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原先建国于北方

魏国原先建国于北方，风俗淳朴如一，无为而治，与西域隔绝，不能与之往来。所以有关浮图佛教，闻所未闻，或者听说了也不相信。等到神元皇帝与三国魏、晋朝建立联系后，文帝长住洛阳，昭成帝又到过襄国，这详细地了解了南方佛教的情况。

太祖平定中山，统治燕赵，所经过的郡国佛寺，凡是见到和尚、道士，都要致以敬意，禁止兵将侵犯与干扰。 太祖喜好黄老之学，因而也阅览了一些佛经。只是由于国家初步建立，战争不断，诸事草创，还来不及建筑佛寺，招揽僧尼。 天兴元年，下诏说：“佛教的兴起由来已久。救济扶助的功效，深入到人的生死存亡，其教义、信条与活动轨迹，相信是可以依赖凭借的。特敕令有关部门在京城装饰佛像，建筑寺庙，以便让那些信佛的教徒，有居住停歇的地方。”这一年，开始建造五层佛塔、耆阁崛山及须孺山殿，加以装饰。另外建造讲堂、禅堂及沙门座位等，无不齐备。

太宗即位后，遵循太祖的事业，也喜好黄老，又崇尚佛法，京城周边到处都建立佛寺佛像，并让僧人帮助辅导民俗。当初，皇始年间，赵郡有个和尚叫法果，修行精诚周到，开坛讲演佛教经典。 太祖听说他的事迹后，下诏用礼仪聘请他到京城。此后便任命他焉道人统，总领僧徒。每次与皇帝谈论，多能让皇帝感到惬意允当，因此，皇帝对他的供给施舍也特别多。到太宗时代，更加崇敬，永兴年间，前后授予他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等称号，都被他坚决辞绝。 皇帝常常亲自到他的居所去，由于门庭又小又窄，容不下轿舆车马，就为他改建扩大了门庭。活到八十多岁，直到泰常年间去世。没有安葬前，皇帝三次前往悼念，追赠为老寿将军、趟胡灵公。当初，法果常常说太祖聪明敏锐，喜好佛道，即是当今如来佛，作为僧徒应当对其尽到揖拜之礼，便常常对太祖礼拜。对人说：“能够弘扬佛道的人就是人民的君主，我不是崇拜皇帝，而是礼拜佛祖。”

世祖初即位，也遵从太祖、太宗的事业，常常召集德行高异的和尚，一起讨论佛教教义。选择四月八日这一天，用车舆载着佛像，在京城宽广的大道上游行，皇帝亲自登上城门楼观看，并撒下花瓣，以表示敬意。原先，沮渠蒙逊在凉州时，也喜好佛教。有个屙宾僧人叫昙摩谶，学习过各种佛经。在姑臧，和僧人智嵩等人一起翻译《涅柴》等十几部佛经，又通晓术数、禁咒等，普遍预言其它各国的安危，多有应验。蒙逊常常为国家大事向他咨询。神厅隼间，皇帝命令蒙逊将昙摩谶送到京城，但蒙逊爱惜人才而拒绝将昙摩谶送到京城。不久，又害怕大魏的指责和威胁，便派人杀了昙摩谶。凉州自从张轨后，世代信奉佛教。教煌与西域接境，教俗两界都继承了西域的风俗，村落相属，多有塔寺。太延年问，凉州平定，将那里的民众迁到京城，连同僧人佛寺都迁到京内，于是，京城的佛教便更加兴盛了。不久，又因为僧人太多，便下诏让五十岁以下的年轻和尚还俗。 世祖即位时，年纪较轻。不久便立志建立武功，总是以平定天下祸乱为要务。虽然崇拜佛教，敬重沙门，但没有醉心于佛经教义，深入探讨报应的意义。等到宠信寇谦之，皇帝认为清净无为的道术，有修炼成仙的明证，便信奉这种道术。当时司徒崔浩博学多才，皇帝常常为国家大事拜访他。崔浩信奉谦之的道术，特剐不相信佛教，与

皇帝谈论此事，多次对佛教加以诋毁，常常说佛教是荒诞的，是社会上耗费钱财的祸害。皇帝认为他的辩驳广征博引，比较相信。遇上盖昊在杏城反叛，造成关中地区骚动不已，皇帝便出兵讨伐，到达长安。原先，长安沙门在寺内种了麦子，皇帝的饲马官将马匹牵到寺内麦地裹放牧，皇帝来到寺内看马。沙门备办酒席给皇帝的侍从官吃，从官在饮酒间进入僧人的厕所，看到里面藏有很多兵器，便出来向皇帝作了汇报。皇帝怒火冲天地说：“这不是僧人平常所需要使用的，肯定是与盖昊通谋造反，计划谋害人命的！”命令有关部门立案侦察，将全寺僧众诛杀，检查没收其财产时，发现了大量酿酒工具和州郡长官及富豪寄藏在这里的财物，数以万计。又发现秘室，是专门用来与富贵人家妇女私下奸淫的。正当皇帝对僧人如此胡作非焉感到忿怒时，跟随在侧的崔浩，趁机提出自己禁毁佛教的建议。于是下诏诛杀长

安所有僧人，焚毁佛像，敕令留守京城的中枢官员向各她发布命令，按照长安模式诛杀所有僧人，焚毁所有佛寺。又下诏说：“那些佛教徒，假藉西戎虚诞的说教，妄生妖孽，不是能够用来整齐政治教化，推行淳厚德教于天下的好方式。自王公以下文武百官，如果有人私下供养了僧人，都要送交官府，不准隐瞒藏匿。限在今年二月十五日以前一律交出，过期不交者，一经查出，僧人处死，藏匿者一家诛杀。”当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来敬奉佛教。频繁上书，向皇帝说明刑杀佛教徒过分枉滥，并说即使僧人有错也不能归罪于佛像。如今停罢佛寺，社会上从此以后世代都不信奉佛教，由土木丹青制造的佛像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毁灭。如此再三请求，世祖仍然不准许。于是下诏说： “过去束汉荒唐君主，被邪伪所迷惑，妄自假藉睡梦之事，奉事外域妖鬼，以惑乱天伦常理，自古中原就没有这种荒诞之事。夸夸其谈地称说狂妄大言，不符合人之常情。末代昏君无不被其所迷惑。因此政治教化不能推行，礼义道德大大被破坏，鬼神之道则盛行于世，将国家根本礼法置之度外。从此以后，代代经历祸乱，上天屡屡降下惩罚，民众死亡殆尽，国都周围五百里之内变成一片废墟，千毕萧条，不见人迹，都是由于佛教的祸乱。朕继承皇位，正逢国家处在穷途末路之际，打算去除伪乱、确定真理，恢复伏羲氏、神农氏时代的清明政治。要荡除一切形式的胡方鬼神，消灭其踪迹，这样纔能无愧于风氏后裔。从今以后，如果有人胆敢信事胡神及制造铜、泥佛像者，满门诛杀。虽然说是胡神，但问到当今胡人，都说没有这回事。可见都是前代汉朝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相信乞胡的荒诞言语，利用老庄的虚假理论，比附、增益而成，都不是真实的东西。致使国家王法废毁而不能推行。应该说这是大奸大猾的魁首。只有不同寻常的人，纔能做不同寻常的事。除了朕以外，还有谁能够铲除这种历代以来都存在的巧伪之物！有关部门要向各地征镇诸军、刺史宣告，所有佛塔佛像及图经等，要一律击破烧毁，佛教徒不论少长都要全部坑杀。”

这一年，是真君七年三月。恭宗的劝阻之言虽然没有被采纳，但他还是延缓了宣布世祖诏书的时间，使得远近乏人都事先听说了朝廷将要禁毁佛教的事，得以各自采取保护措施。各地僧人大多事先逃跑藏匿、保全了性命，在京城的僧人，也得到了恭宗的保全。金银佛像以及各种佛经，大多得到了秘密保藏。但各地的寺庙宫塔等，诏书下达后，无不被焚毁。这次毁佛开始时，寇谦之与崔浩同在皇帝旁边，谦之与崔浩苦苦争论，但崔浩不听，谦之便对崔浩说：“你近年内便要遭到杀戮，满门灭绝。”四年后，崔浩被诛杀，各种刑罚都用到了，时年七十岁。崔浩被杀后，皇帝对于毁佛之事颇感后悔。但又感到禁令早已施行，已毁的寺庙和佛像等很难得以修复。恭宗内心上很想再次恢复佛教，但不敢说出口。这样，佛教沦废直到世祖去世，共七八年。但这七八年问，禁令逐渐宽松，坚决信奉的人，能够秘密奉事佛法，一些专心致志的佛教徒，仍然偷偷地穿着法服诵经念佛。只是不能在京城公开奉行佛事。 原先，沙门昙曜很有节操德行，又得到恭宗的信任和尊重。毁灭佛法时，僧人们大多表示自己还有其它技能可以为国家效力，放弃信仰，回到世俗社会。而昙曜却誓死不改变信仰，恭宗亲自劝说他，反复多次，他纔不得已而暂时停止念经，但还是秘密地带着法服器物，一刻也不离开身边，听说这事的人都叹服和敬重他。

高宗即位后，下诏说：“作为帝王，必须敬奉神灵，显示仁道，那些能够施惠于民，普济众生的帝王，即使在远古，也仍然要颂扬其风格与伟业。所以《春秋》称赞推崇贤明的礼仪，有关祭祀的典籍记载了有功于人民的家族。何况释迦如来功德普济于大干世界，恩惠流布于人间，同等看待生死的人赞叹他达观开通，学习文理道义的人崇拜他精妙明辩，有助于国家的法治，有益于提高人们的仁善素质，排斥各种邪恶，开坛讲演体悟成佛的正道。所以前代以来，无不崇尚佛教，这也是我国平常百姓家所喜好信奉的事。世祖太武皇帝开拓边远地区，恩德普施于远近百姓。佛教徒道士的善良行为纯朴而真诚，像惠始那样的高僧，无不从速地而来，风格与仁羲相互感染，往往形成如林般的仁善风气。山海深广，多有怪物，奸淫之徒也往往假藉信奉佛教而托身寺庙，致使讲坛寺庙中隐藏了一些凶恶之徒。因此，先朝由于这

些凶恶之徒扰乱，便采取了镇压其中有罪的凶恶之徒的措施。而有关衙署却没有真正体会圣旨，采取了一切禁断的方式。景穆皇帝常常为此而感叹不已，但时逢国家军政多事，无暇恢复佛教事务及为之修复寺庙。朕继承皇业，统御天下，考虑申述先皇帝的遣志，重新复兴佛教事业。如今命令各州郡县，选择民众聚居之地，允许各建一所佛教塔寺，任凭其募捐和使用钱财，不要加以限制。对于那些喜好佛教，想出家为沙门的人，不论长幼，只要是出自善良之家，性格与品行素来良善，没有什么前科过恶，受到乡里人认可者，都允许其出家。大约大州可以允许出家五十人，小州四十人，边远地区的州郡则十人。只要各自安守本分，都足以化恶就善，传播与宣扬佛教。” 全国各地都遵照圣旨，在很短时间内，以往所毁佛寺就都修复了。佛像经论等，都很快复出、重见天日。京城沙门师贤，本来是屙宾国皇族的人，少年皈依佛门，向东前往凉城游学，凉州被平定后来到京城。朝廷毁佛减法时，师贤以医生的名义还俗，但内心上还是照样信奉佛教不改。一到国家恢复佛教之日，便立即恢复沙门身份，他的同辈有五人也如此。皇帝亲自为他们剃发。师贤仍旧为道人统。和平初年，师贤去世。昙曜取代了他的地位，改名为沙门统。昙曜告诉皇帝，派人在京城西面武州塞，开凿山崖石壁，凿出五个洞窟，各锈刻了一个佛像。最高的有七十尺，次一等的有六十尺，雕饰奇特而雄伟，为一代之冠。昙曜上书：建议让平齐户及其他民众，如有能够每年输谷六十斛到佛寺的，即为“僧只卢”，粟为“僧只粟”，这些粮食到了歉收年岁，便用来赈济百姓。又请求让民众中犯有重罪及官奴等作为“佛图户”，以便作为各寺庙的洒扫人员，并兼耕种田地、交纳米粟。高宗都同意了。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等，遍于全国各地。

显祖即位后，更加信奉佛教，阅读各种经论，也喜好老庄之道。常常召集沙门以及能够谈论玄学的人士在一起，相互讨论佛教教理和玄理。这一年，高祖诞生。当时，建造永宁寺，建构七级佛塔，高三百余尺，基础框架宽广开阔，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内建造释迦的立像。高四十三尺，用了赤铜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年问，又建造了三级石佛塔。新有榱栋楣楹，都是上下重叠结构，大大小小都是用石头做的，高十丈。雄伟、坚固、巧妙、严密，为京城周围最壮观的景象之一。高祖即位后，显祖移居北苑崇光官，阅览诵习佛经。。延兴二年夏四月，下诏说：“僧人不住在寺舍，在村落间游荡，与奸猾之徒交结，这种状况已经存在很久了。命令民间乡村相互保证监督，不准许僧人留居。对于没有僧籍的僧人，要严加检查，一经查出，要送付州镇，京城附近的要送交所属部门。如果是佛教佛、法、僧专门负责从事巡行教化的僧人，在外面各州要带有州镇寺庙管理僧众的僧官的文书，在京城要有京城寺庙管理僧众的僧官的印牒，然后纔能允许其自由行动。违犯诏令者要追究罪责。”又下诏说：“各种人信奉佛教，建造寺庙，只要高敞显博，也就足以使佛教辉煌显赫了。然而有些无知之徒，各自相互显示自己的崇尚，不论贫富都相互攀比，耗竭钱财，务求高广，劳民伤物而且杀生。如果能够精诚信奉，就是垒土聚沙建造佛寺，也会福业不朽。心想开辟幸福的源泉，却不知道杀生的业报。朕作为天下百姓的父母，以慈善养育为要务。从今以后要禁断这些不良现象。”

承明元年八月，高祖在永宁寺，设太法供，剃度良家男女一百多人为僧尼，皇帝亲自为之剃发，亲手发给僧服，让他们修炼道戒，为显祖祈求福祉。当月，又下诏建造建明寺。太和元年二月，到永宁寺设斋，下令赦免死罪囚犯。三月，又到永宁寺设会，举行讲道大会听讲佛经，命令中书省和秘书省官员与僧徒一道讨论佛教教义，施予僧服、宝器等各有不同。又在方山太祖曾经扎营垒土之处建造思远寺。从兴光到此时为止，京城内新旧寺庙将近百所，僧尼二干余人，各地寺庙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卜年冬，有关部门又上奏：“前次接到敕旨，考虑到恢复佛籍之初，愚民怀着侥幸心理，假藉归入佛门，以便逃避租赋，命令所有无籍僧尼一律罢遣还俗。再次接到敕旨，考虑到所检查出来的僧尼，各寺庙寺主、维那等为本寺僧尼隐瞒。规定道行精勤的，可以允许其继续在佛寺修道；道行粗

俗的，不论有籍无籍，都要罢归为民。如今遵照敕旨检查，各州罢归还俗的僧尼共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书得到批准。十六年下诏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允许大州剃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后每年如此，作为制度记录下来。原先，设立监福曹，后又改为昭玄，备有专门官属，用来管理佛僧事务。

世宗即位后，永平元年秋，下诏说：“僧人与俗众既不相同，有关法律也不一样。所以，佛教时彰时幽，禁止和劝勉各有所宜。从今以后，众僧如果犯有杀人罪，仍然按照世俗法律判罪，其余罪犯都交给昭玄，按照内律僧制处理。”四年夏，下诏说：“僧祇之粟，本是用来济施贫困的，歉收之年出贷贫民，丰年则回收本贷。零散的山林僧尼，随时给施，对于民间的贫困者，也随时救济。但是主管部门违犯条例，高利出贷，贪取利息，等到征取本息，则不论水旱灾害，有的偿还的利息超过本贷，有的翻改券契，侵害民众，贪得无厌。贫苦百姓嗟叹其酷毒，一年比一年严重。这不是济困扶危、发扬仁慈拯救众生的本意。从今以后，不得专由维那、都尉等管理，可让州刺史参与共同管理。尚书省可以检查各地储有僧只之粟的处所，由州政府另外专门登记其所储粮食数量、出入赢息、赈给多少，以及贷偿年月时间、尚未回收者，都一一记载在册。对于收取利息超过本贷，及翻改券契等情况，要依照律法一律免除，不再征收。有的僧人私下放有钱债，转施偿僧，即可就地用来赈济民众，不允许僧人收回所放债钱。以后如果出贷，要优先贷给贫穷者，而征取利崽的方式，要一律依照已有条例办事。富有之家，不准贷取僧粟。如果有人仍然违法滥贷，要依法治罪。”尚书令高肇上书说：“谨考查：已故沙门统昙曜，过去曾在承明元年，奏请凉州军户趟苟子等二百家为僧只户，创立条例，积蓄粮粟，拟用来赈济饥年，不论佛教与世俗，都可以赈济。又依照内律，僧只户不得单独隶属于某一寺庙。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人，既违背已有圣旨，又违反佛法，肆意妄为，奏求权利、逼召僧户钱粮，致使怨声载道，抛弃孩子伤害生命，上吊跳河的有五十余人。这岂是帮助皇帝宣扬仁慈、化育万民之意，分明是深深地违背了陛下归依佛法之心。以至于那些僧只户，号哭于街头巷尾，求诉无门，以至有的贫民不得不用白色羽毛刺穿耳朵，排列在官阙门前申冤。一般人士对此尚且哀痛不已，何况佛门慈悲为怀之人，而能对此无动于衷。请求允许苟子等僧祇户还乡纳税，如果遇上歉收之年，则由政府周济贫寡，如果这些人中有不遵守法律而犯罪者，就请谪发到边疆去。僧暹等人违背圣旨与戒律，对于这种谎奏之罪，请求将他们交付给昭玄，依照僧律处置。”诏令说：“僧暹等人可特加赦原，其余可按照所奏执行。”世宗非常喜好佛法，每年常常在官中，亲自讲论佛经，广召僧众，辩明义旨。僧人将这些活动记载在册，撰为《内起居》。皇帝既然崇拜如此，下面必然更加崇尚。到延昌年问，天下州郡僧尼寺，共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僧徒更是不计其数。 二年春，灵太后下令说：“每年常规的剃度僧人，依照规定，大州限定百人左右，州郡要提前十天解送三百人来，其中，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衙要精练选择以充足敷。如果没有德行精深的，不得滥竽充数。如果所取不合格，要拿刺史作为首犯，以违背圣旨论罪，太守、县令、纲僚节级要连坐，州统及维那要流放到五百里外的州去为僧从今以后奴婢一律不准出家为僧。诸王及皇亲贵族等，也不准擅自请求。如有违犯者，以违背圣旨论罪。僧尼擅自剃度他人奴婢为僧者，也流故到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大多私养亲属朋友及他人奴婢子女，私下剃度年纪大者焉弟子等情况，从今以后要一律禁断。如果有违反本规定者，勒令还俗，被收养者还归父母。寺主允许容留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僧众，都是由于三长觉得度僧之事，罪不及己，从而容忍过多滥度。从今以后，如果有一人私自度僧，都要以违背圣旨论罪。处罚以邻长为首，里、党长各降一等。如果一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当地长官要撤职，僚属节级等要连坐。而私度的僧众，要发配在本州岛为役。”当时法禁宽松，一时并不能改变这种风气。

景明初，世宗诏令大长秋卿白整按照代京灵岩寺石窟规模，在洛阳南面的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造石窟二所。建造之初，设计窟顶距地面三百一十尺。到正始二年中，纔开辟

出二十三丈的山崖。到了大长秋卿王质主持事务，认为开辟山崖太高，耗费工期而且难以建造，上书奏求下移就平，于是窟顶改为距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年间，中尹刘腾奏请为世宗建造石窟一所，这样共建了三所石窟。从景明元年到正光四年六月以前，共用去人工八十万二干三百六十六。肃宗熙平年间，在城内太社西面，建造永宁寺。灵太后亲自率领百官，奠基立寺。佛塔九层，高四十余丈，所耗费钱财，不可胜数。连景明寺佛塔，也祇能算是这座新建寺庙的次等。以至于公私寺庙佛塔，一时不计其数。

神龟元年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书奏请说：仰思高祖，定都于洛阳，怀有远大的理想。考虑事情有始有终，制定法度符合天地自然规律，制度器物可以永垂万代。所以，都城制规定，城内惟留建造一所永宁寺的地方，城郭内惟留建造一所尼寺的地方，其余都要放在城郭之外。想让后代永远遵守这一制度，没有敢于违反这一制度者。到景明初年，略微有些犯禁。所以，世宗仰尊先朝遣志，颁发明确圣旨，宣布城内不准建造佛塔、僧屁寺舍等，也是想藉此断绝一些希觊破例的想法。文、武二位皇帝难道不爱尚佛教？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佛教与世俗的政治，殊途同归，原则上不应该相互扰乱对方的规律。但是，世俗虚图名声，僧众贪求厚利，虽然国家有明确的禁令，但仍然冒犯法律而擅自营建。到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违背景明年间的禁令，却说：“已经建成的佛寺，不忍心移毁，请求从今以后，不再建造就是了。”先朝皇帝含忍宽容，委屈法制而听从所请。以前颁布的诏令无法执行，到了后来便愈是徇情枉法，愈演愈烈了。永平二年，惠深等人再立条例，上奏说：“从今以后，想建造佛寺的，限定僧众五十人以上，上报批准后允许建造。如果有人不经批准擅自建造，要依照世俗处以违背敕令之罪，其僧众一律驱逐到外州。”最近十年来，私自建造佛寺的风气越来越盛，依法追究私自建造佛寺的事，闻所未闻。这难道不是朝廷法律虽然明确，但大家假藉求福而共同毁坏它，僧制虽然条例分明，但大家只顾一己之利而不听从吗。这样，连年私自营建，敷以百计。有的乘机额外请求公地，而焉的是私人求福；有的是启请造寺，而私自扩大规模。如此欺下瞒上，不可胜数。臣以浅薄之才，而担当有关的建设重任，职在遵奉已有法规，从总体上裁定和控制建造规模。因此，翻检有关法规，研究图形与规格，派遣府司马陆昶、府属崔孝芬，在都城内检查所有寺舍，总数在五百以上，这还没有计算那些已经划定规模，奠了基标明是寺院而尚未建造塔宇的空地。民众不怕法律制裁，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自从迁都以来，已过了二十多年，而佛寺已夺占将近三铃之一的民居土地。高祖当初创立制度，并不单纯是为了将佛门与世俗分别开来，也深寓着防微杜渐的意思。世宗继承这一思想，但对建造佛寺并未明加禁止，这是由于当时滥造之风还未萌发的缘故。如今佛寺无处不在。有的城邑满城都是佛寺，有的街道佛寺连缀成片，有的只有三五个僧人同焉一寺。念经之声与杀猪叫卖之声，踵前接后，佛像佛塔与牲畜腥臊之味纠缠在一起，佛性与灵心淹没在钱财的嗜欲之中，真伪混杂，鱼龙不辨。有关部门因循守旧而不以为非，僧曹面对这种混乱局面也不过问。这种情况对于真诚出家修行的污染，对于精心练性的僧人的扰乱，乃至于产生真伪、善恶混在一起的局面，不是太严重了吗！过去在北面代都时，曾发生过法秃谋反之事；最近在冀州，又发生了沙门法庆聚众造反的事件。都是最初假藉佛教，以便蛊惑众心，最后便巧设奸谋，以实现自己造反夺权的野心。太和年问的禁制，是鉴于法秀谋反事件而着眼于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景明年问的禁制，同样是考虑到像最近法庆造反这样的动乱事件。由此纔体会到祖宗聪明睿智，深谋远虑，经常践踏薄霜，坚硬的冰冻便会来临，不能不慎重行事。不但是京城如此，天下各州镇的僧寺也是这样。他们侵夺贫民，广占田宅，既伤害了佛门慈悲为怀的宗旨，也增加了民众的疾苦。如今朝廷应当加以严格的限制，特别设置苛重的禁令，纠正后来的违失行为，追究过去的失误。如果不加以严峻的检核，而显示出宽容态度，恐怕如今的圣旨虽然明确，仍然会像以往一样流于形式。奏疏得到批准。不久，天下大乱，加上发生了河阴大屠杀的惨酷事件，凡是朝廷官员在那次事件中死难的，家属大多施舍所居宅给僧尼，京城第舍便差不多都成了寺庙。上述禁令，都不再执行了。魏国自从

建立，直到禅让于齐周，佛经广为流通，在中原地区大量集中，共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年问以后，天下多有动乱，国家战事频仍，徭役繁重，于是各地民众，相继遁入佛门，假藉仰慕沙门的名义，实际上是为了逃避租调徭役，使得佛门伪滥达到了极点，是中原自从有了佛教以来所没有遇的。粗略统计起来，僧尼大众有二百万左右，寺庙有三万多。弊端流传不鲍，无法复归正道，达到如此地步，这是有识之士屡加叹息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