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工氏流徙的考古学考察

共工氏流徙的考古学考察

作者：周书灿 毛长立

来源：《文物春秋》2008年第02期

【关键词】共工氏；流徙；鲜虞；中山

【摘要】文献和考古学材料表明，河南辉县一带应为共工氏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辉县孟庄龙山文化城址可能与传说中的共工氏有关。大规模的氏族部落战争之后，洪水为患可能是共工氏族群流动的最直接原因。《史记·五帝本纪》所说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并非毫无根据，虞、夏以来陆续北迁的共工氏的主体很有可能在夏、商时期逐渐在今河北平原中部一带稳定下来，并同当地原有土著民族融合，成为白狄族群的重要来源之一。白狄中的鲜虞族所建立的中山国，其文化根植于中原华夏文化的深厚土壤，积淀丰厚，故到战国时期曾盛极一时。

一、共工氏活动区域的考古学考察

根据文献记载，至迟于战国时期舜流共工的传说已开始广为流传。《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洲，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孟子·万章上》：“舜流共工于幽洲，放

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尽

管以上两段文字略有分歧，但总的来看，在战国时期人们的心目中，共工被视为“四罪”之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以后，《荀子》和《山海经》等文献另有禹逐共工氏的记载。《荀子·成相篇》仅简略地言及：“禹有功，抑下鸿，逐共工。”《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禹攻共工国山。”郭璞注曰：“言攻其国，杀其臣相柳于此山。”禹杀相柳之事另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禹湮洪水，杀相繇。”《山海经·海外北经》说：“禹杀相柳。”禹“辟除民害逐共工”之事未见于其它文献记载，故王先谦《集解》对此表示存疑：“今《尚书》舜流共工于幽州，此云禹，未详。”事实上，将共工理解为信史中的人物是有问题的，舜对四凶所在族群的军事征服导致的人群流动，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而流向四裔的应该仅仅是四凶族群中的一支或很少的一部分人，被征服的族群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仍留在原地与舜所在族群的人们杂居相处，因而到禹的时候，再次发生禹“辟除民害逐共工”之事应该说还是合乎情理的。以上文字表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共工氏应该是一个势力相当强大的族群，《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国语·鲁语上》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礼记·祭法》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既然古代文献称共工氏曾“霸九州”、“平九土”，毫无疑问，在当时林林总总的“万国”格局中，共工氏应该居于万国首领的显赫地位。传说中的颛顼、舜等先后与其发生冲突，到禹势力强大后，二者之间继续发生冲突，“禹杀相柳”的传说背后则反映了两大族群势力发生了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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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工氏的活动区域，有的学者进行过较为细致的研究，提出过与传统观点相左的新论。如王震中先生以为，共工部落的活动中心区域“应在上古‘九州’雏形的‘九土’、‘九山’境内，开始在渭河上游一带；后来发展到豫西、嵩山周围”[1]；景以恩先生称“共工之氏源于山东东部的莒县之阪泉与昌乐县古营丘一带，后又沿古济水播迁于济南、章丘、莱芜一带”[2]；牛红广同志则称“共工氏源于河洛地区，……其它共工氏的聚居地是该部族的迁居地或扩展地”[3]。随着考古学资料的日渐丰富与先秦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总的看来，以上新论存在的问题的确不少。事实上，在以上新论提出之前，徐旭生先生曾将共工氏归入传说中的炎帝集团，并称“它的旧地在今辉县境内”[4]。与徐先生的看法相类似的还有杨国宜先生[5]等。邹衡先生则结合考古学资料指出：“共工氏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太行山东麓一线，即南起河南辉县，北至河北北部长城以内和山西境内。”[6]综合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则不难发现，邹衡先生的以上观点证据较为充分，结论自然更为可靠。

共工氏活动区域在新出考古学材料中可以寻找到若干侧证。1992～19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孟庄镇的基本建设，对位于河南省辉县市东南、孟庄镇东侧的孟庄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孟庄遗址包含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多种文化遗存，其中龙山文化遗址最为丰富，尤为重要的是遗址内发现了一座目前河南境内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7]。现有的考古材料表明，从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到龙山文化孟庄类型是一脉相承的，“它当与共工氏这一氏族存在一定的联系”[8]。黄河南岸嵩山东麓地区是多种考古学文化交汇的地区，以前绝大多数学者将这里的龙山文化归入王湾类型，少数学者将其归入煤山类型。目前考古学家普遍赞同二里头文化是直接从新砦期遗存发展而来的，而新砦期则是王湾三期文化的直接后继者。如果说新砦期遗存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是夏代前期的夏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早、中期则为前王朝时期夏人的文化遗存，亦即所谓先夏文化[9]。郑州地区的龙山中期文化遗址如占马屯、 陶罐、大袋足、釜形等。

王等

发现有较多同孟庄龙山中期一样的文化因素，如都有一定数量的夹砂褐陶以及乳钉纹的夹砂褐

王遗址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所出夹砂黑陶釜形、

王遗址中出土的

深腹罐、细柄豆、圈足盘、钵、器盖都可在孟庄遗址中找到渊源。另外，

成组契点纹陶器明显是受孟庄类型的影响。以上表明，以孟庄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在龙山中期阶段已经越过黄河，来到郑州地区。“在龙山中期郑州地区的龙山文化面貌是黄河北部地区的龙山文化向南推进的结果。”[10]到了龙山文化晚期，以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同孟庄遗址的关系甚远，文化面貌差异较大。牛砦遗址出土的主要陶器以灰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黑陶、红陶、褐陶等，纹饰以方格纹、绳纹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篮纹、附加堆纹，鸡冠也较多。典型陶器有盆形鼎、罐形鼎、甑、瓮、平底盆、壶等。其中，罐形鼎下部饰有三个乳状足，豆、深腹罐等的特征同嵩山地区煤山遗址、新密市新寨遗址出土的同类器十分接近，“这当是该地区煤山类型晚期向北推进的结果”[11] 。以上材料所反映出的信息与文献记载中透露出的共工氏和禹所在的两大族群实力消长的记载完全一致。

考古学材料表明，孟庄城垣内侧有宽6～8米的壕沟，深达2米左右，沟内淤土厚达1米以上，此外，外城河龙山晚期的淤土有2～3米，“这些淤土的形成应是持续一定时间的洪水或大量雨水造成的”[12]。从已发掘的T128看，原有的龙山时期的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掉，且洪水在该探方内下切入生土达1.5米左右，由西向东伸去，冲沟内的淤土中包含有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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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时期的陶片，“表明该冲沟是在龙山末期或二里头时期之前形成的”[13]。袁广阔先生曾经对孟庄城址毁于洪水的一些迹象进行分析，以为孟庄龙山城址被毁的时期是龙山文化末期或孟庄二里头时期之前[14]。这一地区的人群自此全部消失，到了若干年后的二里头二期阶段，该遗址才重新有人居住[15]。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则不难推知，所谓禹逐共工或司马迁所说的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16]，在大规模的氏族部落战争之后，洪水为患可能是人群流动的最直接原因。

二、共工族群的北迁与“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的民族学解析

按照司马迁的解释，共工族群流徙至北方地区，后来就变成了所谓的北狄。如果从民族学的角度考察，虞、夏之际自然未有华夏和戎、夷、蛮、狄等族称之间严格的区分。唐嘉弘先生曾对先秦时期戎、狄、夷、蛮的基本概念做了科学的说明，并强调指出先秦时期人们共同体稳定性差、可塑性强等特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戎、狄、夷、蛮都是泛称，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概念是战国到西汉时逐渐形成的[17]。这一认识完全符合先秦、秦汉时期古代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所谓“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期间，民族之间的渗透与混融持续进行着，各共同体逐渐从不稳定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从华北平原通往北京小平原之间惟有一条沿太行山东麓一线的交通孔道，由于受大路两侧高山、深谷和湖泊、沼泽等特殊地形的限制，这条无法替代的随机性交通要道便成为华北平原和北京小平原两大地区之间民族往来的走廊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孔道。侯仁之先生曾对先秦时期北京小平原的交通情况作出过分析：“经永定河的古代渡口，一旦进入北京小平原，大路便开始分为几股……这个古代大路分歧之处的居民点，便成为当时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18]据此推测，共工族群北迁必然沿着太行山东麓一线这条交通孔道进行，所以该条走廊自然是共工集团和北方各民族之间不断进行融合的舞台。夏、商时期，文献记载中缺乏有关共工氏族群活动的信息，一方面由于该族群中的一部分已远徙它乡，同中原华夏各族的联系不多，与此同时，该族中留居在太行山东麓沿线的部分人群则极有可能已与后来的华夏族实现融合。

西周时期，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文化面貌渐趋统一，基本处于周文化的控制之下，这是周人和周文化向东发展的结果[19]。值得注意的是，《国语·郑语》在追述西周末年的天下格局时，论及北土之境的主要国族：“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韦昭注：“卫，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以上族系的划分，显然代表的是东周时期人们的族群观念，大体上北土之境除了西周分封的卫、燕两个姬姓国外，剩下的就是所谓赤狄、白狄之属。徐中舒先生曾结合《北史·高车传》“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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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说：“狄历应读为Tree，其意即为林中人”，并由此进一步论及：“赤狄应是从西伯利亚森林中南下的部族”，而白狄“应是北方的原住民族而不是什么外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周人出于白狄说”[20]。清代学者董增龄《国语正义》对以上狄族支系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过考证，认为只有白狄的鲜虞活动于今河北省中部新乐一带。有的学者曾推测，1978年河北省元氏县西周墓出土的昭王时期青铜器臣谏簋铭所载邢侯所搏之“戎”，很有可能就是两周之际居于今河北省中部的白狄诸部中的一支，其中可能性最大的即为姬姓的鲜虞[21]。综合以上分析，似可作如下推测，虞、夏以来陆续北迁的共工氏的主体，很有可能在夏、商时期历经千余年逐渐在今河北平原中部一带稳定下来，并同当地原有土著民族融合，成为白狄族群的重要来源之一，《史记·五帝本纪》所说的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并非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 这里要强调的是，自贾逵为《国语·周语下》“昔共工弃此道也”一语作注曰“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以来，许多学者信从贾说。蒙文通先生据此称：“共工世为诸侯之强，自伏羲以来，下至伯禹，常为中国患。而共工固姜姓炎帝之裔也。”[22]徐旭生先生则明确地将共工氏列为我国古代部族三大集团中的华夏集团炎帝氏族之后[23]。这样一来，似乎共工氏的姜姓与白狄的姬姓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疑难”。其实，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这一“疑难”并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左传》隐公八年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的起源较氏还要更早，问题颇为复杂。周代以前，姓氏之间是有着颇为严格的区分的。郑樵《通志·氏族略》说：“三代之前，姓氏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顾炎武指出，古代社会中“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可变”；“自秦汉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24]在古代文献中，对华夏族的姬姓、姜姓世代通婚的记载颇为详备。称共工氏为炎帝后裔姜姓国族，是周代以前“妇人称姓”和“姓所以别婚姻”的传统，而共工后裔以姬为姓则属于三代以后姓氏合流之后的现象。唐嘉弘先生曾举文献记载中“越为芈姓”和“勾践为禹之苗裔”为例，认为“两种说法，并无多大矛盾，甚至可以认为二说是一致的，可以相辅相成”，“楚、越和夏后在树枝状的系谱中，本是一根；在裂变的过程中，才形成为不同的支系”[25]。姜姓的共工氏与姬姓的白狄，其族姓的变化正是不同姜姓、姬姓两大族群之间相互通婚、渗透混融的侧证。

三、余论：兼论中山国文化的历史渊源

《孟子·梁惠王上》说，战国初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战国初期，白狄中的鲜虞曾经建立过“九分天下有其一”的中山国，而且中山国国君比赵国国君还早称王，说明其应当具有一定的实力[26]。考古学材料表明，中山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1974～1978年发掘的平山中山国国王的两座王陵1号和6号大墓[27]，椁室两侧的器物坑内出土有丰富的随葬品，种类有铜器、漆器、陶器、玉器等，充分体现了中山国匠人的非凡技艺。出土的一批采用磨光压划技术的陶器，造型优美，纹饰典雅，乌黑发亮，是战国时期高超的制陶工艺的代表作，也是研究战国时期我国北方陶器的重要资料。1号椁室内出土的兆域图铜版不仅用金银镶错了一幅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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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规划图，并注明了各部分的名称、位置及尺度，而且还刻有中山王命的铭文，是一件珍异的重要文物，被专家确定为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字标述的地图。还有许多铜器造型独特，工艺精美，如错金银虎噬鹿形器座、龙凤方案、犀形器座、双翼神兽等。6号墓亦出土了精美的重要文物。“中山王陵的发掘是我国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出土的文物制作之精、史料价值之高世人瞩目。”[28]中山国能够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文化并非一蹴而就，其必然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徐中舒先生称《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中的“顾”（《古今人表》作“鼓”）即春秋时期白狄之“鼓”，其地在今河北灵寿[29]。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说，白狄中的鲜虞族所建立的中山国，其文化根植于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的深厚土壤，因而积淀丰厚，发展到战国时期能够盛极一时，自然就无足为怪了。 ————————

［1］王震中：《共工氏主要活动地区考辨》，《人文杂志》1985年2期。 ［2］景以恩：《共工氏考》，《济宁师专学报》2000年5期。

［3］牛红广：《共工氏地望考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期。

［4］［2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53页。

［5］杨国宜：《共工传说史实探源》，载《文史》第3辑，中华书局，1963年。 ［6］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载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83～284页。

［7］［12］［13］［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市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3期。

［8］［10］［11］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3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3、57页。

［14］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3期。 ［16］《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

［17］唐嘉弘：《春秋时代的戎狄夷蛮》，载《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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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25～26页。 ［19］段宏振、张翠莲：《试论太行山东麓地区的西周文化》，载《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

［20］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上），《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3期。 ［21］张全喜：《也论西周铜器“邢侯所搏之戎”》，《文物春秋》2001年3期。 ［22］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6页。

［24］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23《氏族》，岳麓书社，1994年，第798～799页。 ［25］唐嘉弘：《论“百越”的源流及其葬制》，载《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6］《史记》卷43《赵世家》：“武灵王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为君。”相王的五个国家，古代文献未作说明。《战国策·中山策》：“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后持。”史念海先生称“这时相王的五国应有中山”，参见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3期。

［27］［2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29］徐中舒：《夏史初曙》，《中国史研究》1979年3期。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