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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国内对奥斯曼的兴趣一直不减，甚至有时候奥斯曼成为某些城市形象工程的学术借口。但是对城市规划案例的分析与评价，不能离开其历史环境和政治、社会与经济条件。今天中国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与19世纪中叶的巴黎在工业革命的时代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是否有可比之处？我们所作的规划决策，是否像奥斯曼那样经过科学审慎的研究？全球化时代中的中国城市能否照搬一个半世纪之前法国的做法？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城市规划经验如何借鉴？中国城市规划界急需思考这些问题。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够引发这种思考。
原文较长，本刊上一期（第3卷第3期）刊出了文章的前半部分，本期继续刊登文章的下半部分。
Editor’s Comments The paper is an academic report by Françoise Choay, the famous French historian and urban planning researcher, which bases on her book named Mémoires that introduces Baron George Eugene Haussmann. The paper introduces in details the background, social conditions, planning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technologies of the grand reforms of Paris carried out by Haussmann. From the dialectical historicism perspective, the author carried out a thorough analysis on the city reform work that is well known and disputed. The author approves the historic decisions and methods that Haussmann adopted during the reform, and affirms its positive influences in the urban planning history. What’s more, she speaks high of the contribution by Haussmann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discipline, and particularly points out that the scientific planning study methodology which Haussmann applied is an outstanding model for the planning field even in nowadays.
Haussmann has a strong appeal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even was regarded as an academic excuse for “image projects” in some cities. However, the urban planning cases cannot b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without their historic 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those problems facing China today comparable with the challenges facing Paris in the time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mid nineteen century? Do we make the decisions after scientific and careful studies like what Haussmann did?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can Chinese cities borrow from France the methods which were already one and half century ago? How can we take references from those urban planning experiences with absolute different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ll these questions should be thought over in urban planning field of China, and we hope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could evoke the considerations.
The original article is long. The last journal (Vol.3, No.3, Series No.9) published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this issue continues to publish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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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与巴黎大改造（Ⅱ）
弗朗索瓦兹•邵艾
邹欢 译
Haussmann and the Grand Reform of Paris (Ⅱ)
Françoise CHOAY （Université de Paris）
4 巴黎大改造工程中奥斯曼亲自参与的部分
除了其独特的方式方法和天才的组织管理之外，在巴黎大改造中，奥斯曼亲自参与了哪些工程设计？该工程的某些拥护者有意贬低奥斯曼的作用，而归功于拿破仑三世。今天我们对这位君主知之甚少，而他确实是法国19世纪后半叶经济振兴的奠基人。
4.1 拿破仑三世的作用
奥斯曼并没有掩饰巴黎受惠于君主的事实，他本人即是一个绝对的波拿巴主义者。奥斯曼称拿破仑三世为“主人”，而自己则是“仆人”、“工具”甚至“编辑”①：项目以及推动都来自主人，他在拿破仑三世画好的“彩色平面”基础上工作。
夏尔•梅儒欧（Charles Merruau）是奥斯曼就任塞纳省省长期间的秘书长，对于奥斯曼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君主有关的事情最为清楚。梅儒欧不只把改造巴黎这一想法归功于君主，还把其他一些支配改造设计方案的理念归于君主。当然，这些都是在奥斯曼介入之前②
。
在其1848～1852年的叙述中，梅儒欧记录道：“被（拿破仑三世）接见的人常常看到他不时地用铅笔在巴黎地图上画线条。这些线条的出发点往往是火车站，后来成为城市的大门，代替了那些国道上的旧关门，因为这些国道已经成为次一级的交通联系。新的城市大门也要互相联通，目的是使过境交通能够快速地穿过城市中心区；从这些主要的节点出发，一直延伸到主要大城市的中心。”
“君主也想通过大街连接那些步行难以接近的行政管理建筑（……）；通过林荫大道和重要的大街，在混乱的街区中形成突破口（……）；创建一些绿化广场，设计一些公园，建设一些市场和菜场。”③随后他进一步明确，“为了说明总统实施其宏伟计划的详细意图”，需要描画“一张详尽的巴黎地图，在地图上记录总统逐次设计、修改、调整的线条，直至最后
作者简介 弗朗索瓦兹•邵艾，巴黎大学。
邹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①
《回忆录》，第二册，第90页。 ②
“这一规划在帝国之前仅为雏形，在奥斯曼的强力支持下才被最终采纳。……但是大方向和体系还是君王的最初本意，并且很多重点都是以前的”，《市政厅回忆，1848～1852》，巴黎Plon出版社，1875年，第364页。 ③
同前，第364～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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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整体平面”④。根据梅儒欧的记载，这张平面“在奥斯曼先生执政开始时签署，成为其执政期间的总纲⑤”，这样省长的职权就被界定为对总纲的校正，比如圣日耳曼（Saint-Germain）大街的设计。
奥斯曼任职期间的内政部长贝赫西尼（Persigny）也有同样的表述，他进一步确认了省长和拿破仑三世的关系。是君主“推进”了巴黎大改造，是君主决定了新路的规划设计：“长期以来他对巴黎的许多地段的改造方案深思熟虑。事实上是君主设计了所有今天我们大家赞赏的大街，并规划了其实施次序⑥。”
不过，就像对待奥斯曼一样，出于私利，贝赫西尼对君王的作用也有所贬低，这样他所做的一些决断也就无可争议了⑦。事实上贝赫西尼一方面将巴黎改造的整体性方案归功于自己：“对于工程的整体方案，我（对君王）说用来联系交通的宽敞的街道，如果穿过那些最不卫生、最贫困的街区会更有利；那些首先开辟的大街，应该考虑作为对穿过巴黎的国道的补充，因此要求城市对国家的协助；在那些作为巴黎城市大门的新火车站之间，应该规划铁路干线和国道⑧。”
另一方面，贝赫西尼将大型工程的经济运作也归功于己，称他已经向奥斯曼的前任贝尔杰口授，然后又提供给了奥斯曼：“至于实现这些工程的资金运作，就象我刚才所说的，已经为他计划好了⑨。”这一断言毫无疑问是夸大其词，因为圣西门主义的投资理论在这之前就已经形成。当然，在巴黎改造工程中，贝赫西尼在前期的作用还是不容低估的⑩。
4.2奥斯曼与时代气息
从梅儒欧与贝赫西尼的叙述中能够得到什么？首先，省长与君王之间的密切联系毋庸置疑。他们的合作成果也许可以著名的彩色总平面为标志：贝赫西尼表示已经给了奥斯曼“建议……他谨慎地遵照并执行了……如果没有君王授意，任何行政工作都不可能开始，如果没有君王在巴黎地图上的手绘，任何工程都不可能进行11。”我们不能不注意，随后两个人的回忆都聚焦于巴黎城市大街的规划与建设，而没有提及奥斯曼与君王的意见分歧，及分歧背后的含义与影响，更没有关注奥斯曼的其他作品。
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其他的证据。与奥斯曼同时代的人，包括达利、杜•康、维奥莱•勒•杜克等，对巴黎改造前的状况和改造方案都有所描述，这些描述与《回忆录》中的描述甚至遣词造句都十分相近，令人吃惊。当然大家都可以在市政委员会查阅这些奥斯曼用于编纂其《回忆录》的报告，这些报告在其执政期间也向媒体和大众公开。这一点可以通过“建筑综合杂志”得到证明，这本杂志常常对市政报告进行书面引用或转载12。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者与奥斯曼一样，徜徉在时代气息之中。
在对奥斯曼的作用及其作品的评价中，不妨听听一位著名社会学家的赞赏意见，他认为 ④⑤
同前，第365页。
据梅儒欧补充，已经“复制……在工程几乎完全实施后，仅有三至四册……（其中一册）应普鲁士国王之要求，于（1898年）世界博览会时给与了他”，同前，第365～366页。确实在柏林找到了这一复制册。奥斯曼的原本已经丢失。我们可以在历史图书馆查阅的是巴黎改造规划图，是“君主在其生命晚期，应梅儒欧的请求，亲手涂上色彩”（同前，第366页）以纪录其想法。 ⑥
同上，“巴黎工程”，第256页。 ⑦
与省长所说的相反，即使贝赫西尼承认拿破仑三世在他之前就见过奥斯曼，并认识到他在瓦赫省、荣纳省和波尔多的政治作用（同前，第250～252页）。 ⑧
同前，第240页。“码头”是铁路火车站的第一个称呼。 ⑨
同样参考关于问题的全部，同前，第245～247页，第258～259页。 ⑩
参考《仔细审查奥斯曼》（Haussmann au crible），同上。 11
同上，第260页。 12
参考，尤其是第17册、第20册和第24册（1860年，1862年及1866年）中达利的文章，包括一些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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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巴黎改造都会成功。哈布瓦赫（Halbwachs）讲道：“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的方案……本身看来并不是一个绝妙的方案，但是它考虑了其所处的现实：为了满足长期积压的急迫需求，造成这些需求的各种因素错综复杂，以至于人们无所适从。……在第二帝国时期，促使巴黎实施改造的真正原因是人口的增长和流动带来的集体需求；而方案本身只扮演了一个工具和方法的角色13。”
诚如贝赫西尼所述：“巴黎改造的问题（在政变的时候）已经隐现在公众面前。……狭窄的街道如此拥挤，交通如此困难，我们看到一面是人口在迅速增长，而另一面是希沃利大街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的景象，每个人都希望看到快的疏通，新的街道，新的出口……14”同样肯定的是，征迁法和地产法为奥斯曼打开了一扇自由之门，使其能够完成过去难以想象的任务。而这在伦敦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那里土地仍然属于大地主15。
然而，纯科学主义的哈布瓦赫没有认识到工具不仅仅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其产生或多或少需要有智慧、想象和能力的作用，这样才能够对社会需求给予回应。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两人的合作，使巴黎在工业文明时代成为世界大都市的典范，并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这实在是让人无法想象。奥斯曼从拿破仑三世手中得到了获胜的王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项历史使命得到了专制君主的无条件的支持，在其持续过程中还得到了市政委员会的支持。
但是我们要防止将奥斯曼的作用简化为仅仅是组织能力，简化为对细节的悉心检验。对于拿破仑三世的方案（诸如布洛涅森林、圣日耳曼大街，等等），奥斯曼所作的不只是补充和修改，而是看得更远更宽，进行了新的创造。其整体性城市方法（理论和实践）既不能归功于君主，也不能归功于合作伙伴，这些人也从未提出过这个想法，包括贝赫西尼。是奥斯曼首先提出了城市空间一致性的概念，在其管辖范围内遍布市政管网和设施，尤其是给排水。奥斯曼的好奇心和个人兴趣，使其能够在相距很远的不同领域进行创新，例如园艺学和卫生学。同样，奥斯曼率先在工程中运用投入产出理论，并设计出易于获得金融资助的复杂借贷体系。
尽管有奥斯曼个人在技术、观念、方式方法上的革新，如果离开其超乎常人的工作能力和毅力，巴黎大改造也不可能实现。他的一个年轻的工作伙伴说，奥斯曼是“一个为自己也为别人拼命干活的人，懂得驾驭工作与娱乐，从不疲倦。几乎每个晚上离开杜勒利宫或是社交聚会后，奥斯曼都会召集起部门领导，穿着晚礼服和他们一起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对白天交给他的那些文件进行修改甚至是重起炉灶16。”如果没有其面对抨击时的坚韧顽强和忍耐力，巴黎大改造更是不可能实现。
这里有贝赫西尼的一份记述，可以作为权威证据。这份记述记录了在政变的第二天，为了加速巴黎改造工程，此前并没有从政经验的奥斯曼是如何被选定接替时任省长贝尔杰。与其他四位候选人相比，奥斯曼脱颖而出17：“奥斯曼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奇怪的是，其性格上的缺点也许比其智慧才干更加吸引我。……在我面前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不同寻常的人之一。这位勇敢直率的先生，并不害怕展露其丰富的精神个性，高大有力，豪放刚毅，同时机智狡猾。带着明显的自满，他毫无遗漏地向我叙述了其行政生涯的丰功伟绩。只要是他喜欢或者与其相关的话题，他可以不停地讲上六个小时。尽管如此，我对这种禀赋完全没有抱怨，因为这向我展示了其与众不同的各个方面。像是没有什么奇怪地，他向我讲 《城市生活》“十九世纪前巴黎规划和开发方案”篇，1920年，第36页。总结，“道路规划及巴黎外表结构的变化，并不是通过一个人或几个人商量，通过某些个人意愿，而是集体的意愿与需要，得到营造师、建筑师、省长、市政议会、国家领导的同意，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些社会力量……” 14
同上，第239页。 15
参考道纳德.J.奥尔森（Donald J. Olsen），同上。 16
Adrien Albert François Loiseleur des Longchamps Deville手稿回忆（1835-1921），第146页。 17
“我连续地召见了几位主要的省长。……以便能够考察他们的个性，我让他们描述在国家政变时期在其所在地发生的事情。……他们如何自导自演……经常非常有效”，同上，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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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他在12月2日的作为，他与海军总长的纠葛，即那位为两个女人所困扰的寒酸的杜考斯（Ducos）先生。奥斯曼尤其讲述了他与波尔多市政委员会的斗争，让我详细地了解到他为了反抗那些可怕的市政委员会对手们所做的进攻。他给他们设下的陷阱、圈套，为了能够让对手上当，他非常地小心谨慎，还有他在他们倒台后所给予的沉重的打击。胜利的骄傲照亮了他的前额。至于我，当这样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在面前，尽管他有些过于直接和厚脸皮，我对他却非常满意。我在心里思量，要和那些想法、那些经济学院的偏见作斗争，和那些狡猾蛋、那些怀疑论者们做斗争，他们大部分来自交易所或者法院书记团，都是行事谨慎的人，奥斯曼是最佳人选。那些有着最高贵、最精明想法的人，那些有着最正直、最崇高个性的绅士、贵族，必然会败在这个硬骨的汉子面前。这个强有力的人充满了果敢与机智，善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来一定会成功。一想到我将把这样一个高大的猫科动物抛进那些蹑手蹑脚反对帝国丰富憧憬希望的狐狸群中，我就特别兴奋。……我坦率地说自己打算向君主举荐他，以及举荐的条件。……他嗅到了诱惑的气味，毫不犹豫，疯狂地投入其中18。”
至于奥斯曼如何对待那些自宣布任职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的抨击和诽谤19，贝赫西尼也给出了评价，“如同野猪般的防御能力，具有坚强的獠牙，能够对抗那些猎犬的攻击20。”“其真正功劳，是尽管有激烈的、偏激的、无法理解的反对意见，而且这些反对大部分来自政府内有影响力的人，奥斯曼还是完成了这些大事。其执政的历程就是一场漫长的与当权者的斗争21。”总之，奥斯曼的“集体需求”（哈布瓦赫提出的）意识在当时极少被赞同，而在《回忆录》中所表现出的痛苦的回应，丝毫没有那种在长期的诽谤迫害下所产生的变态的心理特征。
尽管在近二三十年，有关奥斯曼男爵的传说渐渐趋于平静，尽管其历史地位已经得到承认，有关其个人和其作品的争论依然悬而未决。
尼古拉•肖丹（Nicolas Chaudun）在为奥斯曼所写的传记中，重点描写了奥斯曼个人迷样的人生，并且指出了一些仔细调研后依然无法回答的问题。对于其工作，应该首先去追溯奥斯曼在不同省份的工作轨迹，尤其是在吉洪德省。而对于他离开省政府后，在意大利和中东的经历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与当地人的对话，我们还知之甚少。另外，奥斯曼与其同时代的人的联系在《回忆录》中极少提及，比如达利从未被提及，而维奥莱•勒•杜克只被提及一次，这也使我们难以理解。
最早的对巴黎大改造的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出现在国外，这个评价抛开了政治的因素，抛开了墨守成规的思想和偏见。1909年一位英国的专业人士说：“欧洲所进行的一切城市更新，全都源于奥斯曼的方案22。”
大都市时代已经过去，网络城市时代已经到来。但是《回忆录》仍然向我们的执政者们传达着前所未有的当代信息，因为这些记录指出了我们对城市和规划研究在基本方法上的缺失。《回忆录》告诉我们，在规划空间的时候，要考虑文脉环境；在紧迫建设的时候，要牢记“过程决定结果，时间说明一切。”
5 《回忆录》导读
与奥斯曼条理有序的个人风格相反，三册《回忆录》并没有系统的提纲。各部分之间没 1819
同前，第252～254页。 同上，第260～261页。 20
同上，第257页。 21
同上，第250～260页。 22
参考英尼哥•特里吉斯（Inigo Triggs）：《城市规划的过去与现在》（Town-Planning Past and Present），伦敦，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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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联系，有时候文字重复，作者在第一册的“告读者”以及第二册的“前言”和“要点”中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的原因。实际上，这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而是奥斯曼以过去的发言为基础编写和汇集的笔记，尤其是在讨论预算的时候为了解释其方针和技术措施而向市政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这些记录构成了第二册和第三册的重点内容。在一位朋友的强烈要求下，奥斯曼决定在这两册之前加入一册有关其家庭、教育以及进入市政厅之前的生涯的回忆。因此，第二册和第三册的内容作了一些修改和整合。
自转的个人回忆的主观性，与报告节录和文件摘抄的客观性得到了平衡。此外，耐人寻味的一点是这些揭露和摘抄往往以“回忆”的形式出现（“关于城市财政”、“关于巴黎的饮用水”、“关于开辟新道路”、“关于照明”，等等）。深藏于巴黎行政图书馆的这些资料从未公开出版，鲜为人知。
奥斯曼在其生命的暮年所编写的《回忆录》，主要目的是为其作品进行辩解，洗清那些从未间断的诽谤和控告。这个萦绕在其脑海里的念头成为三册书的共同之处，并不需要依据编号次序去阅读。
第一册最为个人化，呈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奥斯曼：我们看到一个音乐家，一个舍鲁比尼音乐学院的学生，去外省任职时带着钢琴；一个喜爱自然风景的人，一个不怕动荡、喜欢爬山的运动员……这一叙述说明了奥斯曼在巴黎完成业绩的根源，也揭示了其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强烈的好奇心，说明了他对技术进步的掌握，对行政管理的志向，在不同岗位所获得的丰富经验，同时也说明了其政治立场和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毫不妥协的波拿巴精神。第一册中还包括法国历史地理资料，从7月革命到12月2日政变，是法国政治历史上重要事件的鲜活证明。第一册尤其可以作为法国公务员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参考资料来阅读，第二册也如此。
第二册和第三册一样，致力于介绍巴黎的各项工程。奥斯曼自称是其在巴黎市政厅17年的回忆。帝国的政治剧开演了，剧中的主角们在大工程所搭建的舞台上依次亮相。但是奥斯曼骄傲的“离场”并不是《回忆录》的最后一刻，《回忆录》一直记录到君王统治的最后几个月，尤其是第三共和国的头20年。在此期间，奥斯曼对巴黎——其作品——的关注从未间断。这一册的重点是奥斯曼的辩白，加入了他对工程资金以及投入产出理论的纪录。在这一点上，奥斯曼着重分析了城市和国家的行政与政治机构，这是其与之不断斗争和妥协的机构。以此为例，奥斯曼讲述了基于“资金手段”的一些最具有创新性的工程的实施（引水设施、社会基础设施等等）。这一册也最好地阐述了奥斯曼的心理，虚荣、专横，但是在合作中又对合作者高度忠诚和尊敬。
第三册，最为安详恬静。是对巴黎17年改造的总结，一份详尽无遗的总结，同时也是有关规划方法的权威论述。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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