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公元前8至前3世纪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标志着春秋的开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则是战国时期的结束。中间以公元前476年划线，以前为春秋时期，以后为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变化，导致了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不了解这个时期的变化就无法了解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因此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冶铁技术的进步与铁器的普遍使用

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现和使用的是陨铁，陨铁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铁、铬、镍的混事物）经锻打制成的。中国在商代和西周初年已使用陨铁。

人类使用铁的第二个阶段是用“块炼法”炼铁。这种方法是把铁矿石放在炉中加热，出炉时呈海绵状的固体块，经反复锻打制成铁器。用这种方法制成的铁数量少、质量差，中国最迟在西周晚期，已使用此法炼铁。

人类使用铁的第三个阶段是用“生铁冶铸法”冶炼铸铁（生铁）。这种方法是把铁矿石放在炉内熔炼，使铁矿石熔化成液体，而后铸造器物。中国在春秋时期已能冶炼铸铁。

铸铁的出现是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国出现铸铁是在公元前7至前6世纪，欧洲是在13至14世纪才使用铸铁的，约晚于中国19个世纪。

春秋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钢。《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曾载有欧冶子、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1976年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了春秋晚期的一把钢剑，经分析，金相组织为含0.5左右的中碳钢，说明春秋晚期确实出现了钢。

春秋时期中国使用铁器已有一定的普遍性。战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不断进步，这主要表现在生铁柔化技术的出现，铁器的使用和制钢技术的进步诸方面。生铁柔化技术是战国时我国冶铁技术的又一大成就。这种技术是把生铁铸件经过热处理或将铸件加热后反复锻打，使其内部含碳量和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经过柔化处理的铸件，提高了韧性，减少了脆性，扩大了铸铁的使用范围，提高了铸铁的质量。在欧洲经柔化处理的展性铸铁是18世纪出现的，比中国晚了不少世纪。

战国时期铸造铁器出现了铁范，原来使用陶范，陶范只能使用一次，反复制作陶范费工费时，使生产效率受到限制。战国时出现了铁范，这种范可以连续使用，铸造的器物质量好，不必作太多加工即可使用，提高了劳动效率和降低了成本。欧洲一些国家16世纪才开始使用金属范，比我国约晚19个世纪。

战国时炼钢和热处理技术也有较大发展和应用。这时的钢是由用铁块加热反复锤打渗碳制成的，称之为“百炼钢”。

战国时期铁器已经普遍使用。考古发现了大量铁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这些考古发掘出的材料，充分说明战国时铁器在农业、手工业中普遍使用，已经取代了石器、木器、蚌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所以，战国已经进入了铁器普遍使用时期。不仅冶铁遗址的发现和出土铁器遍及韩、赵、魏、齐、楚、燕、秦七国统治区，而且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有铁器出土，出土铁器的种类涉及到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铁的质量提高，春秋晚期铁已经开始用做兵器。然而，这时铁兵器还不能代替和完全代替青铜兵器。所以，战国晚期考古出土的铜兵器数量仍然颇大，尤其是贵族墓葬出土铜兵器较多。由于铁兵器日益普遍使用，统治者就把青铜兵器改铸他用。秦王政二十六年统一六国后，又“收天下兵”，铸为金人十二。大量铜兵器被销毁，遂使铁兵器在兵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生铁冶铸技术、生铁柔化技术、制钢技术的出现和冶铁业的兴起，使铁制生产工具逐渐普遍地使用于农业、手工业等方面，促成了农业，手工业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这种状况正反映了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这从下述几方面可以看出：

①水利工程的兴修

中国在春秋战国以前没有大型水利工程。由于铁器的使用，人们征服自然力的提高，春秋末开始出现大型水利工程，战国时则出现了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高潮。今安微寿县的芍陂蓄水塘相传是春秋楚庄王时（公元前613-前591年）孙叔敖修建的，修建的目的是为了引水灌溉。

春秋末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运送军粮修建了沟通长江与淮水的邗沟。《左传》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这一工程从邗（今江苏扬州市境），修沟渠，入淮河。所以，邗沟是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这条运河修成后使两岸收到了灌溉之利。

鸿沟是战国中期魏惠王时修建的一条沟通黄河与淮河的水道。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在黄河与魏国境内天然湖泊圃田泽（今河南中牟县境内），开了一条渠道，引黄河水入圃田泽。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40年）又从圃田泽修了一条渠道，引圃田水通淮河。这就是鸿沟。鸿沟的开凿不仅有灌溉之利。而且，邗沟沟通了江淮，鸿沟又沟通了黄淮，两条运河沟通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对后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为防止黄河泛滥，齐国与赵、魏两国在黄河两岸修建防洪提防。齐国先在距黄河25里的地方修了一条提防，使“河水东抵齐堤”，而后冲向赵、魏两国。赵、魏两国为防止河水的冲刷也在距河25里的地方修了一条长堤。从此，河水在两堤之间流来流去。所以，两道堤防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黄河泛滥成灾。

战国时秦昭王后期蜀郡太守李冰在四川成都平原修建了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都江堰不仅有巨大经济效益，而且技术水平高，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古代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

约在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6年）修建了郑国渠。《史记.河渠书》说郑国渠修成之后，溉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6石4斗）”。上述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②农田灌溉的进步

《论语.泰伯》载孔子说禹“尽力于沟洫（灌溉用的田间水道）”，可见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田间用的灌溉渠道已为习见事物。《周礼.冬官.考工记》载：每个农夫百亩耕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一尺四寸、深一尺四的渠道叫遂；每井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天宽二尺八、深二尺八的渠道叫沟，方十里的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五尺六、深五尺六的渠道叫洫；方百

里的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1.28丈，深0.98丈的渠道叫浍。《周礼.地官.遂人》载：凡治野，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这都说明在农业灌区有称之为遂、沟、洫、浍大大小小的渠道构成的灌溉纲络浇灌着农田。与遂、沟、洫、浍的相应，渠上则有叫径、畛、涂、道的交通道路。

《周礼》一书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反映了春秋末与战国时期的情况当无疑。《周礼》上述记载反映了春秋至战国时，农田灌区已出现了由大小渠道构成的系统灌溉工程。由于水利灌溉系统出现并对农业生产有重大作用，所以设立了专门负责水利工程的官员管理其事。《荀子.王制》说：“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不使水漏溢），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春秋末到战国时，农田灌区出现了由大、小渠道构成的灌溉系统工程，是中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巨大进步，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桔槔灌田是利用杠杆原理灌田的一种方法。春秋末年用桔槔田日益普遍。《庄子.天地篇》和刘向的《说苑.反质篇》对此都有记载。用桔槔灌田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据说原来用“抱甕”、“负击（瓦罐）”的方法灌田仅能日灌一畦或一区。而用桔槔灌田则一天能灌百畦或百区。桔槔灌田主要用之于园圃业方面，至于大田作的灌溉当然无法全赖于此。

③耕作方式与耕作制度的变化

从用人力进行耦耕到使用畜力进行犁耕是春秋战国时耕作方式的重大变化。春秋时关于耦耕的记载还很多。据现代学者的研究，耦耕是一人用耜耕地起土、一人用耰碎土和平整土地，二人协作就是耦耕。犁耕春秋多见，战国时牛耕已相当普遍。这时马耕也出现了，用牛耕、马耕比用人力耦耕，效率可提高2至3倍。春秋战国时从耦耕到犁耕的转变是耕作方式的一次大变化。

西周和春秋时期除少数上等地可年年耕作外，主要实行休耕制，有的是二年轮耕一次的二圃制，有的是三年轮耕一次。战国时期是中国耕作制度由休耕制向多年耕作，年年耕转变的重要时期。战国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施肥、灌溉等条件好的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连续多年耕作，年年耕作。如魏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汉书.食货志》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时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这一记载在计算方百里耕地收获粮食的增减是按年年耕作计算的；计算一个男劳力耕田百亩的收获量时也是按年年耕作计算的。这正说明魏国大面积土地上推行了年年耕作、多年耕作。当时魏国在好地上每个男劳力分给百亩土地实行年年耕作，在贫瘠的土地上则采用轮作休耕制，《吕氏春秋.乐成篇》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出现了一年两熟制。这就是说在一块耕地上一年可以收获两次。《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量器名），一岁而再获之。”所谓“一岁而再获之”就是一年两熟制已经出现的明证。

从休耕制到多年耕、年年耕作再到一年两熟制出现，可以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耕作制度演变过程应当注意的事情。

战国时期亩产量较前提高，根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所说的五口之家、“治田百亩”的小农一亩（约合0.28市亩）在一般情况下可收粟一石半，最好的年景为此数的4倍即亩收6石，其次为4石半，再次为3石。小的饥荒年亩收1石，中等饥荒年亩收7斗，大饥荒年亩收3斗。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田法》说：“岁收：中田小亩，亩廿斗；……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

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进步，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

①官府工业

周代的官府工业是直接为统治阶级国家和统治阶级服务的手工业生产，其中包括农具、武器和车辆、服装、皮革制品、奢侈品等等各种各样的产品。

官工业中已建立了产品质量责任制，战国时期这种制度已相当完整严格。《吕氏春秋.三月纪》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这句话中，勒作“刻”讲，就是说要把工匠的名字刻在器物上，以考察工匠是否精诚作工，如果工匠失误，器物质量不好，就要“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考古发现的战国时代手工业器物铭文，可知器物刻名的情况。从器物铭文中可以看出器物是三级负责制造，所以铭文中有这三级的有关人员的名字。一级是主管官府主要官员的名字，如中央一级有相邦（相国）郡一级有郡守；具体组织领导制造的工官工师、丞、佐；具体作工的“工”，工有鬼薪等刑徒和服役的更卒。如果制造时发生偷工减料、质量不好等毛病，追查出来后，就要依法治罪，追究其诈伪之真情。

在周代国有制下，官府工业中不仅生产资料属于国有，劳动者也属国有。官府工业中的劳动者就成为官府任意处置的奴隶。战国时官府工业中除工奴外，还有服役工匠和雇佣来的客参加生产。

②民营手工业

春秋战国时随社会的发展，民营工业出现并迅速得到发展。民营工业主要分三类：农民家庭手工业、独立小手工业、豪民经营的大工矿业。

农民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在当时手工业生产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民的个体生产本身就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单位。农民家庭所从事事“纺绩织絍”解决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穿衣问题，在社会上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一些带有地区性特点的手工业产品，人人能制作，其主要生产者也是农民。

春秋时期，随着“工贾食官”格局的打破，独立小手工业阶层出现。战国时，《孟子.滕文公上》说农夫“以粟易械器”，手工业者“以其械器易粟”，“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春秋战国时，城市中百工居住和工作的地方称为“肆”。“肆”就是城市市场设的作坊店铺，一面生产，一面销售。这些手工业者人身有一定自由，可以迁往别国。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豪民经营的大工矿业。这些大工矿业主要集中在盐铁业、丹砂等的开采方面。春秋末、战国初的猗顿是经营煮盐发家的大富豪。猗顿与陶朱公范蠡为同时人，原为鲁国穷人，后到山西临猗，地近盐池，“用盬盐起，……与王者埒富。”战国时，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史记.货殖列传》载秦国在秦王政时，出现了开丹砂数世而成巨富的巴寡妇清，“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豈非富邪。”富豪经营的大工矿业使用的劳动者主要是贫民。《管子.侈靡篇》说“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管子.轻重甲》等篇谈到孟春三月和阳春农事方作时，规定“北海之众无得聚庸（佣）而煮盐”，也说明煮盐的劳动者是贫民转化来的佣工。

③手工业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冶铜、冶铁、煮盐、纺织、木工、漆器等手工业无论生产规模与生产技术都比过去大为进步。

青铜冶铸业，在商周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对这时期从采矿、冶铜到青铜器的铸造有了新认识。大冶铜绿山铜矿遗址表明矿井有竖井、斜井、平巷、斜巷。而且矿井支护技术、排水、提升、通风等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如矿井的提升工作原来依靠人力，战国时已将辘轳用于提升矿石和水，提高了劳动效率。古矿井附近发现了春秋时期的炼铜竖炉，经实验证明这种竖炉可用木炭还原进行熔炼，并可连续加料、排渣、放铜。春秋时期山西侯马的铸铜遗址出土了3万多块陶范，可复原的器形约百件，有各种礼器、工具、兵器、乐器、货币。陶范三分之一刻有花纹。据《周礼.考工记》载铸造各种青铜器时铜与锡的搭配已有一定比例：“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春秋战国时青铜工艺技术的进步，突出地表现在两项技术的使用上：一项是金银错技术，这项技术就是在铜器表面上镶嵌金银丝，制成图案或文字。战国初，铜礼器上出现了大片金银错图案。另一项是战国中期刻镂画像工艺发展了起来，这项工艺是在比较薄的壶、杯、鉴、奁上制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图画，一般多是水陆攻战、狩猎、宴乐礼仪等方面的图画。这些图画是在铸成器形后，用钢刀刻镂加工制成的。

春秋战国时考古发现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当时冶铁情况，春秋时的冶铁业“已使用鼓风竖炉”。1960年在河南新郑县仓城村发现战国时郑、韩冶铁遗址，出土了大批铸造铁器的陶范、残鼓风管、炼渣、木炭屑。

1964年至1975年又于河南新郑县郑韩故城东城内发现的战国时的铸铁作坊，面积40,000平方米，掘出残铸铁炉一座、烘范窑一座和一批陶范、铁器。1977年于河南登封县告城镇古阳城遗址发现战国冶铁遗址，出土熔铁炉残块、陶鼓风管残片、泥制鼓风管、

木炭屑和大量陶范。1953年在河北兴隆寿王坟战国冶铁遗址出土铁质铸范87件，大量木炭屑、红烧土，还在铸场西1.5公里的古洞沟，发现两个古代矿井，当为铁矿产地。

从冶铁遗址遗留的大量陶范、铁范和铸造的铁农具，铁兵器等看，冶铁业在社会生活中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盐是生活必需品，人人要吃盐，不吃盐就要生病。本地无盐，就要仰赖外地供应。盐不愁销路，所以一些国家产盐的地区，就成了该国的财源宝地。《左传》成公6年载晋诸大夫曰：“必居邭瑕之地，沃饶而尽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春秋战国时，齐、燕两国是最重要的产盐基地。《管子.轻重甲》说：“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史记.货殖列传》说：“山东多鱼、盐”，“燕有鱼盐枣栗之饶”。《管子.轻重甲》借管仲之口，请齐君伐薪，煮海水为盐，从十月至来年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钟，六斛四斗）。《管子.地数》也有类似记载。这些内容相似的记载，反映了煮盐业已是齐国一种重要的生产事业。

木工是古代社会中一种很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制造农业生产工具和车、舟等交通工具，建造房屋，生活用具等都离不开木工。春秋战国时由于铁器普遍使用，铁制木工工具广泛用于生产。这些工具主要有：斤（斧类）、锯、锥、凿、钻、銶（凿和斧类）、锛等。此外还有规、矩、悬、水、绳、隐括。规，是画园形的工具。矩是画方形或直角用的曲尺。悬，是测量垂直线用的悬。水，是测量水平线用的工具。绳，是弹直线用的墨绳。隐括，是一种矫正木材曲直用的工具。

其他手工业如纺织业，漆器制造业都有巨大进步。纺织业有丝织，麻织、葛织。丝织品主要供统治阶级享用，麻织品、葛织品则主要供平民使用。战国时，丝织技术已具高度水平，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出土了“对龙对凤纹锦”，表明这时已出现了复杂的

动物纹提花技术。当时用铁针代替竹针，可绣出复杂精致的花纹。那时已出现了控制布幅宽度的织筘。其他在染色、生丝脱膠也有高度的技术。

春秋战国时漆器工艺已很进步，漆器已日益成为统治阶级的生活用品。战国时漆器工艺的进步突出表现在金铜和漆器的出现方面，所谓金铜扣就是漆器的边缘有镶金边或铜边的。出土的漆器器物图案有龙凤云鸟纹、几何纹，狩猎图案等。战国时漆器制造业的进步，为汉代漆器的制造奠定了基础。此外，皮革工业、人造玻璃制品，制陶业、酿酒业也有突出进步。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进步是巨大的，为以后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城乡对立的扩大，交通的发展，全国联系的加强，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春秋时期一些国家商业是很发达的。齐国就是有重商传统的国家，《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姜太公至齐“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又说春秋时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等等。《国语.齐语》载管仲说：“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夫令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价），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从管仲的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商人已专业化，专门经商，一生经商，而且传之子弟，使“商之子恒为商”；二是商人受着官府控制，控制的办法是不让士农工商四民杂处，所以要“处商就市井”，使其不见异思迁。这都反映了商人还未从“工贾食官”格局下解放出来。

春秋时期，郑国也是个商业较发达的国家，春秋初郑桓公与商人盟誓：“尔无我叛，

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布宝贿，我勿与知。”春秋初，郑国刚建立需要商人支持，所以郑桓公与商人订立了上述盟誓。从盟誓内容看，商人不能背叛郑国国君，郑国国君不能“强贾”和无代价的夺取商品；商人有市场上的走销宝物，国君不要求知道。这说明商人处境有所改善，但这一盟誓是郑国国君为求得商人支持的产物，总的看来，商人仍受着国君的控制。春秋后期，晋国商人地位依然低下，《国语.晋语八》载，晋国都域“绛”的富商虽富有，但乘的车子只能用皮做车帷、木做的车檐遮挡起来，才能经过朝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功劳。这说明春秋后期，商人的地位依然卑下。

春秋时期随着“工贾食官”格局的被打破，和商人地位的提高，春秋末出现了两位私人经富致富的大富豪。一位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贡“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发，卖出）著（贮，买进）鬻财於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好废（发，卖出）举（贮，买进），与时转货运。……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从上述记载看，孔子弟子子贡曾在鲁、卫两国作官，喜爱买进和卖出货物，可能经营各国统治者所需的生活消费品、奢侈品，而且是大宗生意，所以能“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并与之“分庭抗礼”。子贡通过经商富至“家累千金”，成了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子贡的经商艺术在于能“与时转货运”，也就掌握贱买贵卖的时机而致富。

春秋末另一位经商致富的大富豪就是越国大夫范蠡。范蠡原是越王勾践的大臣，辅佐勾践振兴越国。范蠡曾著《计然》一书，探讨国家富强的道理，提出使国家强盛的七策，勾践采用了五策，就振兴了越国。《计然》提到的经商艺术主要有三项：一是出售货物要把握时机，从预测年景的丰歉来预测市场物价的贵贱，贵时抛出，贱时收购，要作到“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二是收购货物后要贮藏好，不使腐败，这叫“务完物”；三是资金流转要迅速，叫做“无息币”。范蠡的经商活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越灭吴后，范蠡“变易姓名”由越至齐“父子治产……数十万”，齐国曾任之为相，又“归相

印，尽散其财”；第二个时期是范蠡后定居于陶，陶即定陶（今山东曹县西南），“陶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在这个地方“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其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贾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后世商人奉陶朱公为祖师爷，效法其经商致富，所以范蠡对中国以后的商业活动有重大影响。

战国时商业比春秋时大大向前发展，这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首先经商理论就比过去发展了。《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白圭的经商理论一是“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二是用天文学的知识预测年景丰歉，太阴在卯，丰收，次年歉；太阴在午，干旱，次年丰收；太阴在酉，又丰收，次年歉收；太阴在子，大干旱，次年收成好。后又回到太阴在卯之年。在预测年景丰歉的基础上，寻求物价贵贱的规律，作为经商的理论根据；三是白圭经商能吃苦耐劳，即所谓“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四是经商时看准时机，有勇有谋，有决断，要迅速，即所谓“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由于经商有理论、有实践，也被后世称为“治生祖”。白圭的经商理论比子贡、范蠡的经商理论又前进了一步，说明了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人们对商业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在商业活动中货币逐渐普遍使用。春秋时期黄金已作为货币出现，子贡“家累千金”，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都说明黄金已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了。此外，春秋时期还出现了铜铸币，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铸大钱”，此前已有铸造的轻钱流行。考古也发现了春秋时的铜铸币，山西侯马发现的春秋末的铜铸币空首布重的约33克，轻的仅为其重量之半。战国时期货币普遍使用，种类增多，《管子.地数篇》说：“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在现实生活中黄金、

铜币、粟的比价已形成一定的比例。货币的日益普遍使用是商品交换得到发展的表现。再次，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利润和关税、市税在不断增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春秋末范蠡父子“侯时转物，逐什一之利”。这说明当时商人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一。《史记.苏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说明战国时的商业利润率已增至十分之二。《史记.货殖列传》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即贪贾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三，廉贾经商的利润率可以达到十分之五，可见商人经商的利润率多的可达到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五。总之，春秋战国时的商业利润是呈上升的趋势。

春秋战国时期关税、市税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管子.幼官》载齐桓公“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按此记载市税征收量为商品的百分之二，关税为百分之一，两种税征收总量为百分之三。《管子.大匡》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关、市税的征收都不能超过五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则关、市税征收量总数不能超过百分之四。战国时关、市税的征收总量比《管子》上述两处记载有成倍增加，关于这点《孟子.滕文公下》载：“戴盈子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己，何如？”这是宋国大夫戴盈子与孟子的对话。戴盈子企图用抽商品十分之一税的办法。再逐步去掉关、市税。这说十分之一的商品税在战国时就算比较轻了。

上述材料说明春秋战国时对所征的关、市税等商品税的增加也是当时商业发展的表现。

战国时是民营商业大发展的时期，当时私营中小工商业者是个广泛存在的社会阶层，同时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和经营商品生产的大富豪，十分明显，如果商业的发展，只是建立在小农、小手工业者进行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商品货源得不到保障，商业也因此得不到持续发展。战国时期，出现了大工矿业主、畜牧业主，可定期提供商品货源，这有助于商业持续，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批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商人出现，标志着商业发

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春秋战国全国各地经济联系加强，齐国出产的盐要运销魏、赵、宋、卫诸国，郑国商人到周经商携带着熟牛皮、牛等物资。晋国所用的木材皮革有的是从楚国输入的，从春秋到战国各地出产的特产均可渐渐在全国交流，说明了当时全国各地之经济联系已经非常密切。

春秋战国时期全国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是和城乡分工，城乡对立的进一步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按周制诸侯国的国城不能超过900丈，卿大夫封邑中的城不能超过300丈。春秋末，诸侯国的统治者仍在人为地维护这一规定。实际上城市的规模大为扩大。战国时城市的规模更加扩大，城市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需要的农产品大大增加，而城市中的铸铜业、冶铁业、制陶业、制骨业等手工业生产也制造出大量的农村需要的手工业产品。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城乡的物资交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战国时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全国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城市，这些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著名的经济中心，尤其是出现了著名的商业城市陶(定陶）和冶铁中心宛(河南南阳）。这些城市之间的商品交换往来日益把全国各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这时期全国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也是和交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水路交通方面邗沟与鸿沟的开凿打通了黄海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联系，对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海路方面，《左传》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吴大夫“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曾命范蠡等人“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后来范蠡又曾“与其徒属乘舟浮海以行”，到齐国经商。这都说春秋末，中国已开拓了从南方经东海、黄海到北方的海路。在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陆上交通都已畅通，并且官府设立了邮传制度，邮是传送公文书信的，传是运送行旅的。当时，路途上30里设一传舍即交通站，备有住宿的房舍和车、马等交通工具。官府有什么公文往来、信息、紧急事务，都

可通过邮传制度传送。商旅也可通过邮传制度解决住宿和车、马等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交通的发展为全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创造了条件。这种经济联系的加强不仅对以后经济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也为中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随着国内农业、工商业的发展，对外贸易也有发展。印度孔雀王朝开国功臣憍底利耶编的《政事论》提到“支那帕塔”一词，意为中国的丝，说明公元前4世纪中国产的丝已输入次大陆。这时中国的丝输入印度的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中国到缅甸，再从缅甸由海路经孟加拉湾至印度。另一条路是从中国经中亚至印度的西北部。中国的丝和丝织品这时还远销埃及、西亚地中海沿岸，其交通路线也有两条，一条是输入印度的丝，可由商人经海路转销到两河流域，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和西亚等地。另一条路是从中国经中亚，进而与波斯帝国、塞琉古王国所修的东西交通大干线连接通向两河流域和爱琴海沿岸的小亚城市以弗所。

土地制度的变化

西周土地国有制的主于是井田制。井田制下，国有耕地分为归各级奴隶主占有的公田和归直接生产者使用的份地（私田）。在公田上，奴隶主直接榨取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收获物归奴隶主所有。而私田（份地）上的收入则归直接生产者。由于村社土地公有的影响还保存着，所以份地要定期轮换耕种。春秋战国时期周代的上述土地制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级奴隶主在公田上直接榨取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制度遭到了破坏；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定期轮换耕种份地的制度遭到了破坏。

首先，春秋时期奴隶在公田上直接榨取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制度遭到了破坏。这点古籍中有明确反映。《管子.乘马篇》载：“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释，始耕

焉……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尽，民力不可惮；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这一记载生动地描述了从共耕公田制到“均地分力”的转变。共耕公田时，劳动者没有生产积极性。所以出现了“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故导致了“地利不可尽，民力不可惮”的结果。

因此，实行共耕是不合时宜的。怎样才合时宜呢？“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均地分力”可以大大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以他们“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因此，只要详审“均地分力”的好处，认真把这件事办好，劳动者积极性就会发挥出来。此类记载，不只一处，《吕氏春秋.审分篇》也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作则速，无所匿迟也。”《荀子.王霸篇》也说：“传曰：农分田而耕”云云。这些记载都说明春秋战国时确实经历过从共耕制到个体耕作的转变。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劳动者定期轮换份地耕的制度也遭到了破坏。

这时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残留的表现，古籍中也有明显反映。《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司空谨别田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能独乐，■埆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换土易居”在《说文解字》上叫“■田易居”。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田法》说：“三岁而壹更赋（授）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口均之数也”。意思是说一般三年更换一次受田，十年大调整“民毕易田”，让受田者土地美恶之数得以均平。

这种有关“三年一换土易居”定期轮换耕地的记载，说明中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土地公

有制是确实存在过的。春秋战国时这种各家之间定期轮换耕地的作法不适合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所以才被个体农民长期固定占有土地的制度和私有土地的制度所代替。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乌氏倮畜牧，及觽，斥卖，求奇缯物，闲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乌氏倮（“乌氏”，古县名，亦作“乌友”、“阏氏”、“马氏”，本乌氏戎地，战国秦惠王置县，故治在今甘肃平凉西北。“氏”，音zhī。“倮”，音luǒ，人名。集解韦昭曰：“乌氏，县名，属安定。倮，名也。”索隐汉书作“臝”。案：乌氏，县名。氏音支。名倮，音踝也。正义县，古城在泾州安定县东四十里。倮，名也。）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索隐谓畜牧及至觽多之时），便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缯物”，彩色的绣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君长。与戎王交通是违反禁令的，所以要私下赠送。）。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领受封邑，食其租税的贵族）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诸侯封君春季朝见君主叫“朝”，秋季朝见叫“请”）。）

乌氏倮，名倮，战国末年秦国乌氏族人，大约生活在战国末年和秦始皇统治时期，是甘肃平凉历史上第一个写入“正史”的人物。倮（约公元前3世纪），《史记》称乌氏倮。女（也有研究者认为是男性），秦朝北地郡乌氏县（今固原南部与甘肃平凉北部一带）人。乌氏倮显然是乌氏部落中的戎狄之人，他善于贿赂酋长，得以便利，畜牧致富，而得到秦始皇的重视；一介牧夫竟与列臣朝请，一起议论国事。于是看来，秦王室可能是用戎汉双语进行沟通的；而秦始皇自己则可能是用戎语与乌氏倮交谈的。

夏、商、周至秦朝，在今固原市原州区境内瓦亭一带，聚居着大量的戎族，史书称他们为乌氏戎。秦惠文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37-公元前310年），在乌氏戎族的主要居牧地设立乌氏县。所以居牧在乌氏县境内的这位名叫倮的人，属于戎族，是当时著名的大牧主兼商人。

古代的六盘山地区水草丰美，气候宜人，适宜发展畜牧经济。乌氏倮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养牛牧马，发展畜牧。到秦始皇时期，倮已成为当地一个大牧主，拥有马、牛、羊不计其数。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统一了货币，在全国范围内通行货币“秦半两”，给商品交易提供了方便。聪明的倮看到周围的戎人只会放牧，而不懂养蚕、织丝，她就把马、牛、羊贩卖给关中农耕地区的农民，然后收购珍异物品、丝绸和日常生活、生产用品，带回来销往牧区，再换回牲畜销到内陆农区，一来一回，做着利润十分丰厚的绢马交换生意。倮还常向居住大山深处的戎王进献丝织品，戎王也高兴以价值相当于丝织品十倍的牲畜和畜产品酬报她，使她的财富不断增值。这种不等价的绢马交易，使倮成为西北地区出名的大牧主兼大商人，也是宁夏历史上最早的首富而闻名于朝廷。

乌氏倮既传承了戎族传统的饲养方式，又积极执行秦朝有关畜牧政策。秦始皇时期，专门设置有管理牛马的机构太仆寺，并以立法形式保障畜牧业的发展，颁布了《厩苑律》、《牛羊律》等畜牧专款条例，、才使她的畜牧生产与交易得以较快发展。乌氏倮拥有的牲畜多得无法计数，据史籍记载，说她的牲畜多到只能用“山谷”进行计数的程度，即简单的头、匹计数已无法统计准确，只能以一条山沟里所有的牲畜为一个计量单位，进行统计。

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巡视陇西、北地郡，途经六盘山地区时，耳闻目睹了乌氏倮经商发展畜牧的事迹，当即给倮以“比封君”的优待，也就是说，对她的礼遇等同王侯，她可以和秦国的大臣们一样，进宫朝见，参与议事，享有相当高的政治待遇和荣誉。在重农轻商的封建时代，作为一个牧主与商人，乌氏倮能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地位是非常少见的。

大概是因为倮饲养的马匹也为朝廷提供了大批军马，对秦国的政治经济有极大的贡献，所以才受到秦始皇的格外恩宠。

司马迁在惜墨如金的《史记》中，专列《货殖列传》一章，本来就难能可贵，独列小传者不到20人，其中春秋末至秦朝灭亡，仅7人有小传，包括著名的范蠡、子贡等人，乌氏倮侪身其间，实在是畜牧业至商业而受到皇帝恩宠有加的人，在历史上似乎是绝无仅有。从另一方面说明乌氏倮经营畜牧业与商业影响之大。

做为一个牧主与商人，乌氏倮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地位是极不平常的。春秋中期，商贾从属官府，地位很低。春秋中晚期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工商渐从官府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因走向独立经营而致富。战国时期不少政论家认为，商人靠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而致富，损害了国家和君主的利益，主张“重本抑末”，即对手工业、商业要采取压制和打击的策略。乌氏倮却为何反得青睐呢？可以联想的是，乌氏倮是对秦国的政治、经济有大的贡献，才会受到这种待遇。根据秦制给国家交粮就可以封爵，乌氏倮的比照封君是否与他的畜牧产品贡纳朝廷有关呢？

乌氏倮其人其事，还对我们的启迪还有：乌氏（今固原一带）畜牧业经济在秦国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同时说明秦时固原是农业经济与畜牧经济的重要交换集散地。

乌氏倮业绩照人，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对固原历史、畜牧经济以及隋唐以后马政的设立都功不可没。乌氏倮因牧因商，独得风流，可谓千年历史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