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_后殖民和文化翻译_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研究

2009年第4期总第241期外语与外语教学

ForeignLanguagesandTheirTeaching2009,l4

Seriall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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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后殖民和文化翻译

)))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研究

王 宁

(清华大学外语系,北京 100084)

*

摘 要:笔者以韦努蒂的/异化0和/归化0翻译观为切入点,讨论了他的翻译理论。笔者认为,韦努蒂对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贡献除了上述观点外,还在于这两方面:对英语帝国的文化霸权的批判和对译者主体意识觉醒的弘扬。只有考虑到这两点,才能中肯地评价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解构英语文化霸权和后殖民文化批判中的意义。

关键词:解构;后殖民翻译;文化批判;韦努蒂

Deconstruction,PostcolonialandCulturalTranslation

)AStudyonVenutipsTranslationTheory

WANGNing

(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

Abstract:StartingwithVenutipsconceptsof/foreignization0and/domestication0,theauthordiscusseshistranslationtheorycharacterizedbydecon-structingtheAnglo-centrichegemonyandhighlightingthesubjectivityoftranslator,whichishismajorcontributiontocontemporarytranslationstudies.OnlybyconsideringthesetwopointscanweevaluateinanadequatewaythesignificanceofVenutipstranslationtheoryindeconstructingAnglo-culturalhegemonyandpostcolonialculturalcritique.

KeyWords:deconstruction;postcolonialtranslation;culturalcritique;Venuti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9)04-0051-06

在当今英语世界的翻译研究领域,韦努蒂的名字倒是十分显赫,尤其是他对/异化0和/归化0这两种翻译方法的讨论以及对前者的强调,更是凸现了其翻译理论和后殖民文化批判特色。无疑,他对当今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0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学界对韦努蒂的理论进行详细讨论和批判性分析的还不多见。本文试图在已有的研究之基础上做一些推进。

翻译批评界讨论的对象。现在国内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介入异化-归化翻译讨论的学者一般都把焦点集中在对这一对概念阐释得最为清楚有力的美国学者韦努蒂的著述上。尽管这一对概念并非韦努蒂本人首创(王东风,2008:5-10),但韦努蒂(1995)毕竟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题为5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6,系统地阐发了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并试图通过这两种翻译方法或策略之间的张力和互动关系来描述自17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文学翻译史。

异化与归化的张力

确实,异化和归化问题本身就是文学翻译和文化翻译的一个二元对立,尤其是在将外来文学和文化观念译成本民族语言时,这一矛盾就更为突出:当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时,翻译过来的作品不仅在语言的使用上,甚至在特定的表达风格等具体形式上都必须符合本民族语言习俗的要求,否则读者就不认可你的翻译,或者认为你的翻译是失败的;反之,当一种民族语言文化处于弱势时,或者说需要求助于外来的翻译文化时,异化翻译的论点就会占据上风。中国/五四0前后对外国文学作品和学术思想的大规模译介就体现了一种要求,/五四0先驱者们的目的主要是这两个方面:这促成中国文化和政治现代性的形成以及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革新。可以说这两个目的都基本上达到了。至于个别翻译文本的忠实、通顺与否,只是

除了这本类似翻译史的专著外,韦努蒂还写下了其他许多重要的著作,并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主要是将意大利文学作品译成英文,这与他祖先的文化背景和他本人的专业方向不无关系。作为一位翻译家和理论家,韦努蒂论述范围很广,其中包括:5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6(TheTranslatorps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ion,1995)、5翻译的耻辱:走向一种差异的伦理学6(TheScan-dalsofTranslation:TowardsanEthicsofDifference,1998)等,并编有5翻译研究读本6(TheTranslationStudiesReader,2ndedition,2004)。此外,他还在包括5批评探索6、5比较文学6、5纽约时报书评6等十多种著名的学术期刊和评论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英语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学术界,翻译学长期被压抑在学术体制的边缘,而韦努蒂的异军突起则大大地推进了人文学科

*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0(项目编号:04BYY045)最终成果之一部分。作者简介:王宁,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西方文论,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收稿日期:2008-12-19(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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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内的翻译研究,他本人也成了自安德列#勒弗菲尔(Lefevere,1946-1996)之后美国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之一。5译者的隐身6是韦努蒂讨论翻译的代表性著作,本文就从这本书入手讨论他的翻译理论。

从书名5译者的隐身6(Venut,i1995)我们不难看出,这本书以一种后殖民文化批判的姿态全面审视了17世纪直至当下西方的文学翻译,主要是英语世界的文学翻译的历史。韦努蒂从纷纭变幻的各种翻译观念中梳理抽象出大致平行交错发展的两种翻译取向:诉诸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的通顺)))归化(domesticating)翻译观,和诉诸目标语的转化的抵抗式的异化(foreignizing)翻译观。前者代表了一种我族中心主义的帝国主义强势文化策略,后者则是一种/去中心化0的解构式的后殖民主义翻译观,韦努蒂显然是异化翻译观的赞同者和鼓吹者,他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那里受到启发,承认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翻译的既不可译又不可缺的悖论,呼吁通过强调一种异化翻译来结束译者的隐身状态,从而弘扬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建构。这大概是本书的一个主要写作目的。同时,韦努蒂也试图通过对文化霸权的后殖民主义式的批判,/从根本上彰显差异的存在和对差异所采取的强势手段0。(封一函,2006:41)

5译者的隐身6共分为七章,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语言文化的翻译状况梳理了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文学翻译史上的异化和归化翻译观发展的张力。在第一章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漫长的西方文学翻译史上,译者的地位一直是备受压制的,与作者相比,译者始终处于一种/不可见0的隐身地位,读者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译者自身的美学追求。久而久之,译者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译文必须无条件地忠实于原文,从而呈现出一种/透明的0(transparent)状态,而这种使译文/透明0的理想并不要求译者屈从于原作的意思,而是迫使译者尽力去保证译作在文字表达上的通顺流畅,丝毫不流露出翻译的痕迹,更不能显示出译者本人的译文风格。人们只要浏览一下散见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一些评论,就可见出这种通顺的策略在英语世界的文学翻译中的广泛持久的影响。韦努蒂反其道而行之,一开始就揭示了译者所处的被动的和不利的地位,为之后弘扬译者的地位埋下了伏笔。在第二章中,作者追溯了英语世界文化中的归化翻译的起始和沿袭,认为它始于17世纪的英国,其代表人物是丹纳姆(Denham)和德莱顿(Dryden),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为了使译作满足大多数读者和市场的需求,一般的译者总是对译作进行归化式的处理,努力使译文读起来流畅通顺,使其与原文相差无几,甚至尽可能地不显露译者的痕迹。从那时起,归化即通顺这一标准实际上就成了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但另一方面也为其对立的方向)))异化翻译的崛起埋下了伏笔。在第三章中,作者开始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趋势的兴起,这种方法始于施莱尔玛赫于1813年作的一次演讲。在那次演讲中,异化和归化被当作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被施莱尔玛赫正式提出,并贯穿此前和之后的西方翻译发展史的始终。后来的翻译研究者一般认为,施莱尔玛赫的那次演讲是异化翻译兴起的重要标志。由于袭来已久的归化翻译之传统,异化翻译在当时的英语世界中仍处于不重要的地位,它仅在一个相对狭窄封闭的小圈子内得到认可,但毕竟文学翻译界归化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打破,翻译界出现了异样的声音,标准英语中也出现了一些带有异国风情的外来语和表达法。第四章是个案研究,作者以自己所熟悉的意大利文学为例,肯定了意大利作家兼翻译家塔尔凯蒂(IginioUgoTarchetti)的异化式改写和翻译给当时的意大利文坛吹来的一股新风。他指出这种改写式的翻译实际上起到了本民族文学所起不到的作用,对本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变革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在第五章中,作者着重从英美意象派诗人庞德的翻译实践强调指出,由于长期以来的翻译/透明0和通顺等归化式标准的影响所致,现代主义文学所倡导的异化翻译策略并不能为广大译者和读者认可,读者所希望的归化翻译仍相当程度上占据上风。现代主义的翻译实验充其量只能在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精英圈子内得到承认,或供少数学院派的翻译研究者们讨论。在第六章中,作者以自己对意大利诗人德安吉利斯(MiloDeAngelis)的翻译为个案,提出了一种抵抗式的翻译策略以再现原诗歌的特征,同时也试图强调译者与原作者应享有同等地位。在最后一章,作者提出,译者应当采用一种抵抗式的翻译策略,这样既有利于保存原作的异国风情和格调,也可以彰显译者本人的地位,使其从/隐身0的次要地位逐步上升到/显身0的突出地位。在作者看来,优秀的译者应该是一位创造性的作家,他/她因此应该受到与原作者同样的看待和尊重,尤其是文学翻译更是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但在目前这个不利于翻译的大环境下,文学翻译的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因此翻译界的同仁应该付诸行动,努力促成多种翻译理论和实践共存的多元格局。

纵观全书丰富的内容和详细的史实描述,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大革命性的思想:异化与归化的张力,以及译者主体性地位的弘扬和对殖民话语的解构式抵抗。下面我们就这两点展开讨论。

翻译界的学者都知道,异化和归化说起始于德国神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弗雷德里希#施莱尔玛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r,1768-1834)1813年6月24日在柏林的皇家科学院做的一次题为5论翻译的不同方法6(UeberdieversschiedenenMethodendesUebersetzens)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施莱尔马赫正式提出了这两种既迥然不同但却又相辅相成的翻译方法:

但现在真正的译者,也即那些真想把这两种截然分开的人)))他的作者和他的读者)))拉到一起来的译者,往往帮助后者去获取对前者的最为正确和完整的理解和欣赏,但却没有迫使他走出自己的母语,这样一来,为了那个目标,对译者开放的是什么样的路径呢?依我之见,只有两种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地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屈就作者,要么他就尽可能地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屈就读者。这两种方法彼此是十分不同的,因而必须严格地坚持其中的一种,因为如果忽视了它们就有可能产生极不可靠的结果,而且很可能,作者与读者是根本走不到一起来的。(Schulte&Biguenet,1992:41-42)

在这里,施莱尔玛赫从纷纭复杂的翻译方法中梳理出两种最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而且,他表明了自己是赞成异化翻译的,因此在韦努蒂看来,英语世界中异化翻译的兴起之标志就始于这篇有着广泛持久影响的演讲。韦努蒂作为异化论的支持者和鼓吹者,在批判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归化策略的同时,试图强调一种异化式的后殖民抵抗策略,以抵抗归化对弱势语言文化的暴力和打压。国内有人将异化等同于直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直译主要是就翻译的语言层面的转换而言,而异化则含有深刻的文化转化、文化批判和解构的意义。照现有的研究之归纳,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显然不能等于传统翻译方法中的/直译0,它有着更为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具体表现为七个方面:(1)异化之/异0表现为翻译的/选材之异0;(2)表现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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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语言之异0和/文化之异0,而且后者的特点更加鲜明;(3)表现为译文的/文体之异0;(4)这种/异0有一个度的问题;(5)作为一种文化策略,异化翻译具有文化干预的功能;(6)作为一种少数人的尝试或小众的翻译策略,它有着强烈的/精英主义意识0;(7)异化翻译有着提升译者和译文的文化地位的企图(蒋骁华张景华,2007:41-41)。当然,由此我们还可以再总结出更多的特征,但这七点已足以说明异化翻译观的深刻文化意蕴。由此可见,韦努蒂对异化翻译的强调有着深刻的文化批判之含义,是整个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中的重要一个阶段。但是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人们究竟是如何实施一种异化翻译的呢?它又是如何在漫长的西方翻译史上异军突起进而成为一个逐步带有普适意义的翻译方法和文化批判策略的呢?这些我们均可以通过仔细阅读韦努蒂的专著看出。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韦努蒂就指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在英语翻译中占主导地位的通顺已成为报刊杂志上的评论之典范0,而且人们可以据此推论,/译文越是通顺,译者就越是不可见;因而外国文本的原作者或意义就越是显身0(Venut,i1995:2)。这种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呢?它的目的究竟何在?众所周知,当一个民族迫切地需要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来推进自己的本民族文学事业时,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原作崇拜的心理,译者首先得承认原作的经典性和偶像性,努力使自己屈就原作,忠实原作,甚至在翻译中尽可能地模仿原作的一切。但另一方面,面对国内的图书市场和广大读者,译者又不得不屈就另一个上帝,而不得不把自己在译作中有可能流露出的译者痕迹抹擦干净,使译作呈现出/透明0的状态。韦努蒂接着指出,就是这种/透明0的幻象在作祟,/英语翻译中存在的这种透明的主导性反映了其他文化形式,包括其他写作形式中的相类似的趋势。20世纪的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战后发达的传播技术的更新对广告业和娱乐业的发展以及对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循环的支持)))所有这些发展均影响了每一种媒体,无论是印刷的或电子的,它们通过对语言和其他再现手段的纯粹工具性使用来对之进行估价,从而强调直接的清晰性和真实性的显现0(Venu-t,i1998:5)。这就深刻地揭示了隐于这种通顺的译作表象之背后的巨大政治和经济利益。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译者充其量只是一个工具,他往往处于一个被/雇佣0的被动地位,因此他不可能与原作者享有同样的地位,并受到同样的尊敬。更有甚者,有些科技和商业翻译的版权往往被使用方一次性买断,并迫使译者放弃署名权。但韦努蒂在书中想指出的是,这种现象出现在战后的后工业和后现代消费社会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长期的历史延续性。因此要消解译作的透明性和译者的隐身性就得从历史和文化的根基来着手。通过仔细的考察和研究,韦努蒂发现,英语文化的强势和中心地位是它得以保持其文化霸权和对其他语言文化施加暴力的基础。

但是,语言文化上的施加暴力并不是单方面的,强势语言文化可以打压翻译,翻译也可以通过反打压的策略来抵抗强势语言文化的入侵,因而所呈现出的情况常常是一种后殖民式的/相互作用0和/相互渗透0,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学和文化翻译的实践中:/翻译的暴力效果在国内外都可以感觉到。一方面,翻译在建构与外国文化的民族认同方面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因而它潜在地介入了道德规范、区别对待、地缘政治对峙、殖民主义、恐怖主义和战争等。另一方面,翻译在目标语文化中对文学经典的维护或修正方面又可以利用外国文本,从而,例如,用目标语中竞相争夺文化主导地位的各种诗学的和叙述的话语来帮助诗歌和小说载入史册0(Venut,i1995:19)。中国五四时期的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从某种程度上就帮助建构了一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它既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也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学,因此它可以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王宁,2002)。我们从异化-归化翻译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翻译文学,完全可以肯定,这一新的现象的出现是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最终的结果以归化占据上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说地位的不断提高大概就与翻译文学的冲击有着直接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曾有过/诗的王国0之称,即使到了五四时期,在大面积地翻译外国小说和上演外国戏剧的浪潮下,诗歌也照样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而到了当今时代,尽管整个文学都处于不景气的状况,但相比而言,小说仍居于各文类之首,戏剧(主要是话剧和京剧)由于其表演性和能够吸引一些票友而位居第二,诗歌则被打入了冷宫。除了已经成名的诗人外,新崛起的青年诗人往往要支付可观的一笔资金自费出版诗集,只能在一个十分狭窄的小圈子内流行或自我欣赏。取而代之的是,包括纪实文学和传记体作品在内的各种亚文学文类作品则充斥图书市场,并逐步地蚕食文学市场。理论的翻译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景观: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以及德里达的理论著作不仅是专业理论工作者的必读书,甚至一度成了稍有一些理论知识的人们的/消费品0。在研究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渗透和生成性影响时,有学者建议区分这两个概念:西方文论和汉译西方文论,因为这二者是不同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翻译的中介(代迅,2008)。正是通过翻译的中介和革命性转化,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充斥了各种西方的话语,因此推而论之,不少人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失语0了,当代学者所使用的所有批评概念和理论模式都无一不来自西方。这自然与翻译有着直接的关系。

为了反拨翻译史上归化翻译的一统天下之局面,韦努蒂在消解了归化-通顺这个虚幻的中心意识之后,从自己的翻译实践出发,以便着手建构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抵抗式的异化翻译。但是正如他在书中所坦言的,即使是像他本人这样一位蜚声文坛的翻译大家,尝试一种异化翻译也困难重重,当他完成了意大利诗人德安吉利斯的诗歌翻译后将译稿寄给出版社时,遭遇的结果竟然是译稿先后被两家有一定名气的出版社(包括一家大学出版社)拒绝,其理由是读者不能接受这种不通顺的/抵抗式0译文,最后译稿几经周折才被一家很小的崇尚先锋派实验的出版社所接受。因此韦努蒂深有体会地指出,/如果这种抵抗的策略有效地产生出一种与原作分离的翻译的话,那么外国的文本,也许在它得到读者发出的声音使它再领地化)))被识别和透明)))或屈从于英语世界中的主导美学的一些阅读之前,照样能享有摆脱目标语文化的短暂的解放。当这种抵抗式翻译的读者在目标语中经历了把那种语言与外国文本相分割的文化差异时,这一解放的时刻就将到来0(Venut,i1995:306)。韦努蒂虽然认识到建构一种新的翻译模式并非一日之功,但为之付出一定的努力仍是值得的,因此,他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呼吁行动0中,在列举了一大批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的异化翻译实践者饱受挫折仍坚韧不拔地为之行动后,提出了自己的行动纲领:

然而,翻译的其他理论和实践依然值得恢复,因为这些理论和实践为当代英语世界的译者提供了文化抵抗的典范,不管它们多么优秀,但都必定要服务于一种新的十分不利的环境。当前仍主宰英美文学翻译文化界的精英的和大众的归化翻译,只有在一种更带有自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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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批判而非自我意识的实践发展起来时才能受到挑战。源语文化的知识不管多么专业化,都不足以产生一种对还原式归化的既可读又有抵抗性的翻译;译者必须掌握目标语过去的和当下的多种文化话语的广博知识。而且他们必须能够用这些话语来写作。挑选一部要翻译的外国文本以及创造一种用以翻译的话语策略都应当建立在对目标语文化、其等级差别和排他性、其与世界上各种文化他者的关系的批判性评价等立足点之上。(Venut,i1995:309)

当然,这只是韦努蒂的美好愿望,至于这一愿望如何才能实现,他自己也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经过他的解构和冲击,归化-通顺的翻译至少不应该成为翻译的唯一标准,在民族文化的非殖民化进程中,一种异化的翻译终将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批判性文化策略。

现在再来看看中国翻译理论界的态度。中国的翻译研究界之所以对异化-归化问题的讨论抱以如此的热情也绝不是偶然的,它也与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实践以及围绕这种实践提出的各种理论观点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即使在今天看来,五四时期以及在那之前的清末民初大面积地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化学术思想仍有着历史性的积极意义,即使五四先驱者们在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和文化学术思想的同时,忽视了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向外译介,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西方和日本文化界对中国的兴趣远没有现在这样浓厚,即使有好的译文也终归会被在归化-通顺的翻译观占上风的欧美市场拒绝或被边缘化。而在今天,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也应当相应地得到确立,从西方读者对中国的与日俱增的兴趣来看,我们完全应该并有能力将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理论通过翻译推介到国外,至少可以有助于真正的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生态。这样看来,中国翻译界对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研究的兴趣就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他本人在异化实践中取得的初步成果也可供我们在实施中国文化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战略时参考和借鉴。

应该承认的是,尽管韦努蒂在书中提出了激进的抵抗式异化翻译观,但作为一位文学翻译者,他仍然注重必要的形式技巧,但他更强调的是翻译的文化传播和重建作用,因此他认为,/翻译是一个寻求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尤其是在相同的信息和形式技巧方面,但它这样做只是因为它始终面临着不同的东西。翻译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去试图彻底地消除这些不同的东西。一个翻译的文本应该是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出现一种不同的文化,读者可以窥见一个不同的文化他者,而且,抵抗,也即一种基于审美不连贯的翻译策略,才能提醒读者意识到翻译过程中的得与失以及不同文化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最有效地保留那种差异和那种他性0(Venut,i1995:306)。毫无疑问,在创造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际文化生态新格局方面,韦努蒂的文化翻译策略十分接近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和巴巴的非殖民化努力,但在具体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方面,韦努蒂则走得更远。作为一位在第一线单枪匹马奋斗多年的翻译者和理论家,韦努蒂的努力既是悲壮的,同时也是令人钦佩的。他在把意大利文学作品译成英文时所遭遇的曲折经历对于我们今天把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等世界主要语言也许是一个十分有用的经验:我们在实验时,为了达到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学思想和文化理论之目的,一开始也许不得不寻找当地的母语合作者,甚至不惜沿袭归化翻译的传统并使译者隐身,但一旦占据了市场的一定份额,一旦目标语的读者对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模式和文化成规有所了解,他们也会逐步习惯我们的异化翻译,从而通过阅读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真正把握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真谛。这也许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韦努蒂的努力的历史意义将越来越得到彰显。

翻译的显身和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

我们在讨论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对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时,如果仅仅停留在异化和归化这个貌似技术性的层面来争论,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从他的专著标题来看,他在深刻批判并解构西方文学翻译史上袭来已久的打压翻译以及翻译者的传统的同时,也在呼吁译者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当然,这种译者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取决于多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其中理论家的呼吁也有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韦努蒂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正如他在书中所坦言揭露的:

本书的一个计划就是要以一种不同于当代英语翻译史的态度与译者的隐身状态进行争斗。就其作为一个有着鲜明的政治纲领的文化史而言,它依循了尼采和福柯发展起来的一种系谱方法,并且摈弃了两个制约诸多世俗的撰史学的原则:目的论和客观性。(Venut,i1995:39)

这就说明,这本书对于彰显译者的主体创造性有着重大的政治纲领性意义,而他的解构出发点和讨论视角就是文化的翻译和传播中译者的作用及其发展演变。显然,尼采对上帝的至高无上地位的挑战和福柯对作者权威性的消解给了韦努蒂深刻的启示,但福柯只是从总体上消解了作者的权威性和唯一性,并没有涉及翻译文本中原作者的权威性。韦努蒂并没有沿用福柯的方法来全然消解作者的权威,他只是想在承认作者对译作拥有权利的同时彰显译者的作用,从而回到这样一个本雅明式的命题:一部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的诞生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创造的结果,而不只是作者个人独立的产品。但是实际上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认可,甚至许多译者本人对此也不关注,他们已经对这种袭来已久的不可见的身份习以为常了。既然译者的隐身性已经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那么自身也长期从事翻译实践的韦努蒂就无须回避这一不公正的现象,而是旨在打破所谓撰史的客观性态度,以一种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批判态度介入这场斗争。从他的这部/翻译史0的写作来看,他并没有像以往的史学家那样,按编年的顺序来/客观地0描述历史上的翻译事件和介绍主要的翻译家及其翻译方法,而是一开始就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历史的客观性也是虚幻的,它并非历史事件的真实记载,而是后人运用语言的力量将其叙述而成的一个/文本化0的历史。可以说,他在这方面也像当代英语文学批评界的新历史主义一样,解构了以往的翻译史对译者(接受者-阐释者)所抱有的偏见。

如前所述,造成译者隐身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隐匿在翻译背后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驱动以及翻译界流行的归化-通顺标准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译者自身的权利。也即究竟译者应该享有与作者同样的权利还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仅仅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次要角色?这是如何看待译者的作用的一个关键。传统的归化翻译观认为,只有作者才是具有原创性的劳动者,译者的作用只是第二位的,译者的任务就是忠实地再现原作者的原意,他不得加以任何阐释或发挥,只能做一些语言文字上的调整,因此一部作品只能有一个人拥有权利,那就是原作者,翻译者或者像一个廉价劳动力一样,其#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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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酬可得到一次性支付,而不像作者那样可以一直享受版税的收益,或者更有甚者,不少翻译者甘愿隐名埋姓,以自己的隐身而获得一时的利益。韦努蒂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他认为翻译研究者有必要为争取译者的正当权益而奋斗,于是他进一步指出:

译者的隐身同时也部分地决定于持续并至今仍在英美文化界流行的作者的个体性概念。按照这个概念,作者在作品中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因而这被看作是一种原创性的透明的自我再现,它并不受到也许会使作者的原创性更趋复杂的超个人(语言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因素的制约。这种作者权益的观念为译者带来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方面,翻译被界定为一种第二序列的再现:只有外国的文本才是原创的和本真的副本(copy),对作者的人格或意图的再现是真实的,而翻译则是衍生的、假的,而且潜在的就是一个伪劣的副本。另一方面,人们又要求翻译以一种透明的话语来抹去其第二序列的地位,从而产生出一种假借翻译文本为原作的作者在场的幻觉。(Venut,i1995:8)

由此看来,译者所蒙受的耻辱就是显而易见的,他/她的地位因而也是十分尴尬的:他/她既不能像作者那样受到人们的尊敬,而且甚至有可能因为其译文的不甚流畅、可读性不强而备受指责,少数翻译名人名著的译者还有可能被认为是沽名钓誉,是站在名人肩膀上的侏儒,等等。究其原因,大概不外乎这样两个:其一,首先必须有一个原作,才能会有人去翻译;原作的内容本身以及市场的需求决定是否有价值将其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因此原作的内容是第一位的,译者只是被雇佣的劳动力。当然这样的推论虽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却从本质上忽视了译者对原作的巨大反作用:当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由一位在译入语中知名度很高的译者翻译时,其结果将是,不仅这部作品可获得巨大的市场价值,而且还使得这位外国作家的知名度在译入语中大大地高于他在源语中的知名度。这里仅举两个例子:首先是英国文学史上匿名创作的史诗5贝奥武甫6,长期以来这部古典名著由于原文语言难懂或早先的现代英译文过于散文化而在当代英语世界不甚畅销,以至于一些大学的英国文学课教师干脆不讲授这部作品,而改从乔叟开始讲授英国文学。但到了本世纪之交,戏剧性的变化却发生了:爱尔兰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塞默斯#希尼(SeamusHeaney)产生出的5贝奥武甫6现代英语诗体译本却一下子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从而使得一部长期以来处于/死亡状态0的文学经典再度获得了新生。尽管希尼的翻译只是将古英语文本译成现代英语的/语内翻译0,但其难度却不亚于将一部外语作品译成现代英语。因此与其说是5贝奥武甫6抬高了希尼的身价,倒不如说是希尼的重新翻译才使得这部垂死的经典获得了它的来世生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在于,人们至今仍不知道这部古典史诗究竟出自何人之手笔,但却知道他们现在读到的这个译本出自著名诗人希尼的手笔。这难道不是译者对原作产生的巨大反作用吗?在中国也不乏这样的例子: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早年翻译的巴尔扎克的小说不仅在广大读者中经久不衰,同时也使得巴尔扎克的经典作家地位在中国大大高于其在国外出版的法国文学史书中的地位。从而傅雷的名字也就和巴尔扎克的名字一样在广大中国读者中尽人皆知,傅雷也照样受到中国读者的尊敬。那些后来的译本不是在印数上远不及傅译本,就是很少受到读者或研究者引证。虽然这些译者中并不乏名家,但较之傅雷的翻译大家之光环,他们难免黯然失色之命运。上述这两个例子不仅证明了译者对促进原作在目标语中的经典化进程,

同时也证明了原作者和译者所获得的双赢:因为这些译作是作者和译者配合默契共同产生出的结晶,它们既不等同于原作,同时又具有与原作同样的价值。当然,对于傅雷的翻译,韦努蒂也许不会赞同,因为傅雷是一个典型的归化论翻译者,傅雷对巴尔扎克原文施加的语言暴力实际上建构了一个中国语境中的/巴尔扎克0。但这一例子却雄辩地说明,译者对原作者以及原作的巨大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原作者的盛名固然可以抬高译者的地位,扩大译者的名声,但是已经有了巨大声誉的译者反过来也可以使原作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获得经久不衰的/来世生命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译者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在当代英语世界,译者的地位又是如何呢?韦努蒂进一步揭示,/在英美文化中译者的阴影般的存在得到了进一步的沿袭和维持,这体现于版权法和实际的合同签署中对翻译的模糊的和不利的法律地位,,因而译者便从属于作者,因为作者能够在-原作.的版权期限内决定性地控制译作的出版,目前这种版权的期限是作者的有生之年再加上五十年0(Venut,i1995:8-9)。当然,这种有利于保护作者权益的规定译者是享受不到的,所以在韦努蒂看来,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

确实,如果我们并不否认一部文学作品在目标语中的成功是原作者与译者配合默契的共同产物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会看到,这样的版权法是大大有利于作者的,它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译者的正当的和应有的权益。译者奋力拼搏,试图产生出高质量的同时也有巨大市场价值的译作,而作者及其法定继承人则坐以等待版税的收益。更有甚者,/翻译的作者身份从来就没有得到充分的法律承认,其原因在于外国作者得到了控制翻译的优先权,甚至达到了危及作为英美公民的译者权利的地步,,版权法并没有为译者的创作者身份划定一个空间,即译者与外国作者是平等的,同时应以任何方法限制外国作者的权益。然而,它却承认,有一个物质基础来保证这样的一些限制是正当的0(Venut,i1995:9)。由此可见,面对原作者和本国的版权法的巨大阴影,译者所处的环境是极为不利的。一位著名的作家可以在文学史上留名,而翻译家则只能默默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最后以耗尽自己的精力为代价来维护原作的声誉。对于像韦努蒂这样成功的译者和翻译理论家来说,他不可能面对这样的境况而无动于衷,因此他呼吁译者要想争得自己的正当权益和地位,就必须付诸行动。在本书最后一章,他向广大译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译者必须强制性地修正这些文化上、经济上和法律上的法规,因为它们使译者被边缘化并受到剥削。他们可以努力修改作者身份的个体性概念,因为这个概念不仅发展了他们为之付出可见的努力的新的翻译实践,而且还为出现在序言、论文、演讲以及访谈中的这些实践展现了复杂精致的逻辑依据,从而把翻译放逐到了英美文化的边缘。这样的自我展现将表明,翻译的语言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来源于译者,但是译者却又不是其唯一的来源:译者的原创性就在于选择特定的某个外国文本以及从英美文学的历史上沿用的方言和话语的特殊结合来回应某种现存的文化情境。承认译者是作者实际上就质疑了当前的这种作者身份的概念的个体性,从而暗示,没有一种写作只能是自我表现,因为它始自一种具体的历史时刻的文化传统。(Venut,i1995:311)

当然,韦努蒂作为一位翻译者和研究者,他为译者的权益和地位的呼吁是颇为正当的,这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如果仅仅得出如此简单的结论,那就掩盖了他为之努力奋斗而试图实现的一 第4期

王 宁 解构、后殖民和文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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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更为远大的目标: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译者的创造者地位的建构。笔者认为这是韦努蒂这本专著的另一个贡献。

译者的隐身一般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受剥削。确实,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们的一个习以为常的看法就是,一本书的作者是具有原创性的劳动者,他受到社会的尊敬是理所当然的,而将一个外国文本翻译成本族语言的译者则不能与作者的地位相等同,其原因是后者的创造性劳动基于一个现成的原作,因此他的地位不应当与前者相等同。当然,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外,一些已经成名的人物将自己的生活感受以自传的形式写出来,或者通过口授请别人代笔写出来,署上他本人的名字。难道他就应该享有作者的特权吗?当然,这在作者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而对于译者来说,他/她则需付出加倍的劳动:首先,他/她必须对作者的生平和生活经历有所了解,其次,他/她必须对作者写这本书的背景和当时的境况有所了解,再者,他/她必须对作者的情感心态和表述方式有所了解以便以与之相近似的风格在译作中加以表达。可以肯定,译作的好坏往往直接影响到原作在另一种语言文化语境中的成功与否,有时译者为之宣传甚至促销,才使得这部作品收到巨大的市场效益。但其结果如何呢?原作者照样可以坐收版税,而译者则收到的是一次性支付的稿酬。这显然与译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是极不相称的。

第二方面,署名上的受压制。一些治学不严谨的学者在引用翻译过来的西方理论著作时,往往忽视译者的存在,仅仅用诸如/引自黑格尔5美学6中文版第XX页0的字样来作为注释。有时,如果译者是名人的话,情况还稍好些,比如,在引用黑格尔5美学6时,大多数引者都会标出/朱光潜译0的字样,但如果译者不甚出名,有些引者干脆就全然忽视了译者的存在。最近十几年来,由于中国加入了伯尔尼版权公约,并强化了与作者、译者的合同,从而译者就有机会争取在译作的封面并列署上作者和译者名字的权利。但是在将中文文本译成外文时,往往情况就不那么理想了。这种情况目前尚未得到改变。

再者,社会、学术地位上的低下。既然译作并未被当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这就造成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内的新的等级秩序的形成。从本书所讨论的几位翻译理论家的学术生涯来看,他/她们一开始都以翻译起家,比如德里达翻译胡塞尔的5几何学的起源6、斯皮瓦克翻译德里达的5论文字学6,但他/她们都不仅仅满足于扮演译者的单一角色,因此他/她们便借翻译之便写上一篇充满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观点的/译者前言0,终于扮演了双重角色:译者和作者。一旦他/她们获得成功,便告别了翻译,走上了原创性理论家的道路。今天的本雅明研究者大概很少提及他所翻译的波德莱尔的诗集5巴黎风景6和普鲁斯特的5追忆似水年华6,但他们却不能不提及他的那篇5译者的任务6,因为后者预示了一种解构式翻译理论和方法的崛起。

只有考虑到上述诸因素后,我们才有可能谈到弘扬译者主体意识的问题。就文学翻译而言,我们认为,译者首先是一部作品的读者和接受者,译者不被重视与文学接受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理论家尧斯(HansRobertRauss)和伊瑟尔(WolfgangIser)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向传统的忽视读者作用的文学史写作提出了挑战,他们的发难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建构一种新文

学史奠定了基础。显然,尧斯等人的接受美学理论并不是出于反历史的目的,而是试图把文学的历史从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中剥离出来,加进文化和形式主义的因素,以强调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功能。他们的努力尝试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既定的文学经典进而提出重构经典的积极策略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此外,既然译者首先是文学作品的能动接受者,他/她还扮演了用另一种语言将其再现的阐释者和创造性劳动者的角色,加之他有可能对原作在目标语中的经典化进程具有巨大反作用,我们就更不能忽视译者的创造性主体作用了。

爱德温#根茨勒(Gentzler,2001)在5当代翻译理论6中,曾意味深长地将韦努蒂放在解构主义翻译以外的章节来讨论,他也许想说明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的多重源头,其中解构主义是其重要的资源,其次是福柯的史学理论、德国的接受美学以及英语世界的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等。他在承认韦努蒂的贡献时有一段话是颇为值得在此引证的:

按着这个思路重新思考翻译,我在这方面并不孤独。也许近十年内北美最有影响的翻译研究学者是劳伦斯#韦努蒂,,韦努蒂对翻译研究的贡献是多重的。首先,这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他批判了美国的许多文学翻译的人文主义理论基础,并表明了这些东西是如何强化各种流行的信念和意识形态的。其次,他为分析翻译提供了一套新的术语和方法。最后,他提供了一套试图让译者去尝试的多种策略。(Gentzler,2001:36)

根茨勒的这番评价显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至少说明在当今的美国翻译理论界,韦努蒂从解构和后殖民文化批判的立场介入翻译和翻译研究,推进了翻译的文化转向,重申了翻译在文化传播和文化变革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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