一篇文艺理论专论，对文学创作的过程作了细致深入的论析，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
2、左思与刘琨
左思与刘琨在西晋诗坛上是两位比较突出的作家，左思继承并发扬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作品内容充实，富于力度，有“左思风力”（钟嵘语）之称；刘琨当晋末乱亡之际，抒英雄失路之悲，清刚悲壮。二人确为当时文坛之骄骄者。
左思（250—305），字太冲，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关于左思及其文学创作，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关于他的家世出身与性格
他是一个出身寒族而又才华的文人。他的父亲左雍曾作过殿中侍御史，其妹左棻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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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为贵嫔，但这并没有带给他仕途的腾达。他一生未曾作过显官，只在元康时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郎。贾谧专权时，左思曾加入其“二十四友”中，成为浮华贵游集体的成员，因此，在贾谧被诛后，他便受到牵连而居宜春里。八王之乱时，齐王冏命他为记室，他辞而不就。所以他的一生是不得志的。这既也与他出自寒族的家世有关，也与他的性格有关。左思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据记载，他是“貌寝口讷”，貌丑而且口才不佳，自然容易养成他内向的性格，向内心世界发展。内向性格的人，不善于表现自我，也就不易为人所识拔了解。特别是在门阀社会，出身寒族，又“貌寝口讷”，仕途上的不得意就是可以想象的事。而对于左思来说，也自然容易产生强烈的反抗与不满。左思的作品，之所以不同于潘岳、陆机等人，充满了寒士不平的抗争以及对门阀制度的抨击与蔑视，在他的家世与性格中是可以找到根据的，这一点是理解左思作品的基础。
二、左思的作品
左思作品今存十四首。除《咏史》八首外，还有四言诗《悼离赠妹》二首，《招隐》二首，《杂诗》一首，《娇女诗》一首，另外还有《三都赋》。左思是一个诗赋皆能的作家，但在这些作品中，影响较大的还是《三都赋》与《咏史》八首，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这两类作品，《咏史》八首是奠定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成名作。我们先介绍一下《三都赋》，然后再谈《咏史》八首。
左思是很重视赋的创作的。他的《咏史》八首之一曾自述是“著论准过秦，作赋凌子虚。”而《三都赋》则是他精心结撰的心血之作。此赋的创作前后花费了十年时间，据史载他创作此赋时“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流之”。（臧荣绪《晋书》卷十六），他又认为自己见闻不广，所以特求为秘书郎，藉以阅读皇家藏书。十年之后，终于写成了这篇汉魏的第一长赋（全文长一万零十三字）。据说陆机初入洛阳时，也准备作此赋，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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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作，抚掌而笑，与弟陆云书云：“此间闻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晋书·本传》）后来赋成，陆机阅后十分叹服，以为无以复加，遂缀笔而罢。当然，这篇赋写成后，开始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左思便请皇甫谧作序，刘逵、张载、卫权等人作注，加上张华称赞其班、张之流也，于是一时声名鹊起，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三都赋》的始被忽视终被推重的过程，表明汉魏以来人物品评之风，在当时士大夫中仍颇流行，权威人物的品目评论，对于文士建立社会声誉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咏史》八首，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它的主题深刻。作品虽然写的是左思自己在门阀士族制度下所受到的压抑、抗争与不平，但是这一主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具有普遍的典型性，反映了整个寒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作品中写自己在门阀制度的重压下，壮志难酬的悲愤与抗争，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充满了反抗压迫，追求自由解放的浪漫意识，始终贯注了豪迈的气概，这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显得尤为可贵。由于作品在对抗与冲突中，呈现出激情与力度，因而成为建安风骨嗣响。钟嵘称为“左思风力”，正指出了这一特征。第二，以咏史的方式抒写怀抱，将咏史与抒怀结合，开创了咏史诗创作的新路。咏史诗的创作始自班固，建安以后也有不少作者，但写法上大抵是实咏史事，略述感概。左思的作品则是借古讽今，抒发个人怀抱，是咏史诗的一种新创，对后代诗人咏史之作提供了很好的范型，因而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三，是他的语言精当，出语自然，虽有对句而不刻意工巧，不重词采而形鲜明，运用典故又恰当贴切，借古讽今又思致深刻，所以钟嵘评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
刘琨（270—317？），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附近）人。他出身大世族，是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少年时期以雄豪著名，颇负志气，与祖狄交好，有闻鸡起舞的故事传世。但是刘琨的一生经历了由贵游子弟到军阀混乱工具再到救国志士的三个历程。早年时他好尚老庄，追慕放旷，生活豪奢，嗜好声色。他曾事贾谧，是贾谧“二十四友”中最年少者，在洛阳与石崇、陆机、陆云等参与贵游浮华集团的文咏活动。八王之乱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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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介入了诸王争斗杀伐。但是，在晋室危亡之际，他却志于王室，迎惠帝于长安，被封为广武侯。在经历了天下大变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个人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因此在给卢谌的信中对自己早年的放纵颇致后悔，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倾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雕残……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从此他一改过去之放旷，而成为一位爱国志士。三十七岁后，他出任并州刺史，从中原到北方，以晋阳（太原）为根据地，在极为艰危的条件下，与各路军阀及各少数民族武装集团转战多年。但由于长于怀抚而短于控御，缺乏将略，不善用人，最终被与他结盟的幽州刺史段匹磾杀害，时年48岁。
刘琨的诗歌现存的只有三首，一首四言《答卢谌》，两首五言即《重赠卢谌》和《扶风歌》。尽管现存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却能以刚劲清拔之气抒写英雄失路之悲，在诗坛上独树一帜，因而受到了后代诗评家的好评。钟嵘在《诗品》中说他：“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称他“雅壮而多风”。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则云：“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数横槊建安中。”将他的诗与曹操相提并论，他确实是建安悲壮慷慨之音在西晋末年诗坛的回响。
3、郭璞及其游仙诗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绛县附近）人，他是一个博学有高才却不善口才的人。不仅通经术、通古文奇字，而且善于天文卜筮之术。曾注释过《尔雅》、《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等。西晋灭亡后，他过江避乱，深受王导和元帝、明帝推重，后来为王敦记室参军，因为反对王敦谋杀，而被王杀害。
郭璞与温峤、庾亮等人曾是布衣之交，但他在东晋时却才高位卑，常为缙绅所讥笑，曾著有《客傲》以抒发自己偃蹇傲世之志。当庾亮、温峤致位公卿，但却沉于下僚，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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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使他不免产生不平，而身处乱世，特别是在残忍的王敦手下，他消极避世的思想就比较突出，因此，在诗歌创作上，他便选择了游仙题材，今存游仙诗19首，其中9首为残篇。
关于郭璞的游仙诗，有几点需要注意。
一是关于游仙的类别。游仙诗是中国诗歌中的一个种类，其起源甚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诗》，后代继作者不绝如缕，但大致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正宗”的游仙诗，另一种是有明显寄托的作品。正宗的游仙诗继承秦汉以来游仙诗的传统，以描写轻举高蹈神仙生活为主，表达对于神仙长生境界的向往追求。有寄托者则往往是借游仙的形式抒写作者的怀抱与感慨。郭璞的 《游仙诗》无疑属于后者。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是“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正说明了他借游仙以抒怀的特点。
二是关于郭璞的《游仙诗》和玄言诗的关系问题。刘孝标（《续晋阳秋》注）说：“至过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则似以郭璞为玄言诗之祖，但钟嵘《诗品》却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这是一个矛盾，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说郭璞游仙诗与许、孙毕竟不同，许、孙是直接说理，而郭璞则借神仙漫游来隐喻玄想，富有形象性，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
三是郭璞的游仙诗对后代诗人影响甚大，唐代诗人李贺、李商隐，元代的杨维桢，清代的龚自珍等无不受其影响。用神仙灵异寄托怀抱，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的特点，郭璞应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
第四章 东晋文学与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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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后，最终亡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内侵。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即位，开始了东晋的历史。东晋历104年，就文学而言，玄言诗的盛行是这一时期的基特征。只有到了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改变了文坛的面貌。
一、玄言诗及其流行的原因
所谓玄言诗是指东晋时期以诗歌的形式阐述玄佛哲理的诗歌。这种诗歌大都抽象枯燥、缺乏形象性，因此，可以说它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段歧途。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流行近百年的创作倾向，且有大量的作家，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则是孙绰与许洵。
东晋诗坛玄言诗流行，究其原因是与这一时期文人的心态及玄学清淡的盛大行有关。
东晋政权是一个偏安的政权。在东晋建立之初，那些初过江的中原士族，由于弃家别土，仓皇南奔，确曾产生过强烈的国破家亡的悲痛，他们也曾力图找出国破家亡的原因，而崇尚玄虚清淡曾被认为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王衍在被石勒俘后曾叹息：“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石勒传》）桓温也曾慨然叹息：“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但是，待到他们在政权巩固，偏安的局面形成以后，文人的心态则又发生了变化。由于江南山水清秀美丽，文人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逐渐产生了偏安的心态，他们既无力恢复中原，便在新环境下追求一种宁静、闲逸的生活与脱俗潇洒风神。于是西晋时期在士人盛行一时的玄学清淡风气，在东晋便又一次盛行开来。当时的朝廷重臣甚至包括帝王，都以崇尚玄虚清淡相高。其中王导、庾亮、谢安等都是玄学清淡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清淡的名士。《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王导在都城建康曾召集多人“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可以看出他们玄谈的热情，而当时参加者，皆一时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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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朝中要员。这都可说明东晋时期玄学清淡的风气影响遍于朝野士林。
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但是，这一时期的玄学又有了新的变化，这就是随着江南佛教理论的传播，有许多重要的僧人也多与士人交往，形成了玄释合流的倾向，玄学中增加了佛理的内容。而不论是玄学还是佛理，都具有较强的思辩色彩，当文士们在生活中以谈论佛理玄理作为表现他们的高雅情趣时，也就很自然地影响到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东晋玄言诗的兴盛的根本原因即在此。
二、陶渊明
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底例证。正和他的诗一样，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
——朱光潜《陶渊明》
陶渊明是晋宋之际最优秀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因而在中古文学研究中也是最受著目的研究热点。自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陶渊明的作品受到众多的学者的重视，而近百年来，陶渊明的研究已成了专门学问，形成了与“红学”、“杜学”等可并称的“陶学”。
（一）陶渊明生平与思想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为东晋初名臣陶侃。陶侃以军功而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在东晋是地位显赫的人物。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父亲陶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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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安城太守，所以陶家自陶侃起，仕宦已历三世，算得上是一个有地位的贵族。但是，值得注意，陶侃尽管地位较高，但他毕竟和王、谢等门阀士族不同，他的出身较寒微（晋陶母祝发待宾），而且出身少数民族，因而他在当时仍然是被那些高级士族所轻视的，比如温峤曾骂他是“奚狗”，《晋书·本传》说他“望非世族，俗异诸华”。到了陶渊明这一代，由于父亲早亡，家世已经中衰了。
关于陶渊明的研究，首先有几个热点问题，先提出来，供有兴趣的同学进一步探讨。
一是关于名字。陶渊明有两篇文章，一是《晋故征西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是《祭程氏妹文》，文中均自称渊明。陶同时之颜延之所作《陶征士诔并序》称“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陶渊明名字似无大问题，但到沈约的《宋书·陶渊明传》则载云：“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开始出现了歧异。萧统的《陶渊明传》载：“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名与字已混淆不清。《南史·陶潜传》：“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深明当时避讳，改“渊”为“深”。梁启超认为：“渊明必先生名无疑”，故颜《诔》直书为：“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他认为“潜”是陶渊明的小名。朱自清先生《陶渊明年谱之问题》则主张：陶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
二是关于陶渊明年龄。这也是至今争论不休而未成论的问题。大致有这几处看法：一种说是63岁。见沈约《宋书·陶潜传》、萧统的《陶渊明传》，持此说后代不乏其人。现在一般的文学史与作品选，都取此说。但此说被质疑的是颜《诔》止作“春秋”若干，无确切之记载，又一处说“年在中身”，“中身”二字出身《尚书·无逸》“文王受命中身”，据《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终”，依次推论，似与卒63岁尚有距离。第二种说法是76岁。此说根据是陶《游叙川》“开岁倏五十”据自序，其时辛丑（401）陶渊明五十岁，至元嘉四年（427）终，得七十六岁。清人黄璋、今人袁行霈持此说。第三种说法是56岁，梁启超先生主此说，提出八条例证。而游国恩先生则逐条驳斥。第四种说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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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52岁，古直的《年谱》持此论。第五种说法则是60岁左右，认为在未得新证据前，陶之生年尚无法考矣。
三是关于折腰五斗问题。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对后代文影响极大，但是“五斗米”如何解释？后人也是颇有歧义的。目前最通行的解释是，五斗米是薪俸微薄的代称。比如孟浩然诗即有“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句，所用即此意。后来人们根据记载推算，晋时的县令每日的禄米正好是五斗，所以五斗米指的是县令一日的禄米。由此，五斗米成为禄薄的代称。但是历史学家缪钺则认为，五斗米是诗人每月的食量，与东晋时县令官俸绝无涉。而史书所载士大夫每月食量恰是五斗米左右，因此不为五斗米折腰应解为“我不能为求一饱之饭故折腰。”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五斗米指的是五斗米教。逯钦立先生即持这种观点。他在《关于陶渊明》一文中说：“陶渊明‘不为五斗料折腰’这件事，长期以来为后人所推崇，认为‘五斗米’是官俸，‘不为折腰’是不向督邮低头，把陶渊明看作是对抗权贵的典型人物。”他认为这是不准确的。他认为陶渊明第一次仁为江州祭酒是在太元十八年，他的上司江州刺史是王凝之，而王凝之是一个门论著世族出身的五斗米道徒。陶渊明之所以不久解职辞官，其真实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屑于向王凝之这个五斗米道徒卑躬屈节。因此，他认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可以解作：“我过去不能对五斗米首下腰鞠躬，今天还能诚诚恳恳地侍候乡里小人？”
这三种说法，从目前来看，第一种说法比较为大家所接受。
现在我们接着来谈陶渊明的生平。陶渊明的一生，简单地说，可以分为闲居、出仕、隐居三个阶段。所谓闲居即二十九岁出任江州祭酒之前。关于这一时期的生活，目前材料较少。陶渊明的初次出仕是在他二十九岁，出任江州祭酒，出仕的原因可能有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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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早年抱负有关。现在我们心目中的陶渊明往往是一个淡薄名利的隐士，这大体上不错，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最起码早年的陶渊明曾颇有壮志，他的《杂诗》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而他的《拟古》则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表现一种任侠的精神。第二，与亲老家贫有关。这一点他诗文中并不讳言：“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年立，志意多所耻，……”（《饮酒》）说自己是由于生活困难，年近而立，不得已而出仕的。但这次出仕时间并不长，不久即以不堪吏职而辞职，后来江州又召他为主薄，他也未就任。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约在他三十五岁时，这次出仕是到江陵，担任了荆州和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僚。桓玄是一个有野心的军阀，他占据长江中上游，对晋室虎视眈眈，图谋篡夺。陶渊明至江州后，可能看到桓玄并不能帮助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对于他企图篡弑的丑剧也很憎晋憎恶，于是又产生了归隐之念，恰好在他三十七岁这一年，他的母亲去逝，按古代丁忧规矩，陶渊明便辞职回家了，守丧三年。
陶渊明的第三次出出在他四十岁时。这次出仕先任镇将军刘裕的参军。但是他的心情仍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有关幻想与希望，另一方面又疑虑重重。很可能他与刘裕仍然合不来，所以第二年改官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同年八年，他又以“耕植不足以自给”，求任彭泽令。但到了十一月，就以“不愿折腰向乡里小儿”而辞官。从此以后，陶渊明再未出仕，从四十一岁起辞官至去逝，他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
在陶渊明研究中，过去在许多问题有争议，但是从总体上看，那些问题往往是一些琐碎的枝节问题。现在看来，要研究陶渊明及其作品，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陶渊明的性格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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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陶渊明的性格，近百年来学术界有许多观点，其中一个焦点，就在于如何看待陶渊明的仕与隐的问题。从陶渊明的生平经历可以看出，陶渊明的一生可以说是在内心经过仕与隐的矛盾冲突，而最终选择了隐居的。那么，陶渊明为什么在仕与隐的矛盾中经过徘徊而最终坚定了隐居的决心？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还是个人性格的原因？对此，《晋书·陶渊明传》强调的是陶渊明的政治立场，谓陶渊明“自以为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从陶渊明的创作自刘裕篡晋后，不署年号仅署甲子来看，我们当然不排除陶渊明这样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易代之际会产生志士的慷慨，但是，就总体来看，决定陶渊明最终走向隐居的主要原因，还是与他生活的时代的特点以及他的性格与思想有关。
陶渊明的性格的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任真”，其思想的特点即是“自然”。“任真”也就是反对虚伪矫饰。在《归去来舍》中，他谈到辞官时说：“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曾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他的《五柳先生传》借五柳先生夫子自道写自己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宋书》本传：“潜不解音声，而蓄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侯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莲社高贤传》载：“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忽攒眉而去。”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任真”的性格。这种“任真”的性格使他往往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冲突。他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当时的世风是“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鲜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官场是重礼法的，上下等级森严，彼此委曲周旋，而东晋时期，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充满了虚伪与矫饰，这对尚真的陶渊明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当他对这种“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社会感到彻底的绝望之后，自然就选择了一条通过归隐田园以洁身自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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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总体上看，陶渊明的归隐的原因主要是性格的原因，是其自然的质性和矫厉的官场生活无法适应的结果，是主客观不能调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的结果。而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现实社会的种种虚伪与他的天性冲突时，他能够做到宁固穷而不改其节操，处贫贱而能心境怡然，在田园归隐的生活中，体会人生的价值与真谛。他在《杂诗》中写到：“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来去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从中可以体会到他的心灵苦闷与追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成为后人所难以企及的范型。朱熹曾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澍〈陶靖节身集〉引》）其实，陶渊明的这一点，不仅晋宋时期的文人无人做到，即后代的文人也很少象他那样能够超越仕与隐的矛盾。唐代的诗僧灵澈有诗云：“相逢尽到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正道出了自古以来官僚文人在仕与隐问题上的矛盾心态。正由于后代文人很难做到真正摆脱名利的束缚，所以陶渊明才成了后人心中高风亮节的象征。
那么，陶渊明的这种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与陶渊明的所接受的哲学思想有关。关于陶渊明的思想，1945年陈寅恪先生曾有《陶渊明之思想清淡的关系》一文，他通过对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诗的分析，指出陶渊明的思想在继承魏晋玄学的基础上而发展的“新自然说”，（1）“新自然说”的要旨在于“委运任化”，也即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逯钦立先生在《关于陶渊明》一文中，也通过《形影神》的分析，认为陶渊明是服膺自然的“玄学信仰者”。总的来看，崇尚自然确实是陶渊明思想的重要特点。自然的观念不仅决定他的为人，而且也影响了他诗文的风格。因此，了解陶渊明的思想与性格是研究陶渊明作品的基础。
（二）陶渊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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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一百二十五首，文七篇，辞赋二篇。他的辞赋与散文均写得很出色，《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桃花园记》均是其中的代表作。他的《归去来兮辞》，欧阳修曾称道说：“晋无文章，惟《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他的赋中还有一篇，有些争议，这就是《闲情赋》。萧统评论说：“白壁微瑕，唯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以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苏轼反对萧统说：“幽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东坡题拔》卷二）此后，围绕这一作品展开了不少分歧。现在看这部作品，可使我们从中了解陶渊明人格及文格的丰富性。这是一篇写爱情的赋，其中写到：“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等，反映了陶渊明生活与情感上的另一面，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陶渊明。
陶渊明的作品集，后代研究笺释的传本不少，其中最早者为宋汤汉的《陶靖节先生诗》（有拜经楼丛书本），其次有元李公焕的《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有四部丛刊本），笺释详细的则有清陶澍的《陶靖节先生集》十卷（有四部备要本）。今人注本则有逯钦立的《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版）、王瑶的《陶渊明集》（1957年作家出版社版）、唐满先的《陶渊明集笺注》（1985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版）。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最能代表陶渊明的文学成就的是他的诗歌。他的一百二十五首诗歌，按照题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法，如有的分为二类者，田园诗、咏怀诗，有的分为三类田园诗、咏怀诗、哲理诗，或者如教科书，分为五类，田园、咏怀、咏史、行役、赠答。但若概括一些，大致而可用田园、咏史咏怀两类来代表，其中，田园诗的价值最大。陶诗的艺术特点，大致可有以下几方面：
1、平淡自然与诗意淳美的统一
陶渊明的诗，最大的特点是平淡自然，绝去雕饰。在他的诗里，很难找到奇特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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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张的手法，华丽的词藻，一切都是平平淡淡。似在不经意间如实道来。苏轼说他是“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朱熹说他的诗是“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陶潜、谢眺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这些评语都说明一个意思，就是平淡自然。
但是陶渊明的诗虽平淡却不枯淡，而是韵味隽永。原因在于写诗时有深厚、热烈的情感，而且能做到造语精到。如《郭主簿》诗中有一句“中夏贮清阴”中的“贮”字，写出夏日的清凉可掬。《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两用“亦”字，却物我情融，耐人寻味，所以苏轼曾评价说“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说得十分中肯。金代元好问也评他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曦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2、情、景、理的统一
陶渊明的诗大都是抒情作品，他把自己的感情象一股泉水渗透于景物描写中，从而使情与景得到了有机的统一。陶渊明的写景，决不是纯客观地刻画景物，片面地追求形似，而是着重总体意象的把握，把感情融于景物之中，从而把人带入到诗中的境界中去。苏轼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奇趣。”所谓“奇趣”正是从意境产生的。由于他的诗有意境，因而也就全篇浑然一体，这个特点与后来谢灵运的诗形成了对比。谢诗重句，陶诗重意，谢诗雕琢，陶诗天成。所以方东树《昭味詹言》中说：“陶公不烦绳削，谢则全由绳削，一天事，一人功也。”
陶渊明诗不仅情景结合，有意境，而且还有哲理色彩。他常常用生活中朴素的语言，说明生活中的哲理，这使他的诗既有情趣，又富有理趣。比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气变吾时易，不眠知夕永”等等，这些诗句，均言浅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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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意味隽永。
3、豪迈雄健：诗风的另一侧面
陶渊明的诗虽然以平淡自然为主调，但是他仍有豪迈雄健的一面，对于这一点，鲁迅先生称之为“金刚怒目式”。1935年，朱光潜先生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中论及艺术境界时说：“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象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不同意这种看法，批评说：“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后来鲁迅又说：“陶渊明……除了论客们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还有‘精卫衔草木，将以填苍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他并未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正是一个。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因此，我们在谈到陶渊明诗的风格时，除了平淡自然外，还要注意其豪迈雄健的金刚怒目式的一面。
陶诗的这种风格，主要体现在咏史咏怀诗中。这类诗往往表现出他内心的不平与愤激，因而风格偏于豪放。朱熹说：“渊明诗人皆说他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茅坤说：“及读《咏三良》《咏荆轲》《士不遇赋》，其中多呜咽感慨之旨。”都说明了这一点。清代龚自珍一首诗评得好：“陶潜酷似卧龙豪，浔阳万古松菊高。莫谓诗人兢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
（三）陶渊明诗歌的地位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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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东晋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但他在当时却是默默无闻的，他的文学更是如此，人们甚至并不将他当作一位诗人与作家，在他死后，他的好友颜延之作了一篇诔文即《陶征士诔》，其中所称赞的是他清高的人格，而对他的诗并未充分肯定。在他死后六十年，沈约作《宋书》，将他列入《隐逸传》，对其文学成就也不重视，但称其人“真率”。齐时刘勰著《文心雕龙》，评论了历代诗人，竟无一字涉及陶渊明。梁钟嵘《诗品》，仅置渊明于中品，在潘、陆之下。第一个重视陶渊明及其文学的是梁昭明太子萧统。他不仅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而且给予了很高评价，云：“有疑陶渊明焉。其文章不群，词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旁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引！”到了唐代，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才得到普遍地承认。至宋、清两代，则出现了两次研究陶诗的高潮。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从两方面而言之。其一是他的人格，其二是他的诗歌艺术。
就人格而言，在于他蔑视富贵，不与黑暗污浊之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给后代有进步理想的作家以积极的影响。后代的进步作家往往从他身上找到精神的寄托。如李白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高适的“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是无法忍受而“转忆陶潜归来”等。
就诗歌言约有三。第一，他打破了玄言诗统治诗坛局面。第二，开创了田园诗创作的道路。在陶渊明之前，还没有一个诗人写过这样多的诗歌来歌咏农村的田园生活。他将自己新颖的思想、人格和田园生活完美地结合起来，为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从此田园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题材领域。第三，他创造了一种平淡自然而又韵隽永的风格，后代不少诗人都将陶诗做为一种范式加以模仿，出现了不少“拟陶”“和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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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如白居易有《效陶体诗》十六首，宋代的苏式和陶诗则有109首。在风格上唐代不少诗人都受其沾沔，如王绩得其疏放，王维得其清清腴，韦应物得其冲和，柳宗元得其峻法，白居易得其率直等。
第五章 南北朝文学
（420—589）
一、南北朝社会与文学概述
从刘裕代晋建立刘宋起至隋文帝灭陈止，前后17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总的特点是南北对峙，政权更迭频繁，尤其是南方（宋39年，齐23年，梁55年，陈33年）；另外，南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不平衡。
自从晋室南渡，东晋建立，南北基本上就处于分裂的局面，但在东晋时，其政权虽偏于南方一隅，却还相对统一，而北方则处于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因而南北尚未形成对峙。约在刘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中期（436—439），北魏的太武帝拓拔焘陆续消灭了北燕、北宋，统一了北方，南北对峙的局面这时才正式形成，离这时距刘裕代晋不过十余年，所以说把刘宋建国作为南北朝的开始是符合实际的。
这一时期，北方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之下，他们在文化上要落后于原来中原的汉族政权，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较低下、落后。在占领北方后，他们在政治、文化方面与中原汉族有一个融合的过程，因此，北方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要落后于此时的南方政权，因而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文学可说是荒芜的，很少有有成就的作家，其中著名者不过温子升、邢劭、魏收数人。而南方则不同，不但经济、文化发达，而且文学也呈现出一派繁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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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讲南北朝文学，主要以南朝文学为主。那么，南朝文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展的，又有什么特点呢？
从社会背景来看，南朝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并在一定时期呈现繁荣的局面。晋室南渡前，南方尚未得尽力开发，而这一时期由于中原汉族的南渡，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加以南方自然环境优越，所以至南北朝时，南方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荆、扬二州，成为南朝经济的中心，也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宋书·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南下士族，广占山林美田，使得庄园经济大大发展。如陈郡谢氏南下后的始宁庄园，会稽孔氏的永兴庄园，此外，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的繁荣，虽不一定影响文学的质量，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面貌，南朝元嘉、永明、天监三朝文学兴盛，不能说和经济的繁荣没有一定关系。
2、南朝社会的矛盾复杂。其主要者，一是皇族与士族的矛盾，二是皇室内部的矛盾（宋初有刘裕诸子之争，齐代齐明帝几乎杀尽了高、武子孙）。两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在这一时期虽然力量有所削弱，但仍然不肯放弃其经济、政治上的特权，皇族与士族仍然存在着矛盾。这时的皇族多出身于寒族，他们登上皇位后，对于世家大族采取了压制、削弱甚至打击的手段，但同时他们仍然需要高门世族这一重要的社会基础，因此，皇室与世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又矛盾的局面，始终是左右南朝政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南朝开国皇帝多武人出身，高门世族鄙视武人，但在政治上又不得不表示拥护捧场，皇帝需要高门这一社会基础，一方面给予礼遇和经济上的实利，但又在政治上加以限制，因此，世族与皇帝既有矛盾，又互相利用，这些不能不影响到文人的命运与思想，也不能不影响到文学的创作。
3、儒、佛、玄三家思想进一步合流。东晋以来，思辨哲学在意识形态里唯我独尊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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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所变化，但有关玄谈佛理的清淡还在继续。尽管玄谈的盛说不能和东晋相比，但其形式则仍被保留了一段时期。儒学在南朝被重新提倡，官学之外，私家讲授儒学也相当普遍。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设立儒、玄、文、史四馆，这说明儒在南朝重又振兴。佛教在南朝有了很大发展，南朝帝王奉佛者极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寺之多，是佛教兴盛的标志之一，而帝王中，佞佛最著如梁武帝，为历代帝王所罕见。文人中也有不少喜佛的，如谢灵运、颜延之、谢庄等都有与僧人交往的记录。因此，自东晋以来，儒、佛、玄三者合流的倾向在这一时期更加明显，玄言、佛理在经历东晋玄言诗的时代后，到了这一时期，则以更加和谐的姿态在文学里发挥影响，甚至达到了溶着无迹的程度。
南朝文学的特点：
（1）以宫廷为中心的诗人集团创作活跃，其原因是南朝帝王多喜欢文学，他们常招纳文士，进行文咏，因而形成不少的文人集团。如刘临川王刘义庆、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陈后主叔宝等，都在邸府招集文士，对形成吟咏之盛的文学创作局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帝王的倡导，也有助于社会上文学风气的形成。南朝时期，家族、父子、兄弟以文学见长者很多，即与这种风气有一定的关系。
（2）文学创作上求新求变的倾向很突出。新题材、新风格不断出现，诗歌上，刘宋时期山水诗涌现，“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字之奇”。齐时出现永明体，开始了对声律的追求，语言上开始追求简省，剔除宋诗的板滞晦涩，如沈约提出作诗“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梁陈题材又转向宫体，写后宫妇女生活等。散文创作上。进一步骈化，骈体文创作成为这时的最有代表性的文体。
（3）文学观念上，由“言志”转向重“缘情”。作家在创作上普遍重视“性情”、“缘情”，强调吟咏性情。“缘性”的主张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倾向，特别是萧纲、萧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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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文章须放荡”要“情灵摇荡”等。在这些主张下，作家更重视作品的审美价值，更注重词采之美与抒情色彩，为在文学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4）这一时期的南朝文学也带来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作品的格局比较狭小，作品中强烈的进取精神与慷慨有力的情感力量相对较弱，作家对雄奇壮阔的美学境界创造显得不够，造成了“气格卑弱”的弊病。
二、南朝诗人
（一）晋宋之际诗风的演变
晋宋之际诗歌演变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玄言向山水的潜衍。这一特点，檀道鸾、沈约、萧子显、刘勰等人均有论列，而以刘勰所论最为简骇精当，其《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竟也。”刘勰这一段话，不仅论述了这一时期诗风的转变，而且指出了诗风转变后的特点。那么，在晋宋之交，从玄言转向山水的原因何在？大体而言，这种转变的产生是与这一时期哲学思潮、士人心理以及文审美情趣变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哲学思潮的影响。从哲学思潮来看，西晋以来作为社会思想主潮的玄学，其巨大影响力在这一时期渐渐转入低潮，我们知道，东晋时期，随着佛教的迅速传播，玄、佛出现合流的趋势。这一时期的一些僧人如支谶、支谦等常将佛理与老庄玄学相结合，并出现了一些颇有修养的谈客，如慧远、竺道潜、支遁等，但总的来看，玄学中的一些理论命题已经基本解决，因此，这一时期既使精通玄学的高僧，也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故而此时尽管谈玄作为士阶层的文化传统可能还有遗存，但象两晋时期那样热烈的如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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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的理论追索的态度却大大淡化了。因此，就玄学思想的影响来说，较前已大大消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思想界除玄学、佛学外，儒学思想又一次受到统治者的关注与重视，因而，思想又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局面。思想界的这一变化对于士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不但把士人从玄虚的人生思索中重又带回现实人生，同时也使诗歌从玄言哲理中渐渐摆脱出来，因此，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化，和思想界的这一背景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二，士人心态的变化。这一时期由于权力阶层士庶地位的变化，士人的心态也与两晋时期有所不同。两晋是典型的门阀社会，门阀士族处于权力的中心。这些门阀士族尽管占据着高位，但他们都保持一种“不以物务婴心”的态度。他们崇尚闲逸，鄙视“俗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以从容的姿态，沉溺于玄学的玄思妙想中。两晋玄风独振，实即与士族的这种习尚有关。但是，刘宋建立以后，由于刘裕及其一些功臣，大都出自寒门庶族，政治地位的变化使他们不能再忍受士族的歧视。因此，在刘宋政权建立后，他们便从政治上给予世家大族以一定的打击与压抑。《宋书·武帝本纪》载：“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等，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高祖悉诛之。”宋武帝永初元年（420）“诏晋氏封爵，当随运改，独置始兴，庐陵、始安、长沙、康乐五公：降爵为县及县侯，以奉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之祀。”由此可见，到了这一时期，两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被削弱了，这自然会引起他们心态上的变化。他们再也不能如过去那样单纯地谈玄说道，沉溺于玄虚之中，而必然会更多地产生人生的感慨，这也就使得谈玄之风逐渐地淡化，并进而影响到诗歌的风貌。
第三，审美情趣的变化。自东晋始，文人欣赏山水之美的趣味已经出现，并且成为当时名士的生活情趣。如孙绰、许询、支遁等，“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慧远等游历庐山，王羲之等兰亭高会等，都反映出文士赏游山水的情趣。但欣赏山水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趣味与爱好，是盛行于晋宋之交。据《宋书·隐逸传》所载，当时不少隐士都以喜爱山水而著称。画家宗炳则是“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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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庄园，这些庄园不是建在风景绝佳之地，便是在园中构筑佳丽山水，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的变化，也自然会影响到诗歌创作。
第四，诗歌本身的演变。玄言诗的内容主要以阐发老庄玄理（或佛理—东晋后期）为主，但是，不论是老庄 或是佛理，往往都和自然山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老庄崇尚自然，佛理讲究虚无与空静，这些玄理的体悟 ，常常需要与对自然山水的观照相结合，因此，玄言诗发展到后期，便很自然地出现了一些山水的成份。这样在外在环境的作用下，玄言向山水的递嬗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而，“庄老告退”之后，山水诗便代之而兴了。
（二）谢灵运及其山水诗
陈郡阳夏谢氏，自晋室面渡以后，其家族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左右政局的几个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作为东晋时期北来世族的冠冕，这一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出现过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比如“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宰相谢安，指挥东晋军队于淝水一战南昌苻秦百万大军的谢玄等，在文学上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家族。谢庄、谢混、谢惠连、谢道藴以文学才能见誉当时，堪称是“谢家之玉树”。而谢灵运则是谢氏家族中出现的最杰出的诗人。
1、生平与性格
谢灵运（385—433）出生于谢氏家鼎盛之时，其祖父乃晋车骑将军谢玄。父名瑍，生而不惠，早卒，而灵运却十分颖悟，因而颇为玄所喜爱，对亲旧说：“我乃生瑍，瑍那得灵运。”灵运出生不久，即寄养于钱塘杜明师的道馆，至年十五才回建康，故小名客儿，后人习称谢客。十八岁时，袭爵康乐公，所以又称为谢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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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与易代之际政治背景以及他的性格个性密切相关的。谢氏家族为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但是，在东晋义熙以后，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力量日趋壮大，并渐成代晋之势。此时门阀内部出现了拥刘与反刘两派，谢灵运是反对刘裕而拥护另一北府兵将领刘毅的。在刘毅为刘裕击败后，谢灵运虽被刘裕优礼，但在内心却不免被疑忌。刘裕篡晋后，其爵位由公降为侯，在表面的优礼下，却并未委他以实际政务。而灵运自认为是名门之后，又颇有才能，应参机要，故而常怀愤不平。刘裕死后，长子义符即位，是为少帝。而谢灵运则与庐陵王义真交好，因而在少帝即位后，他被加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罪名出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由于内心愤激不平，所以到永嘉后不理政事，肆意遨游，《宋书·谢灵运传》云其在永嘉是“肆意遨游，遍历诸县，动逾旬月。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一年后，即称病离职，回老家始宁经营庄园，并四处游览，写作诗文。后宋文帝即位，征召他入都，授秘书监，命修《晋书》，而他则不满足于文学侍从的地位，每每称疾不到朝，唯以修治园林，出郭游览为务。《本传》称其是“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因被弹劾而免官，再度回到始宁老家。在始宁，他一仍故态，游山玩水。他发明了一种木屐，上山去前齿，下山去后齿，人称“谢公屐”。而他每次出游，又常常奴仆众多，惊动县邑。史载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到临海，从者数百人。临川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他又恃才傲物，会稽太守孟顗礼佛诚恳，灵运讥讽说：“丈夫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从此与顗失和，顗表他意存不轨，他只好入都上书辩解，文帝徙其为临川内史。可是至郡后，游赏山水，不异永嘉，又为人所弹劾捉拿，他兴兵拒绝，被执后降死，徙广州，又以谋逆罪被杀，卒年四十九。
就个性来看，谢灵运实际是一个坦率任性、狂傲不羁的人。他自恃高门，在晋宋易代之际，以未见重用而常怀不平。特别是新起的刘裕，原来是谢氏门下的“老兵”“劲卒”，要让他去附依被他这个阶层一贯所鄙视的武人，自然更是他所难以甘心。于是他便表现出“为性偏激，多愆礼度”的特点。他一生实际上一直处于热衷于竟进和失志的愤慨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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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恃高才，不肯小就，因而屡被征用，却屡不尽责。然而又不甘于寂寞。于是便进退失据，在魏阙则念江湖，在江湖则怀魏阙，内心的矛盾，只好借游玩水来消解。他的诗歌创作实与他这种心态与个性相联。遨游山水，寻求解脱，影响于他的诗歌创作，就使他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
2、谢灵运山水诗的特点
谢灵运的诗歌今存100余首，其中大部分是山水诗。而这些山水诗绝大部分作于宋文帝永初三年（422）出守永嘉至元嘉十年（433）去世这十年间。诗中所描绘的大都是永嘉、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色，而大量的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山水描写正是他为中国诗歌所做出要贡献。这些诗歌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精工富艳的风格。谢诗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意象密集，对偶句多，语言深奥典雅，从而在整体上形成富艳精工的风格。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与他“富目辄书”的表现方式有关的，他习惯运用移换形之法，将其所见收入诗中，对景物作全景式的铺陈，而为了充分展现其所见到的景物，便不得不借助于铺陈排比等方法，从而形成了他繁富累赘的特点。钟嵘曾批评他的诗“颇以繁芜为累。”这种特点，也有人称之为“以赋法入诗”也即把赋的铺陈之法，用于诗歌创作。胡适即云：“谢灵运……受赋的影响太深了，用骈偶的句子来描写山水，故他的成绩并不算好……（他）只能把自然界的景物，更裁割成骈俪的对子，远不如陶潜真能欣赏自然的意义。”（见《白话文学史》）
（2）细腻的景物刻划。谢诗虽就整体而言颇有雕琢繁芜之累，但就描写刻划自然美而言，却常给人生动细腻之感。《南史·颜延之传》载云：“延之与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悬绝。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这里以“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评谢诗，主要即指其写景之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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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对谢灵运而言，其诗在写景上，主要表现为对声色的追求。沈德潜《古诗源》云：“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而对于声色的表现，则是他山水诗在景物描写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对于色的表现，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去屯”（《入彭蠡湖》）突出暮春时节山野间绿、白两种色调，构成一幅素净柔和的图画。作者没有涂抹万紫千红，只用绿野作底色，白云作点缀，抓住春天那充满阳光，洋溢着生命力的特点。再如“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以绿、红两各色调对比，色彩明丽，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对于声的描绘如“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石门岩上宿》）写大夜深沉，鸟鸣声，落叶声格外清越，正反衬出无声的静态。这种对声色的描绘，反映出诗歌创作上的一种新的趋向，对后代诗人创作是颇有影响的。就此而言，谢诗可说是诗歌创作的新时代的开创者。
（3）结构上的程式化特点。谢诗从整体结构而言，往往先作出游，次写见闻，末尾谈玄说理，拖着的一个玄言的尾巴。所以近人黄节云：“大抵康乐之诗，首多叙事，继言景物，而结之以情理”。这种以叙事——写景——说理所形成的结构模式，使谢诗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特点。它给人读诗带来一种单调之感，因而也被看作是谢诗的一种弊病。至于形成这种结构模式的原因，实与谢灵运山水审美意识上的局限有关。由于谢灵运一生都不能忘怀于政治权势，当他政治失意游山玩水时，只是把山水作为一种瞩耳流目感观上的刺激，以此掩饰他对权位的热衷，故而在他写景时，并不能真正做到情、景、理三者的完善融合，形成一种完整浑然的意境，诗中这种结构模式正是这种山水审美意识的反映。正如李泽厚所说：“由于自然在这里或者只是这些门阀贵族的外在游玩的对象，或者只是他们追求玄远即所谓‘神超理得’的手段，并不与他们的生活、心境、意绪发生亲密的关系，自然界实际就并没有真正构成他们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所以“主客体在这里仍然是对峙着的。”如果将谢诗与陶诗比较，这一点就更为清楚。
（三）鲍照与乐府七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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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鲍照的生平
照字明远，约生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卒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祖籍上党，后迁东海（今山东苍山、郯城？）。与谢灵运不同，他的生平事迹现存的史料材料较少，史书中有关他的传记均较简略，主要见于《宋书》卷五十一（附于“宗室传”），《南史》卷十三（附于《临川王刘道真传》）。齐虞炎《鲍照集序》记述他的生平比较概括，云：“（照）家世贫贱，少有文思。宋临川王爱其才，以为国侍郎。王薨，始兴王濬又引为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又转为永嘉令。大明五年，除前军行参军，侍临海王镇荆州，掌知内命，寻迁前军刑狱参军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义嘉败，荆土震扰，江陵人宋景因乱掠城，为景所杀，时年五十余。”这是对他生平较为详细的资料。明张溥叹息说：“鲍明远才秀人微，史不立传，服官年月，差可凭者，虞散骑奉敕一序耳！”鲍照的出身是比较低微的，他的文章中，自称是“孤门贱生”（《解褐谢侍郎表》）、“北州衰论，身地孤贱”（《拜侍郎上疏》），这种出身，在当时是颇受轻视的。但他在年青时，不甘心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约二十岁向临川王刘义庆“贡诗言志”。《南史·本传》载其谒见刘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之上有英才异士，没没而不闻者，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知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因得刘义庆的赏识，攫为国侍郎，此约在元嘉十六年（439），刘义庆任江州刺史时。他在刘义庆的幕下历六年，至元嘉二十一年刘义庆死，才离职，在家一度闲居，后又在始兴王刘濬幕下任侍郎，孝武帝时任中书舍人，秣陵令、永嘉令等职。孝武帝大明五年，他在临海王刘子顼任前刑狱参军（后世因称鲍参军），明帝初，江外诸王拒命叛乱，刘子顼失败，鲍照死于乱军之中。
2、鲍照的创作
鲍照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诗歌、辞赋、骈文都有佳作，在元嘉时，与谢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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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延颜之并称“元嘉三大家”。但是，由于他的出身、地位与生活经历不同，他与谢灵运的创作在题材与风格上是完全不同的。当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时候，他则以乐府诗创作闻名于诗坛。《宋史》和《南史》都提到他“尝为乐府诗，文甚遒丽”。他今存诗约200余首，其中乐府诗约有80余首。这类诗歌代表了他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就内容来看，他的乐府诗约有二端，一是描写边塞战争与戍卒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中大量描写了征夫、思妇的思想感情与生活，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代东武吟》等，作品语言朴素，感情愤激不平。风格上近于汉魏乐府的特色。二是表现个人仕途失意的愤懑、对门阀制度的不满与反抗的。这类诗往往写得慷慨悲凉，感情炽烈奔放，流露出作者在门阀制度压抑下的强烈的愤慨。《拟行路难》十八首中的不少作品都反映了作者的这一倾向。鲍照诗歌的这些内容，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作品中又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色彩，就当时的诗人而言，还没有一个诗人象他这样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并且在揭示社会现实矛盾方面达到这样的深度，因而，他也就成为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鲍照的影响不仅在于作品的内容上，更重要的还在于诗歌艺术上。他的诗歌：（1）体裁比较全面，有古诗、乐府、五言、杂言、七言；（2）风格独特：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沧》说当时文章分为三派，鲍照是其中之一，云：“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尤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3）他的七言乐府尤具有创造性，七言乐府诗以《拟行路难》十八首为代表。在鲍照以前，七言诗虽有完整之作，如曹丕的《燕歌行》，但是一则曹丕后作者还较少，且为大家所轻视，西晋时傅玄作七言诗，还说七言是“体小而俗”，与鲍照同时的汤惠休作七言，被颜延之讥为“委巷中歌谣”，在七言为当时人所轻视的时候，鲍照独大力作此类诗，这在当时是颇有胆识的。二是他的七言诗打破了原来七言诗句句押韵，节奏单一，不够流转变化的缺点，以七言为主而杂以其他各种句式，形成具有新创特点的七言歌行。这种七言形式，音节错综变化，隔句用韵，注重气骨，命意奇警，崇尚奔放美，与诗人激荡不平的情感相统一，因而极富于创造性。自他以后，七言诗的创作才开始为南朝诗人所运用，并且这种形式对后来李白的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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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影响。
鲍照的创作除诗歌外，赋与文也有佳作，赋的代表是《芜城赋》，文的代表是《登大雪岸与妹书》。
（四）永明体与沈约、谢眺
1、 永明体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齐梁时出现的讲究声律与对偶，不同于古体诗的一种诗体。自魏晋以来，中国的声韵学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齐代，周顒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始创《四声切韵》（已佚），同时文人沈约又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弊病必须避免，称为“八病”。他们将“四声八病”运用于诗歌创作，务求作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声律与对偶的融合，就形成了具有格律的新体诗。由于这种新体诗产生于齐武帝萧赜的永明年间（483—493），故称永明体。这是古体诗向格律诗演变的一次关键性的转折，为后来唐代律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关于永明体需要注意：（1）关于四声问题。汉语声调何以分四声？四声何以发现于齐永明间？四声与五音之关系？是学术界颇为瞩目的问题。陈寅恪先生有《四声三问》（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一文可以参看。（2）关于八病，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所以后来定型的律诗也并不完全避忌八病。（3）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特点，如篇幅的长短虽无明确规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发展下去，形成律诗以八句为一首定格，另外，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也成为律诗的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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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体的意义：（1）由于讲求了诗歌的韵律美，这就矫正了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深沉重的弊病，而转向清新通畅。（2）由于新体诗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不容许过去那样肆意铺排，一味卖弄才华学问的写法，这样明净、凝练的作品开始多起来，这在诗歌史上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对后来梁陈乃至唐诗语言风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永明体产生的过程中，沈约、谢眺、王融、周顒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这里就沈约与谢眺作一介绍。
2、沈约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属浙江）人，他出身于世居江东的世族，但早年因遇家难而流寓孤贫，乃发愤向学，四十岁以前，在仕途上颇坎坷，四十岁以后，则比较顺畅。他年寿既长，官位又高，因此，在齐梁之际，他是文坛上公认的领袖人物。而在文学上，他的一些主张与创作实践在当时也具有代表意义。值得注意有以下几点：第一，他是永明体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南史·陆厥传》云：“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瑯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第二，他较早地论及了“情”、“文”、“质”之间的关系，其主要观点体现于《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这篇传论可以看作是文学观的一个总纲。第三，他提出了著名的为文“三易”说，此说见载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其中云：“沈隐侯曰：‘文章当以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所谓“易见事”，就是指隶事用典必须明白晓畅，“易识字”是反对用生涩僻奥的字词以争奇炫博，当然也是对创作的合理要求。所谓“易诵读”，则主要指声律的和谐。他称赞谢眺的诗歌，指出“好诗圆美流传如弹丸”，就是因为体现了他所提出的“三易”的主张。沈约提出为文“三易”的主张，对于革除宋诗的排偶板滞、僻涩晦奥之风，从而形成齐诗的清省风格是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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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沈约自己的创作基本上体现了他的创作主张。由于他注重格律，所以逐渐走向近体，由于他强调为文“三易”，诗风以自然工丽为主。对于沈约诗，古今褒贬不一，钟嵘谓其“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大体是符合其创作实际的。所谓“经纶”，指典重堂皇的庙堂应制诗，这类作品，本来不易做好，沈约的这种诗歌，确实写得质木枯燥。“清怨”是指其作品一方面具有清新之气，另一方面又往往透露出一种感伤哀怨的情调。沈约成功之作大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其中以反映对现实不满、抒写友谊、描摹山水为内容的作品写得最出色。如《别范安成》、《伤谢眺》二诗。前者曰：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诗中写少年和老年不同时期在离别时的不同心境，把人的这种普遍而又复杂难言的感情表达得如此平易而又感人。
后者曰：
吏部信才杰，文峰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霸质，忽随人事往。尺璧尔何冤，一旦同丘壤。
文中哀伤谢眺含冤而死，对谢眺的文才、人品都有很高的评价，是一篇有感情、有义愤、有见解的作品。
3、 谢眺（46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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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与谢灵运同宗，出身于世家大族。高祖谢据为谢安之兄，母为宋长城公主。由于他与谢灵运都以山水诗的创作见长，为示区别，世称“大小谢”。又因他曾任宣城太守，尚书吏部郎，所以又有谢宣城、谢吏部之称。谢眺与谢灵运一样，也是一个带有悲剧性的人物。他早年凭借家世，才华与优美风姿，深为帝王宗室所喜爱，但亦因此而卷入到了皇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在宣城王萧鸾（明帝）辅政时，他亦颇受重用，因此，当他的岳父王敬则密谋起兵造反时，他曾因告发有功，而升任尚书吏部郎。而在萧鸾死后，由于在齐东昏侯废立之际，得罪了萧遥光，最后被萧遥光收捕入狱，害死于狱中，卒年36岁。就谢眺而言，对禄位的留恋，对仕途的忧惧和对明帝的感激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他的悲剧也由此而来。明张溥曾把谢灵运与谢眺的死作了比较说：“呜呼！康乐、宣城，其死等尔。康乐死于玩世，怜之者犹比于孔北海，嵇中散。宣城死于畏祸，天下疑其反复，即与吕布、许攸同类而笑也。一死轻重，尤贵得所哉！”
谢眺的诗歌创作今存170余首，其最新注本为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他的诗歌创作最为出色，其中以在建康和出任宣城太守时为创作最旺盛时期。其特点大体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他的诗大体上承大谢，结构为写景加抒情与说理，不少作品从遣辞到谋篇都有取法谢灵运的痕迹，但他与大谢不同的是，大谢诗歌中的玄言说理成分到他的诗已基本消失。他的诗每篇以十二——十六句为基本格局，前四句或六句写景，中二句由景过渡到言情，后半篇抒情。这种结构形式为齐梁诗人所普遍模仿，几成定格。
第二，他的诗风清新明丽，格调明净潇散，从而改变了大谢诗的那种繁富典重的风格。由于他的诗写得省净，常将景物描写与其所抒之情结合起来，做到情景情景交融，因而给人以灵秀清新之美。所以清人沈德潜云：“玄晖灵心秀口，每诵名句。渊然冷然，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另有一段深情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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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他的诗在语言上音律谐适，流畅自然，读来琅琅上口。这种特点，与永明体新诗在声韵上的要求有关。《南史·王筠传》引其语云：“好诗圆靖流转如弹丸”，可见追求圆美流早，是他的一种自觉追求。
第四，他的诗歌与谢灵运一样，也存在着“有句无篇”的缺点。其中不少诗中，写景句往往警绝，但往往涌与全篇浑然一体，形成一种完善的整体境界来。所以钟嵘评他说：“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善自发端，而篇末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大致指出了其缺陷所在。
（五）宫体诗与梁陈其他诗人
1、宫体诗
（1）宫体诗的形成
宫体诗是继齐永明体之后在梁陈诗坛上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倾向，与齐梁以来诗歌创作上出现的艳情化、娱乐化的创作趋向有关，而在梁陈两代这种诗风发展到极致，形成了宫体诗风。从梁武帝普通年间至陈代末年过七十年中，是宫体诗风兴起，并在诗坛上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宫体诗的出现，与梁简文帝萧纲有关。《梁书·简文帝纪》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靡，当时号曰宫体。”但真正的开创者实为徐摛和庾肩吾，因为他们二人是萧纲的文学侍从兼启蒙老师，徐庾二人在天监八年（509）入萧纲府，其时正是萧纲“七岁有诗癖”之年，至萧纲入东宫为太子，因而有了宫体诗这一名称。
（2）宫体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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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理解不尽相同。《梁书》的作者姚察在《梁书·徐摛传》中认为是指“不拘旧体”的“新变”诗体，在《庾肩吾传》他说：“齐永明体中，文士王融、谢眺、沈约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指萧纲立为太子）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从这里的论述看，姚察认为宫体诗是在永明体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一种新诗体。到了唐代，人们对于宫体诗的认识，已开始注重其内容与风格，魏征《隋书·经籍志》云：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房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仿）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在唐人眼中，宫体实际就是写艳情内容的诗歌。就上述论述看，姚察由梁入陈，又由陈入隋，他的理解应该较为直接与准确，但宫体诗中也确有不少艳情题材的作品，所以，如何界定宫体诗，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归纳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要求更为精致；第二，风格，由永明体的轻绮而变本加厉为秾丽，下者则流入淫靡；第三，内容较之永明体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咏物为多，也有不少吟风月、狎池苑的作品。凡是梁普通以后的诗符合以上特点的，就可以归入宫体诗的范围。从另一方面说，历来被目为宫体诗的诗也并不全是宫体诗。
（3）宫体诗产生的原因
宫体诗从梁武帝普通年间起，影响于诗坛十分深远，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那么其产生的原因何在？大致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与诗人求新求变的意识有关。宫体是永明新变后的又一次新变，前引《梁书·庾肩吾传》所谓“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往时”，即可说明他是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求新。此外，萧纲在《与湘东王（萧绎）书》中曾有“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竟学浮疏，争为阐缓”的慨叹。第二是与帝王的提倡有关。宫体主要在梁陈两代较为兴盛，而就创作而言，大体是以宫廷为中心的，梁陈两代的帝王组织与倡导，以及他们的诗歌创作趣味，都对宫体诗的风靡盛行有着巨大的影响。第三是民歌的影响。南朝的乐府民歌几乎全是男女言情之作，南朝文士多喜拟作乐府，而以梁武帝萧衍及简文帝萧纲父子拟作的乐府诗数量更多，宫体诗中描写艳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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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歌与他们模拟南明乐府中的情歌是不无关系的，但是宫体诗的作者主要表现为对南朝民歌中不健康成份的过分追求新猎异，因而就使得宫体诗带艳乃至淫靡的色彩。
（4）关于宫体诗的评价
宫体诗过去一起是备受批评与指责的对象，对宫体诗以科学的评价，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从宫体诗的创作来看，它在内容与风格上，确实存在一些致命的弱点，在内容上，它以咏物、游宴、登临、艳情等题材为主。其中咏物、游宴、登临这些题材内容，往往流于琐屑，且作家常是以娱乐的心态从事创作的，因而从中看不到有意义的社会生活与对人生的积极追求，甚至看不到诗人的个性，在艳情题材中，他们对女性的描写，往往着眼于妇女的容貌、体态、服饰等，也即在他们的笔下，女性不是作为爱情的对象，而是作为欣赏的对象，因而这就使得这一部分作品显得格调不高，甚而卑靡、淫秽荡之嫌。从风格上，宫体诗以秾丽为特色，但由于人品中缺乏充实的内容与有生气的情感，这就使秾丽的风格由于先天的贫血而显得浮艳、卑弱。但是，尽管宫体诗有以上的缺陷，其在艺术上也还是有一些地方值得注意的。这首先表现为它巩固了永明体以来在格律、声韵上的成绩并有所发展，五言诗的创作开始由长篇走向短制，诗中的对偶、平仄和定型的律诗已相去不远，七言诗的写作更为普遍。其次，它在描写上的细腻精巧为后代诗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如：
游子久不返，妾身当何依！日移孤影动，羞睹燕双飞。
——萧纲《金闺思》
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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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纲《夜望草飞雁》
客行祗念路，相争度京口。谁知堤上人，拭泪空摇手。
——萧纲《春江曲》
杨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城高短箫发，林空画角悲。曲中无别意，并是为相思。
——萧纲《折杨柳》
宫体诗的作家，数量众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萧纲以及徐庾父子。另外，徐陵曾编有《玉台新咏》一书，收诗八百余首，是一部专收描写妇女为内容的诗歌总集。
2、江淹、吴均、何逊与阴铿
这几位诗人是梁陈时期内容较健康，风格较清新，不同于宫体诗风的作家。
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他一生历宋、齐、梁三朝，在宋时为建平王镇军参军，入齐为御史中丞，又出为宣城太守，梁时为散骑常侍，迁金紫光禄大夫。卒谥日宪。江淹早年诗极精工，晚年诗思减退。《诗品》载有一则故事云：“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究“江郎才尽”之因，实与其晚年官位渐高，生活范围趋于狭小有关。江淹早年为诗以对仗精切，诗思生新著称，多有佳句，如“凉草散萤色，衰树敛蝉声”（《卧疾怨别刘长史》）“白露溢金瑟，清风荡玉琴”（《清思诗》）等，但江淹最擅长的是模拟古人的诗，他在诗中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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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体会诗人的心境、风格而加以表现，因而其模拟之作逼肖其模拟的对象。其《杂体诗三十首》，分别模拟了自汉至宋三十个诗人的代表作，是他这类诗的代表。其中模仿陶渊明之作，长期混杂于陶集，连苏轼这样喜陶诗的诗人也未能分辨出。另外还有《郊阮公诗十五首》，模拟阮籍，不仅在风格上接近阮籍，同时在表现阮籍身仕乱朝的矛盾痛苦中，也寄托了他的身世之感，是他的杰作。
吴均（467—520），字叔庠，吴郡故鄣（今浙江安吉县西北）人，是一位出身寒贱却又好学有才的诗人，其诗甚得沈约称赏，在当时文坛上较有影响。他的诗的特点是清拔有古气，时人仿效他的文体，称为“吴均体”。其中《赠王桂阳》一首最能见出他的风格特点：
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未见笼云心，谁知负霜骨。弱干可摧残，纤茎易陵忽。何当数千尺，为君覆明月。
诗中以松自比，借松明志，说自己地位虽低，但志气很高，虽被摧残，但不甘埋没，一朝得志高升，还要做一番大事业。写得颇见刚健之气。此外他的一首《山中杂诗》之一“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写山居幽静，也颇为出色。沈德潜谓“四句写景，自成一格。”
何逊与阴铿均以善写行旅送别和水上风光见长，他们诗歌在构思与音韵上都颇用苦功，这对后来唐人颇有影响，尤其是对杜甫的影响更大。杜甫在诗中不止一次提到他们。如“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又如“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等等。
何逊的《咏早梅》诗，借梅花的坚贞品格表现自己的清高思想，是南朝咏梅诗中较出色的一首。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诗云：“东阁官梅动诗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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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逊在扬州”即提到了何逊的这首诗。
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
阴铿在题材上与何逊有相似之处，但在构思新隽、色彩明丽、声调响亮以及意境的阔远上，又与何逊稍有不同。他的《晚出新亭》一诗是写得出色的一首。
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
浩荡的大江，遥夜的戍鼓，浑茫的云气，劲拔的寒松和诗人的心境相映衬，构成了一种苍凉浑茫的境界。沈德潜曾说这首诗格调“俊逸”、“高亮”，有唐人五律的气魄。
三、南北文风的交融与庾信、王褒
1、南北文风的交融
在中国文学中，由于地域的不同，各地区的文学风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南北文学的不同。比如先秦时期《诗经》与楚辞就是两种不同的风貌，是南北文学差异的最早的体现。而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方政治上的对峙与分裂，文学上南北分途发展，其差异就更为明显。这一时期，南方文学一直比较繁荣，其清绮文风也一直为北人所向慕。北方则由于一直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文化较为落后，文学的发展相对滞缓。有影响的作家相对较少，北魏时的温子昇、由魏入齐邢邵以及同时的魏收，尽管有“北地三才”之称，但创作也基本上以学南为主。《北齐书·魏收传》载：“收每议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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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不过，北方文学中所具有的质朴、刚健的特点也是南方文学所缺少的，南北方的文风在政治对峙的同时，在这一时期也有相互交融的趋势。特别是庾信、王褒等南朝作家入北以后的创作，将南方文风的华美与北方文风的苍凉浑朴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南北之长的新风貌，对南北文风的交流和融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对后来唐代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从总体上，南北文风的交流，并不是在庾信、王褒以后才开始。在整个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分裂与对峙，并没有造成南北文化交流的阻绝，南北交流可以说一直通过不同的途径在进行。大体而言，南北交流的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南北书籍的流通。在晋室南渡以后，北方经十六国时期毁灭性的动荡，文化遭到严重的摧残，图籍几乎丧失殆尽。据史载“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而这一时期南方则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加上士族喜欢藏书，因而南方的藏书量大大超过北方。由于北方图籍缺少，在北魏孝文帝时，曾有向南方借书之举。《隋书·经籍志》记载，“孝文迁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而在北周宇文泰攻伐江陵时，曾将一批图书随江陵战俘一起押运至长安。因此，南朝书籍流入北方，对北人文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二是南北方使者的互聘。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在政治上是对峙的，但是双方的外交活动并没有完全中断，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在政治斗争的同时，他们也常常互派使节。据一些学者研究，当时这些使节的使命，很少有政治和军事上的直接目的。他们最普通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显示使者们门地之高贵，以标榜朝廷得士之盛，展现人物的言谈风采，以炫耀国家文教之兴。因此，双方在选择使节时往往注重门第、才学、口辩，而受聘国派出接待来使的接待者，也相应地一定是门第与才学口才最出色者。双方在馆中置酒高会，席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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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辩驳，谈锋陡起，以机智取胜；同时也常常赋诗作文，互相观摩。《南史·王融传》曾记载永明九年，北魏房景高出使南齐，问主客王融说：“在北闻主客《曲水诗序》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出示之。这说明当时北方学者对南朝文人创作的关心，南朝的新作一出，北朝即风闻其事，借出使之机要求观摩欣赏。除了这种直接的观摩外，双方的使者也常将对方名家之作带回去流传，比如北方作家温子子昇的作品曾实南方使者张皋抄回南方，受到梁武帝的称赞，云是：“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邢邵的名声传到南方后，被称为“北间第一才子”。徐陵出使北魏时，魏收曾将其作品托除陵带回南方以广流传，等等。这些都说明，伴随着双方外交使节的互聘，双方在文学创作上也在不断地交流和学习观摩，这对于南北文风的交融，也是具有重要影响。
三是在对峙与战乱中，双方人才的流徙与迁转。南北双方政治对峙，因而也常常发生相互间的攻伐战争。在历次战乱中，不少文人也会因种种原因投奔敌对的一方。比如梁太清年间侯景之乱时，颜子推、萧祗等人就奔入东魏。江陵陷落之后，王褒、王克、殷不害等被掳入西魏，庾信则在此前被西魏扣留北方，等等。这些文士由于战乱而被迫流徙迁转，自然也会对文风的交流起到一定的影响。
2、庾信
（1）生平概况
庾信（513—581），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东晋初“永嘉之乱”，迁居金陵。他的父亲庾肩吾，也是梁代著名的作家。父子二人均以诗文才能受到梁简文帝萧纲的依重，出入宫禁，成为当时著名的宫廷作家，与他们同时的另一对父子作家徐摛、徐陵，也备受萧纲的宠信。由于这两对父子作家，都富有文才，写作的诗文在风格上都以绮艳著称，因而号称为“徐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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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的一生，大致以梁元帝承圣三年（554）他42岁奉命出使西魏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庾信早年以聪敏、博学而著称。十五岁时，被选为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侍读。昭明太子死后，萧纲被立为太子，他又作了萧纲的“东宫抄撰学士”，由于他容仪过人，“接对有才辩”，因此，他的前期在仕途上可说颇为得意。梁武帝很赏识他，常委以外交重任。大同十一年（545），他曾奉命出使魏，和东魏的文人有过接触，据载他曾与东魏的文讨论过古代辞赋问题，《周书》本传说是“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可见他的出使为他在北方也赢得了声誉。从东魏返梁后，他被任命领建康令，但是，悲剧也就在此时发生。梁武帝太清二年（547）十月，侯景攻到建康城下，萧纲派庾信率领宫中文武三千余人守卫，庾信弃军逃入城中，次年，台城被攻陷，他逃奔江陵，而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相继死于战乱中。到江陵后，他辅佐梁元帝萧绎。因为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等战役时，曾借用西魏兵力，因而引起了西魏执政者宇文泰并吞南方的野心，于是，在承圣三年（554）四月，萧绎便派他出使西魏。可是当他到长安尚未完成使命，西魏就已于九月派兵进攻江陵，十二月，江陵陷落，萧绎被杀，他从此就被留在北方，屈仕敌国。西魏为北周所代后，他又出仕北周，不论是西魏还是北周，统治者对他的才华都很赏识，给予较高的待遇。北周时他曾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尽管晚年他的官位很高，但屈仕敌国的羞愧以及对故乡故国的思念，却使他的内心极为痛苦，这种情感使他晚年的诗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又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2）庾信的诗歌
庾信是集南北朝诗歌之大成的诗人，其诗今存320首左右，其中大部分为后期作品，前期作品留存下来的数量较少。由于庚信在前期完全是一位文学侍臣，因此，就今存的少量的作品看，大体体现了梁代宫体诗风的一些特点，其内容多奉和应景，不出花鸟风月，淳酒美人，诗风绮丽轻冶。但也有个别诗表现出清新才思。如《奉和山池》：“荷风惊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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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影聚行鱼。日落余山气，云归带雨余。”颇能体现出梁诗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特点。
真正能够代表庾信文学成就的，是他的后期作品。这一时期，由于生活和心境的变化，他的作品从内容到风格都与前期有了明显的不同。概括地说：“乡关之思”成了他后期作品中最突出的内容，而在艺术风貌上，他将南朝讲究声色、长于骈偶用典的技巧用来描写雄壮肃杀的战争气氛，萧疏开阔的北方景色，浑朴质实的边地生活，从而将南北文风融合起来，形成了刚健豪放、苍凉悲壮的风格。
关于庾信诗歌的“乡关之思”，最早见于《周书》本传。云：“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具体而言，“乡关之思”大致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亡国之痛，二是羁旅之愁。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庾后期内心矛盾与痛苦的中心，而其中最能体现他的这种思想感情的则是他的代表作《拟咏怀》二十七首。这二十七首诗，虽非一时之作，但其主旨则有相似处，大体围绕自伤身世，思念和哀悼梁代亡国的内容来展开。而艺术上的俊逸劲健，浑成苍凉，更是他晚年诗风成熟的标志。可以说，《咏怀诗》二十七首，是将南朝文学的修辞技巧，尤其是声律，用典、骈偶等手段和深沉真切的感情相结合而形成的融合南北文风的代表性作品。
除了《拟咏怀》二十七首外，庾信后期的创作在体裁上也呈现出多样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些五言小诗，这类诗以强烈的感情构成深挚动人的艺术境界，其风致已非常接近唐人的五言绝句，如《寄王琳》：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再如《重别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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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
这些诗情感的深厚与表达的含蓄蕴藉，是同时代人很少能达到的，因此，庾信对五绝的发展，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另外，他前期创作的七言诗中的一些作品如《乌夜啼》、《秋夜望单飞雁》、《代人伤往二首》等，从句法、章法、对仗等看，也可看作是唐人七律、七绝的先驱。因此，从庾信的创作来看，他是一位集南北朝诗歌之大成，对南北文风的交流与融合作出贡献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对唐代诗歌产生了直接影响的诗人。明人杨慎《升庵诗话》评云：“庾子山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庾子山《燕行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都说明了庾信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4、 王褒（约513—576）
褒字子渊，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他出身名族，梁元帝登帝位后，他因旧交之情受委重任，拜吏部尚书，右仆射。江陵陷落后，他被俘虏带至北方。在北方，他以门第和才华受到重视，先仕西魏，后又仕北周，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与庾信一起同为北方文坛的宗匠。据说后来周陈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乡，但唯独不许王褒、庚信还乡，故而二人终老北方。从总体看王褒的成就不及庚信，也缺乏鲜明的风格。其最出色的作品是《渡河北》一诗，写他入北以后的羁旅之悲和乡关之思，有较真挚的情感。其诗云：
愁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河。
第六章 南北朝乐府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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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出现的又一批人民口头创作，是我国诗歌史上又一新的发展。它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一般地说来，它篇制短小，抒情多于叙事。
南北朝民歌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但由于南北的长期对峙，北朝又受鲜卑贵族的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大都不相同，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谓“艳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正扼要地说明了这种不同。
一、南朝乐府民歌
南朝和汉代一样设有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配乐演唱。南朝乐府民歌约五百首，大部分属于清商曲辞，其中吴（声）歌三百二十六首，西曲（歌）一百四十二首，神弦曲十八首。清商曲辞以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有少量南朝民歌。
1、南朝乐府民歌产生的背景：
（1）经济背景：东晋以来，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迅速，商业发达，城市繁荣。宋文帝时又出现经济上升的局面，富庶的地区首推荆、扬二州。《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荆、扬二州，户半天下”，卷五四《孔季恭等传论》：“荆城夸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齐初几十年也是南朝比较安定的时期。在繁荣的城市里盛行着歌谣舞蹈。李延寿《南史·循吏列传》载：宋初“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之极盛也。永明继起，垂心政术，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南朝乐府民歌，大部分来自于繁华的城市。如《吴歌》盛行于建业，《西曲》发源于荆、襄、樊、邓，前者系当时首都，后者也是当时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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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代风尚：南朝是一个耽于声色的社会，大臣皆崇好女乐，而民间风情小调，本与女乐相近，最合于使用，故极为当时社会之所爱好。《晋书·乐志》说：“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说明从民间到贵族喜好风情小调的风气。
（3）统治者的有意采集与提倡：汉代统治者采集民歌有“观风俗”“行乐教”的目的。南朝统治者采集民歌的目的，则完全是为了娱乐，并按他们的趣味加以润色。宋废帝时户口不满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梁武帝后宫的女乐分吴声和西曲两部，并曾各择以赏赐宠臣（《南史·徐勉传》）。“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竟相夸大，互有争夺”（见梁裴子野《宋略》）。今传南朝乐府民歌便是供帝王贵族富商的女伎们演唱的。由于此，南朝乐府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以情歌居多。另外，由于统治阶级的荒淫，南朝民歌中一些色情的东西，恰好适应了统治阶级的趣味。《南史·宋废帝纪》：“山阴公主，淫姿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平均，一何至此！’帝乃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此语公然出之于女子之口，诚有史以来所未有。又，《南史·徐妃传》：“元帝徐妃讳昭佩，与荆州后堂瑶光寺智远道人私通。……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与淫通。……有贺徽者，美色，妃要之于著贤尼寺，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在这种风气下，统治阶级对于乐府诗的取去趣味可想而知。南朝民歌中一些色彩的出现，就理有固然了。
2、《吴歌》、《西曲》、《神弦曲》
（1）《吴歌》：《宋书·东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左，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说：“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由此可知，吴歌产生的地点在长江下游，而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为中心。吴歌的产生时代以东晋和宋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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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歌的特点是艳丽柔弱，多表现羞涩缠绵的情态。其中以《子夜》、《读曲》数量最多。《子夜歌》共四十二首，相传最初是由东晋女子名子夜者所造。如“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由于相思之深，仿佛听到爱人的呼唤，而应出声来。“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表现对负心男子的哀怨，都是感情细腻语言流丽的作品，又有《子夜春歌》七十五首，其中可能有文人的拟作。如《子夜春歌》：“春风动春心，流目属山林，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文字比《子夜歌》略文饰一些。
《读曲》，今存八十九首。如“打杀长鸣鸣，弹去乌臼乌，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感情很天真。《华山畿》中：“啼著曙”，“相送劳劳渚”两首表现了女子对爱情的痴想。
情歌之外，《懊憹歌》：“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写归人急切的心情，是很质朴的作品。
（2）西曲
关于西曲，《乐府诗集》卷四十七说：“按西曲歌出于荆（今湖北江陵）郢（今湖北宜昌）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因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由此可知，西曲产生的地点，是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而以江陵为中心。曲调唱法与吴歌不同，此外，西曲的时代比吴歌稍晚，以齐梁居多。
西曲多写水边旅人思归的别情，表现船户、贾客生活的尤其多。风格比吴歌真率、开阔。如《石城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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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
《那呵滩》男女一唱一和，将女子的天真与男子的身不由己的遗憾表现得很真切：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下扬州，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再如《拔蒲》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盈把。
也很是清新的作品。
（3）神弦曲
“神弦曲”有十八首，也属于“清商曲辞”。是江南（建业附近）民间弦歌以娱神的祭歌。据《晋书·夏统传》，当地祭神，多用女巫。“并有国色，善歌舞”，神弦曲大概就是由女巫来唱的。神弦曲所祀之神，大都是地方性的鬼神，来历多不可考，只有清溪小姑传说是三国时吴将子文第三妹，所以《图书集成·博物部》统归之“杂鬼类”。
和《楚辞?九歌》相似，神弦曲也具有人神恋爱的特色。曲词中，有的赞叹男神的美貌，表现为“女悦男神”如《白石郎曲》“
积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艳独绝，世无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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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写女神的私生活，表现为“男悦女神”如《青溪小姑》
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
这些歌实际上都与情歌无异。朱熹评《楚辞?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词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意虽不满，但也道出了民间祭歌的一个共同特征。
吴歌、西曲、神弦曲之外，还有一首长篇抒情诗《西州曲》，属《杂曲歌辞》，这首民歌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内容是写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中间穿插着从春到秋不同季节的景物描写，又运用联珠格的修辞法，造成似断似续的效果，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与北朝民歌的《木兰辞》相辉映，同为南朝乐府中的佳构，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3、南朝民歌的特点
从内容上看，南朝民歌大都是情歌，且多作女子口吻，基调是哀怨、缠绵的，象国风《木瓜》《溱洧》所表现的那种自由的爱情，《蹇裳》中“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那种口吻；汉乐府《有所思》里那种坚强的态度，在南朝民歌里难以见了。国风也表现相思，表现失恋，如《将仲子》、《牧童》，但不象南朝民歌那样柔弱。而南朝民歌这种软绵绵的调子，很投合贵族文人的趣味，他们竟相仿作，客观上对宫体诗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形式上，一是体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它的出现为绝句奠定了基础。二是语言的清新自然。《大子夜歌》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堪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其实不只是《子夜歌》。三是双关语的广泛运用。双关语是一种谐声的隐语，有一底一面，约分为两类，一类是同音同字，如“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读曲歌》），用药名“散”双关聚散的“散”，用黄连的“苦”相关想思的“苦”。另一类是同音异字，如“燃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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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柱，有油那得明》”（《读曲歌》），用点灯的“油”双关理由的“由”，但“明”字却又属前一类。最常见的双关语大体有：莲——怜，莲子——怜子，丝——思，篱——离。《子夜曲》：“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如残机，何悟不成匹。”“高山种芙蓉，复经黄蘖鸣。果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这些巧妙的双关语，增加了语言的活泼与委婉。鲁迅说：“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且介亭杂文集·门外文谈》）
二、北乐府民歌
北朝文人诗，既少又不好。严格地说，没有一个诗人。以北魏末年号称“三才”的温子升、邢邵、魏收而论，所作都不过寥寥十首左右，大都模拟齐梁，毫无特色。《北齐书·魏收传》载邢邵诋魏收偷窃任昉，魏收则又讥邢邵在沈约集中作贼。可见实际上都是没有出息的文人，但是，北朝民歌却放出了异彩。
北朝民歌主要见于《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在《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也有一小部分，共约六十多首。
所谓《横吹曲》，是在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因为乐器有鼓有角，所以叫“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大部分是这种军乐的歌词，由梁代乐府机关保存下来，所以叫“梁鼓角横吹曲”。
北朝民歌在数量上不及南朝的清商曲，但内容却丰富得多，相当全面而生动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间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征，酷似汉乐府民歌。大体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反映战争生活的，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如《企喻歌》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口，白骨无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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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慕容垂歌》
慕荣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再如《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
（二）反映人民疾苦的，如《紫骝马歌》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
（三）反映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的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
新买五尺力，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
王士祯《季祖·笔记》评前一首云：“是快语。语有令人‘骨腾肉飞’者，此类是也。”
（四）反映爱情生活的
由于北方诸民族的性格和习俗的差异，同时又不曾或很少受到礼教的约束，因而北朝的情歌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心直口直，有啥说啥，毫不遮掩，毫不扭捏。南歌说：“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北歌却说“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在南歌中我们常常碰到 的眼泪，但在北歌中却找不到一个泪字。有情人失约不来时，她们也只是说上一句：“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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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来早语我”。大致而言，北歌如山中树姑，质朴而大胆泼辣，南歌如小家碧玉，柔弱而扭捏缠绵。
对男女相悦，北朝情歌就显得更为大胆、干脆。如《捉搦歌》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 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除上述四个方面外，反映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北国风光的，还有《杂歌谣辞》中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二十七个字，便出色的画出了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并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具有无比的魅力，确是“千古绝唱”。元好问说：“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这首歌谣据说是鲜卑人的作品，史称：“北齐神武（高吹）使斛律金唱敕勒歌。”《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也许是斛律金翻译成汉语的。
北朝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要数《木兰诗》。这是一篇歌颂女英雄木兰乔装从军的叙事诗，也可以说是一出喜剧，和《孔雀东南飞》同称为我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异曲同工，前后辉映。胡应麟《诗薮》说：“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赡极于木兰”，洵是的论。
北朝民歌在艺术形式上很有特点，语言质朴无华，表情爽直坦率，风格豪放刚健，没有巧妙的双关语，也没有一唱之叹的嫋嫋余音，而是名副其实的悲壮激越的军乐、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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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和南朝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体裁上，北歌虽以五言四句为主，但同时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与古体和杂言体，这是南朝民歌所不及的。
三、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是显著的、巨大的，它继承了民歌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北朝民歌尤其突出，在南北朝绮靡的诗风下，这种“刚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现，就显得特别可贵。它是一种新力量、新血液。
1、以体裁言，南北朝民歌开辟了一条抒情小诗的新道路。这就是五、七言绝句体。五言四句的小诗，汉民歌中虽已经出现，但为数极小，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绝句的真正的源头要算是南北朝民歌。当时有名的诗人如谢灵运、鲍照、谢眺等已纷起模仿，但还是一种尝试，至唐代，便由附庸而蔚为大国，而和音乐的结合上几乎垄断了唐三百年间的歌坛，并出现了以绝句擅名千古的诗人李白和王昌龄。汉代民歌中杂言体虽很多，且有不少优秀作品，但篇幅都较小，象《木兰诗》这样长达三百多字的巨制，还是前所未有的。这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也起了示范性的推动作用。
2、表现手法上，民歌对唐代诗人也有许多启发。如杜甫《草堂》诗：“旧犬喜我来，低徊入衣裙，邻舍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闻我来，宾客隘村墟。”一连用了四个“喜”连成排比句，便是从《木兰诗》“爷娘喜女来”等脱化而来的。此外，象李白《长干行》以《西洲曲》为“粉本”，绝句从六朝“清商小乐府”来，都是信而有征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提炼口语入诗，也是从乐府而来。
唐五代以后，写男女绝情的小词，在意境上、语言上，也受了民歌不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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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骈文、辞赋及散文
一、小说
1、古代小说含义的演变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发展
在我国，“小说”一词的出现，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是指一种文体，它是用散文的形式来表现叙事性的内容，以人物塑造为中心，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样式。但是，最初的“小说”一词，与今天所说的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是不相同的，它是指一引起不合大道的琐屑之谈。“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县”即“悬”，“令”即“美”，他的意思是说，修饰琐屑浅薄的言论以求取崇高声望和美好的名誉，是不可能达到至境的。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庄子先举了一个任公子钓鱼的故事。任公子钓鱼与众不同，他用大钩长线，用五十头键牛作钓饵，然后他蹲在浙江的会稽山，把鱼饵投放于东海，可是，一年过去了，仍然没有钓到鱼，后来终于有一天一条大鱼游过来吞食了鱼饵，大鱼翻滚腾跃，搅得海水动荡，白浪冲天，吓坏了方圆千里的人们，而任公子所钓到的大鱼，使方圆几千里的人都饱餐了鱼肉。庄子由此生出感慨说，那些拿小竿细绳，直奔小河沟渠，守着些鲇鱼鲫鱼的人，怎么可能钓到大鱼呢？任公子从容洒脱，毫不着意，反而钓到了大鱼，因此，凡事只有任其自然才能获得成功。这是庄子最终想要说明的道理。而庄子所说的“小说”是与“大达”相对的的小道，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案其实，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在这里，庄子把“小说”与“大达”并举，显然是贬“小说”而扬“大达”的。他是把儒、墨等诸子视为无关道术的琐碎言谈的，认为它们是“小说”而非“大达”。但是，尽管庄子鄙薄小说，但“小说”一词却由此起步而不断演化发展。到了东汉初年，桓谭作《新论》，称小说是“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词。”他从不同的角度对“小说”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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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认为从内容上讲，“小说”不同于经籍之作，而是联缀一些零碎、琐细的语言而成的杂记，不同于官方的高文典策。从形式上讲，“小说”采取了“譬论”的表现方法，这已有点形象化的味道了，从功能上讲，“小说”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益，有助于治身理家。从这几个方面看，桓谭所说的“小说”已具有了文体的意义。到了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则将小说家列为当时之一家。他说：“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然亦弗灭也。”这是中国官方史家对小说作出的最具权威性的解释与评价。它指出小说来自于民间的口头传说，是由小说家采集记录而成一家之言的，虽是小道，尚有可观之处。同时班固在《艺文志》中曾著录小说家书十五种，一千三百八十篇，这些书大都散佚了，但从其中一些残存的遗文，我们大致可以测知汉人的小说观念。大致而言，古人所谓的小说，是指一些篇幅短小，意旨无关宏大，带有传闻性质的记载，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文学中所说的小说有关。
就中国古小说的源头而言，颇为复杂，大抵古代神话、史传、民间传说、人物寓言、秩事等，凡是带有一定故事性，其有意无意包涵着虚构的成分的东西，都与小说的形成有关。教科书上从神话、寓言故事与史传三个方面勾勒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大致合理。不过由于上述来源中的琐杂内容，往往散见于各种书籍里，不为人们所注意，尚只能看做是小说的萌芽，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的发展才趋于繁盛。这一时期创作小说似乎成为一种风气，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加，据统计，现所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约有五十余种（其中魏晋时期23种，南北朝时期约近30余种），而且形成了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两大类别，因此，可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2、《搜神记》等志怪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数量本来很多，但到了今天，其中大多数已经散佚，现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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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与不完整者约有三十余种，其中干宝的的《搜神记》是比较重要的一部。除此之外，还有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托名汉班固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题为张华《博物志》、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王琰的《冥祥记》、吴均的《续齐谐记》、颜子推的《冤魂志》等。
关于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有论析。他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指出这一时期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说明了志怪小说产生的根源。大致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的混乱而引起的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与志怪小说的创作密切相关的。因为社会的动荡不安与战乱频仍，宗教迷信思想最容易获得传播的土壤。而当时的志怪小说家，大都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的。干宝的《搜神记》曾说他的目的是为了“发明神道之诬”。他创作《搜神记》的原因，是因为两件事。一是他父亲生前宠爱的一个侍婢，他母亲很忌妒，便在他父亲落葬时，把侍婢推入了墓中。经过十余年，他的母亲也死了，因为把父母合葬，就把父亲的墓再打开，发现那个婢伏在棺材里，似乎还活着。载还家中以后，过了一天她苏醒了，并且说在墓中的时候，他父亲常常给她饮料、食品，恩情与生前一样，又常把家中的吉凶事告诉她。她所说的那些吉凶之事，跟家里的真实情况完全一致。二是干宝的哥哥曾因生病而气绝，但躯体不冷，经过几天才苏醒，自言在这期间曾见到鬼神。因此，干宝辑录自古代至当时的神祗灵异，人物变化的种种怪奇之事，写成《搜神记》。由此可以看当时志怪小说作家的心态与目的。正由于当时的志怪作家创作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志怪小说中充斥了不少宗教迷信的内容，不过，由于作者在创作时“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所以在志怪小说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内容。大致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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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鞭挞统治阶级凶恶残暴，表现人民反抗精神的故事。如《搜神记》中《干将莫邪》、《三王墓》、《韩凭夫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前者记述楚国巧匠干将为楚王铸剑，反被楚王杀害，他的儿子长大后为父报仇的故事。情节虽然离奇，但却反映了人民反抗残暴统治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慨。后者记述宋康王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被囚自杀，“其妻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何氏在遗书里要求将她与韩凭合葬，王怒，不听，将两人分葬，而韩凭夫妇墓间生出相思树，一对鸳鸯桓栖于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这个故事不仅暴露了统治者的无耻和残暴，更赞扬了被压迫者不慕富贵，不畏强暴的崇高品质。此外还《述异记》中的《封邵》：“汉室城太守封邵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时语曰：‘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也揭露了官吏吃人的本性。
二是反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故事。如《搜神记》中的《白水素女》，其中记载的谢端，是一贫苦的农民，“少丧父母，无有亲属”，被邻人养大，尽管他“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但仍穷得连妻子也娶不上。一天他捡到一个大螺，拿回家放在瓮里，此后，他每天干活回来，总有现成的饭菜等着他。开始他以为是邻人的馈赠，后来才发现是一个少女为他准备的，这位少女就是大螺变的。她本是河里的白水素女，被天帝派来为谢端“守舍炊烹”，素女走后留下螺壳“以贮米谷，常可不乏“。而谢端终于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此外还有《幽明录》中的《刘晨玩肇》的故事。等等。
三是封建婚姻制度下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事故。如《搜神记》中的《吴王小女》、《父喻》等。
四是不怕鬼的故事。如《列异传》中的《宋定伯捉鬼》、《幽明录》中的《阮德如》等。
五是神话传说故事。如《博物志》中的《八月浮槎》、《列异传》中的《贞女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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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说新语》等志怪小说
这一时期的志人（轶事）小说，数量亦不少，主要有邯郸淳的《笑林》，葛洪的《西杂记》，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等，其中，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西京杂记》与《世说新语》，而以《世说新》最具代表性。
志人小说的产生是与魏晋以来士族之间所盛行的人物品评之风密切相关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终乃汗漫而用为清痰。渡江以后，此风弥甚，……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宠也。”可以说志人小说的出现，是魏晋以来清淡之风影响的结果，反过来，志人小说又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由于清淡颇为社会所重视，所以记载名士清淡言论的志人小说便在社会上有了社会的需求。因为一些士族子弟要想获得声名而仕进，就必须学习名士的言谈和风度，而志人小说则成为学习的“教科书”。殷芸的《小说》，就是奉梁武帝的敕命而编纂，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志人小说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最重要的一部。它是这类小说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集大成的著作。全书按照类书的形式编排，以类相从，分为三十六门，一千一百三十条，最多者“赏誉门”156条，最少者“自新门”2条。其中上卷四门，中卷九门，下卷二十三门。主要记述的是东汉至东晋时期文人名士的言行，而尤重于晋。梁代时刘孝称之为作注，引用了四百多种书，以博洽而著称，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就《世说新语》所记的事情来看，作为史实，大多数都无关紧要，但却可以藉此窥见人物的精神风貌的某些特征。就书中的内容来看，大致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世说新语》中一些暴露和讽刺统治阶级和士族中某些人物的贪残、酷虐、奢侈、吝啬、虚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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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故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比如《汰奢》篇里的“石崇饮酒斩美”、“王武子盛馔”、“王、石竞富”等，集中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俭啬》篇里的“王戎俭吝”、“王戎钻李核”“王戎女还父钱”等则讽刺了其吝啬的品性。《尤悔》篇的“魏文帝毒弟”“明帝听前世事”等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等。第二，记载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尚及名士们的奇特举动与玄妙的清淡的故事，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古社会文化生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材料。如《巧艺》论绘画的资料，《任诞》里的《刘伶病酒》、《刘伶裸形》、《饮酒读骚可称名士》、《雅量》篇的“东床坦腹婿”、“谢公围棋”、“谢孙海戏”等。如：
《世说新语》艺术上的特色，鲁迅曾概括说：“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事简瑰奇。”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1）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世说新语》中的每一条目、篇幅都比较短小，多则三四百字，少则十五六字，但它却能够抓住人物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用一些细节予以表现，使人物的神韵与面貌毕现于读者面前。如《俭啬》篇中写王戎的吝啬，云：“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寥寥十六字，在极客观冷隽中，写出了其吝啬的性格。又如《忿狷》的“王蓝田性急”，写王述“尝食鸡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只用几个动作描绘，就将王述的性急写了出来。
（2）运用对比手法突出人物性格。如《德行》门中的《管宁割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通过二人对待财物与权贵的态度，将二人的不同性格写了出来。再如《雅量》门：“桓公伏甲设馔”：“桓公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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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通过把人物放在紧张的环境氛围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气度，写出了二人的性格。
（3）把记言与记事相结合，如《雅量》门中的“晋武帝见慧星”：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通过语言行动，把晋武帝见到慧星后故作达观的心理完全表现出来。
（4）《世说新语》的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如《言语》门的《桓公北征》中的“木犹如此，人何以堪！”《钟毓兄弟见文帝》：“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小来。’于是勒见，毓面有汗，帝曰：‘卿而何以汗？’毓对曰：‘战战煌煌，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所以胡应麟《少室出房笔丛》云：“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
4、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特点
（1）从小说创作观念来看，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还是出于实录，不论是志怪还是志人，在作者心目都是作为曾继发生过的真事来记录，而且把求真作为他们的目标，而“未必尽设幻语”（胡应麟语），因而在艺术想象上不免有所欠缺，只有个别故事，尚有富有想象。如《阳羡书生》（吴均《续齐谐记》）
（2）在篇幅上比较短小，只是粗陈梗概；在情节上比较简单，这与唐传奇的“作奇好奇”而形成的情节曲折生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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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骈文与辞赋
1、骈文
骈文是与古文相对而言，先秦时期，无所谓骈文与散文，骈文的确定，是从魏晋开始的，而在南北朝时期，骈文创作则趋于兴盛，成为南北朝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曾将“六朝之骈语”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兴盛，是与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自觉意识发展的结果。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作家已开始探索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起初，他们把经、史与诸子之类的作品划在文学范围之外，后来又进一步在文学范围内对文笔之别进行辨析，把有韵与无韵的作为区分文笔之别的一个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中曾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中分论文与叙笔分别论述了十多种文体，梁元帝萧绎又提出：“至如文者，惟经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美摇荡样之所谓”文的特点，就强调了词藻、声律、抒情三方面的特点。这就是南北朝时期颇有影响的文笔说。而这一时期永明体作家在声律方面的探索，也对骈文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这样，骈文的创作便在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
就文体持征而言，骈文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第一，骈文讲究对偶，并且在句式上多用四六句式，所以骈文又称为“四六文”，骈四俪文是骈文在句式上最基本的特点。第二，在语言上，骈文讲究平仄。讲究平仄的谐和调，是永明新体诗的追求，但这一时期受永明体诗歌创作的影响，文的创作也注意声调的谐美。尽管骈文创作没有象诗歌那样有“四声八病”的严格限制，但追求平仄配合，造成辘轳交往，也是骈文文体的特点之一。第三，骈文一般注意征事用典和词藻的华丽，因此，可以说骈文实际上是一种诗化的散文。
由于骈文的创作注重形式美，因而过去一直被当作形式主义而受到批评。就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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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骈文中确有一些内容浮泛、风格萎弱、片面追求形式华靡的作品，但是其中也不乏颇有价值的优秀之作。尤其是一些将写景与抒情完美结合的佳作，更为人们所喜爱而传诵不衰，这类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以及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等。下面摘录一些篇中的句子，即可看出其特点。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昔，抚弦登陴，岂不沧浪！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丘迟《与陈伯之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阳欲颓，沈鳞兢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陶宏景《答谢中书书》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嶂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群。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禅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宿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吴均《与朱元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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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辞赋
辞赋的创作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整个魏晋南北朝，辞赋的创作不仅数量十分可观，而且在题材、内容与风格上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大致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与两汉的辞赋创作相比，这一时期赋的题材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抒情、说理、叙事、登临、伤别等内容，无一不可入赋。第二，赋的抒情性大大加强，而在体制上则趋于短小，长篇巨制的大赋的数量逐渐减少，因此，抒情小开的创作成为这一时期辞赋创作的一大特征。第三，由于受到骈文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辞赋在句式上逐渐骈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赋体，即骈赋。
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数量众多，基保影响最大者主要有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恨赋》、庾信的《小园赋》、《哀江南赋》。
三、散文
从总体看，南北朝时期是骈文兴盛的时代，散文并不发达，代表这一时期散文成就的是一些史传、地理等学术著作，而这些著作，其文风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骈文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部著作，即郦道元的《水经注》与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他在北魏时，先后担任过尚书主客郎、治书御史中尉、鲁阳太守等职。《水经注》是他现存的唯一的著作。《水经注》传说是汉代桑钦所著，但现在多认为是魏晋时无名氏作，《水经注》原书共记录了我国一百三十七条河流，而郦道元作《水经注》四十卷，将其所记河流增至一千二百五十条，注文字数超出原书二十倍。因此成为我国地理学著作中的名著。不仅如此，这部书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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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具有很高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山水景物的生动描绘上，其中《江水注》对“巫峡”一节的描绘最为著名：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侧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茶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段文字先写山，再写到水，然后山水结合，再写行人的感受，最后以渔人之歌作结，余味悠长。这种文风对后代作家山水游记的创作产生极深远的影响。
杨衒之也是北魏人。他的生平事迹不详。唯据书中自述及书首所署官衔，知道他在北魏永安中为奉朝请，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洛阳伽蓝记》是作者在东魏武定五年（547）因公务重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卷”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而作的。全书共五卷，依次写城内和城东、南、西、北五个区域，记录了42座寺庙。此书结构上采用合本子注，即正文与子注相配的方式，把博洽的内容组织得井井有条。
其价值：
（1）书中对洛阳佛寺的记载多系实录，因而颇具史料价值。通过此书，可以了解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建筑的面貌与状况。
（2）本书虽以记载佛寺为主，但却在记录佛寺的同时，多侧面地反映了北魏时期洛阳的情况，涉及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市井景象，民间习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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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许多情况，可补史书之缺。
（3）在文学上，此书的语言骈散相间，描写生动，风格典丽而清拔，具有很强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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