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理论视域下偶像选秀节目探析——以《创造101》为例

——以《创造101》为例

袁　佳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2018年，偶像选秀节目《创造101》在腾讯视频上线，节目打破了以往选秀节目的传统，掀起了全民pick的热潮。《创造101》的火爆在一定程度上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有共通性。

关键词：狂欢；偶像选秀节目；《创造101》 “造神”运动；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

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两部著作中提出了狂欢理论并构建两种生活，即正规正常、服从权力权威的日常生活，以及自由自在取消权力和禁令的狂欢式生活。在巴赫金看来，狂欢式生活是脱离常规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反面的生活”。

如果说自由平等、颠覆与重构的狂欢精神表现在西方的狂欢节中，那么在中国这个缺乏狂欢精神的国度里，从《超级女声》开始，中国人意外地用选秀节目的方式开启了众神狂欢的时代，回应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不断上演颠覆传统的全民狂欢。

一、偶像选秀节目的狂欢特质中国偶像选秀节目借鉴日韩，将练习生的培训过程及出道经历搬上荧屏以真人秀的形式播出，并最终由观众投票选择，以此推动粉丝和偶像的共同养成。中国选秀节目经历了2004年的《超级女声》、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以及2018年的《创造101》3个阶段。视野，自此选秀节目从零星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尽管在2012年选秀节目趋于平淡，但《中国好声音》的火爆，再一次用平民元素引领了不平凡的收视狂欢。

2018年《创造101》在腾讯视频上线，打破了以往选秀节目的传统，遵循互联网时代青年文化和偶像的定义，以打造“中国顶尖女团”为理念，掀起了全民pick的热潮。今夏《创造101》的火爆，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有着极大的共通性。

偶像选秀节目的全民性。在巴赫金看来，“狂欢不是供人们驻足观赏的，它甚至也不是供人们来表演的，它的参与者们置身其中，生活”。［1］

每人都过着一种狂欢式的

在狂欢节上，人们可以放纵嬉戏，过着一种无拘无束和自由自在的生活。

《创造101》中女团成员的排名由观众的点赞和投票数决定，最终通过人气投票选出11位获胜者，组成全新的偶像团体出道。赛场内，绚丽的舞台设计、震撼的灯光音响以及观众声嘶力竭的欢呼，通过镜头的组接再现了中世纪的狂欢场景；赛场外的“女团创始人”们“由心理、媒介、邻里交往组成的无形的狂欢广场

进行交际、狂欢”，［2］

为各自pick的偶像争相拉票。这些都印证了《创造101》是一个全民参与、全民狂欢的舞台。

偶像选秀节目的自由平等性。在狂欢节中，人们可以暂时从现实关系中解脱出来，相互间不存在任何距离，彼此一律平等。舞台上的101位参与者，既有各大经纪公司、练习生公司推荐的练习生，也有以个人身

文章编号：1674-8883（2018）13-0131-01份参加的成员。女团练习生们与舞台之外的观众并无

任何身份、地位的差距，都集中在一个狂欢广场创造娱乐，享受娱乐。

偶像选秀节目的颠覆性。狂欢节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颠覆传统而提供自由欢乐的机会。在电视选秀节目时代，粉丝与偶像的关系是崇拜与被崇拜的关系，而在互联网时代，《创造101》的颠覆性正是体现在对传统选秀节目、对“偶像”意义的颠覆与消解上。节目主持人成为“女团发起人”，女团粉丝成为“女团创始人”，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则更倾向于木匠和雕刻品的关系。节目与观众的互动性日益增强，使得话语权被重新分配。在狂欢广场中，狂欢体现出对既定秩序的颠覆，这种颠覆回荡着中世纪狂欢节的基调：关注感官快感，对抗规训与社会控制。

二、狂欢仪式：《创造101》的“造神”运动 

狂欢节有一定的仪式和礼仪，狂欢节上最主要的仪式是给国王加冕和脱冕。“人们在狂欢节上通过脱冕、加冕、化装、戴上面具等各种仪式暂时地、象征性地实现自己试图改变地位和命运，拥有财富、权力和自由

的美梦。”［1］

这是乌托邦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巴赫金看来，正是在脱冕仪式中鲜明地表现了狂欢式的交替与更新精神。

不管是传统选秀节目中的素人一夜变明星，还是节目从一开始到结束都充斥着加冕、脱冕：女团成员加冕为“娱乐明星”，而在表演之后又换装成为舞台背后不停训练的选手。观众通过投票方式加冕为精英评委委员，节目结束后又脱冕为普通民众。在这种加冕与脱冕的换装仪式以及制造笑声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多元平等对话的空间。观众暂时从现实关系中解脱出来，相互间不存在任何距离，共同为狂欢节发力，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暂时的快乐”，并被这种快乐所引诱。

从电视时代的选秀节目到互联网时代的“造神”运动，“这一条演进之路，概括说来是由过去的文化训导大众到明星娱乐大众直至今天的大众娱乐大众，其中显著变化的是观众的地位”。

［3］

这

《创造101》上演的正是一场“造神”运动。从节目口号“女团由你创造”，到节目主题曲“pick me pick me up，你越喜欢我越可爱”，再到观众被称为“女团创始人”，这一系列诉诸情感和赋权的宣传语，将传统选秀节目掀起的浪潮推至另一个新的爆发点。“创始人”这一称谓给予投票者心理上极大的满足感，毫无疑问，观众在互联网时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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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女声》作为一档平民选秀节目迈入电视观众的《创造101》中的由练习生成为签约艺人，第9卷第13期 2018年07月Vol.9 No.13July 2018握时代发展趋势和各种资讯，又能做到不随波逐流。参考文献：

［1］ 常川，玉珍，张韬.新媒体传播中的“蝴蝶效应”及其

应对策略探讨［J］.新闻研究导刊，2017（13）：149+ 151.

［2］ 王艺静.新媒体对个人时间空间的影响分析［D］.吉

林大学硕士论文，2017.作者简介：乔智慧（1981—），女，新疆人，新疆大学硕士研究生，就职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从事新闻宣传工作。

（上接第130页）互动的目的。微博账户的开通为观众

和节目提供了交流互动渠道，保持观众对节目的热情。另外，节目组还开设了快手账号，将节目中有趣的视频上传到快手APP，吸引了更多观众的关注。（四）节目形式创新

《向往的生活》在拍摄方面采取的是隐蔽摄像头的方式，这样可以将节目嘉宾的生活状态最大限度地展示给观众。负责在蘑菇屋外拍摄的人员则不论是寒冷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季都时刻守在院子里，及时记录嘉宾在院子里的活动；节目在剪辑方面也采取紧凑的手法，将每一天的生活剪辑为一期节目，最大限度地放大节目中出现的亮点；在播放过程中，节目组还不时地向观众展示十分有意义的生活小贴士，如铝制厨具最好不要和铁质厨具混合使用，对于那些不容易煮熟的蔬菜（土豆、豆角等）可以采用焖制的方法，这样就可以减少营养物质的流失。而且，黄磊在每次做菜时都会将菜谱以字幕的形式展现给观众，帮助观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学习生活小技巧及做菜技巧。另外，使用的花样字体也使得节目表现出更强的趣味性。除此之外，《向往的生活》还大量使用动画的形式，如小车长了腿、大山有了手等。这些动画形式使得节目表现出

很强的生活气息，让观众感受到慢节奏生活的美好。

三、结语

《向往的生活》是一档充满生活气息的节目，该节目很好地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向观众呈现出一幅轻松愉悦的生活画卷。观众通过观看节目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原始状态，体会到生活中最简单的生活真理。同时，该节目在实现娱乐效果的同时还承担了教育责任，是一档寓教于乐的节目，这也是该节目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参考文献：

［1］ 周静颖.浅析慢综艺节目的成功要素——以《向往的生活》系列为例［J］.传播力研究，2018，2（15）：75.［2］ 乐美真.浅谈国内慢综艺节目的成功原因——以《向

往的生活》为例［J］.传播力研究，2018，2（14）：71+84.［3］ 徐凯丽.“慢综艺”的成功之道——以《向往的生活》

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7，8（13）：106.作者简介：刘旭（1983—），女，广西桂林人，本科，助理编辑，主要研究方向：广播电视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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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众狂欢后的冷思考

“自大众媒介开启‘造星’运动以来，演员、歌手、网络红人、商界名流等娱乐化明星被包装成万众瞩目

［4］

的偶像，成为世俗的乌托邦中的新神。”当明星作为消费型偶像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时，粉丝也就此粉墨登场，制造出令人惊叹的消费奇观。2005年《超级女声》李宇春以320万短信投票数夺得冠军，而今《创造101》中11人累计点赞数突破13亿。在节目总决赛之夜，不仅由黄渤、侯佩岑担任主持人，并且也吸引了姜文等过去颇为“傲气”的电影咖来到现场，宣传新电影。

然而正如狂欢节只是一个节日，而非日常生活一样，狂欢节期间的生活也只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的“生活”。狂欢节上的一切自由都是昙花一现的，节日之后又回归到日常生活的压迫和恐惧中。狂欢节之外，体制化的严肃的生活才是常态的生活，狂欢之后人们终究要回到现实，不可能永远沉浸在狂欢之中。

《创造101》偶像选秀节目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场所，观众摆脱现实规范和秩序，根据个人喜好为练习生点赞和投票，节目所带来的这种颠覆都是暂时的。尽管通过媒介手段反复宣扬“狂欢”，来使民众相信它就是现实本身，但狂欢过后，一切都恢复到现实生活本身。《创造101》创造出来的狂欢世界随着节目的结束而终止，避世场所随即消失，人们依旧回到现实的世界

中。以此来看，《创造101》只不过是民众一种缓解压

力和焦虑的渠道。偶像选秀节目通过新媒介技术，赋予了大众“造神者”的身份，在享受身体快感与感官愉悦的同时，为大众创造出一个华丽绚烂、理想化的梦境世界——人们暂时进入自由、平等的乌托邦王国。

如果说19世纪初狂欢的笑是一个孤零零的怪人在教堂里的怪笑，那么在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当下，狂欢的笑变成了普通民众的纵情恣肆。偶像选秀节目成为人们摆脱各种等级与禁令束缚的方式，在享受来自舞台上的精彩表演的同时，也让观众沉浸在“造神”的快感中无法自拔。参考文献：

［1］ 陆道夫.狂欢理论与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2002（04）：21-27+154-170.［2］ 田中阳，赵颖峰.狂欢的符号——大型电视平民选秀节

目的文化阐释［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3）：19-21.［3］ 朱述超.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狂欢化与公共领域［J］.

当代传播，2011（01）：58-60.［4］ 蔡骐.社会化网络时代的粉丝经济模式［J］.中国青

年研究，2015（11）：5-11.作者简介：袁佳（1995—），女，湖南常德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传播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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