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中国传播研究

■赵月枝

１７０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时，曾写道，“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今天，在全球范围内，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现代化道路里，除了消灭乡村，把农民和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变为“无产阶级”，进而把乡村问题转化为现代城市的贫民窟问题，几乎没有别的出路。

然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也是它不断面临危机和不断遭遇抗争的过程。７０年前，作为这个过程与世界东方一个古老而伟大的“农民的民族”１００多年的剧烈碰撞的结果，也作为《共产党宣言》所引领的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在世界东方的最伟大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华夏大地上应运而生。今天，中国共产党明言“不忘初心”，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庆祝把昔日的广东渔村变为今天的深圳，把当年上海浦东的一片稻田变为中国的“曼哈顿”的城市化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也已把“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把生态文明建设当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计。让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但已经变成国家意志，而且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

“乡村振兴”重新激活了富有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建”传统；生态文明建设号角奏出了“天人合一”思想的时代强音。在深受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影响的中国传播学界，“乡村传播”研究也骤然升温，成为一些年轻学子探索的前沿领域。

然而，仅有热情是不够的。实际上，当我自己被认为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乡村传播”研究的时候，当“乡村传播”成为碎片化、科层化甚至江湖化的现有传播学术体系的一个新的“分支”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需要挑战原有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城乡割裂思维定势，寻求新的、整体性的知识创新起点的时候。

传播学者要在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引领性的作用，需要从何做起，需要什么样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创新？在我看来，挑战“农村屈服于城市”和“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但需要批判性地处理西方不同的学术传统，从而获得“与狼共舞”的能力，而且要有超越现有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体系的学术想象力。这种学术想象力在东方，也在西方；在城市，也在乡村；在现代科学话语体系中，也在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各种传统知识体系中。屠呦呦和青蒿素，是这种想象力的最好诠释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１日下午，在渥太华加拿大皇家学会年会的一场前沿学术讨论中，一位发言者所提出的核心议题是，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面对融化的北极冰地，如何调用加拿大因纽特原住民几千年留传下来的在地知识体系，让这些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不但有同等的地位，而且在有机的互动中发挥作用？现场没有答案，但这样的问题被提出，已经是对以现代科学为中心的知识体系霸权的一种挑战了。它也启发我们，也许，发掘和调用中国农耕文明中的生产生活生态知识和智慧，是中国媒体人和传播学者进行在地化知识创新的一个切入点？

[作者系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卓越访问教授，浙江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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