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_文笔论_在清代书院中的流播与遗响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Hubei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

Sep．,2010Vol．37No．5

阮元“文笔论”在清代书院中的流播与遗响

宋巧燕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漳州363000）

［摘

要］阮元继承和发展了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论，力图为骈文在文学领域争得正统地位，以抗衡宋学为代

表的桐城派古文，为汉学在文学领域争得正宗地位。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书院成为他实施“文笔论”思想的重要据点，加强了“文笔论”的流播，扩大了“文笔论”的影响，也决定了两书院重视骈文教学的文学教育特色。阮元“文笔论”对桐城派古文家以及诂经精舍、学海堂外的其他书院产生了一定的遗响，骈散之争最终趋向折衷和融合。阮元“文笔论”与清代书院科举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书院教育与科举产生牵连不断的联系提供了极易被利用的依据。

［关键词］阮元；“文笔论”；骈文；书院；科举［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0）05－0099－05

清代考据学兴盛发达，长期独占学坛，成了清代学术领域的显学。阮元（1764-1849）是清王朝的大官

阮元力图为汉学在文学领域争得僚，又是著名的大学者，被誉为乾嘉考据学派强有力的殿军和总结者。正宗地位，于是继承和发展了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论，力图为骈文在文学领域争得正统地位，以抗衡宋学

阮元“文笔论”的主体思想内容是：他认为古文家所尊崇的古文，并不是真正意义为代表的桐城派古文。

上的“文”，只能称作“笔”；合乎标准的“文”，必须用韵比偶、沈思翰藻，是和散文相对的骈文，是和桐城派古文家所倡导的古文相对的骈文。阮元倡导的“文笔论”，为乾嘉考据学在文学领域争取合法正统的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在清代诂经精舍、学海堂等书院中加强了流播，产生了一定的遗响。

一、阮元“文笔论”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

阮元于嘉庆五年（1800）创建诂经精舍，嘉庆二十五年（1820）创建学海堂，以考据学、词章之学的教学与研究为宗旨，通过书院教育扩大了乾嘉考据学的影响。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书院成了阮元宣扬和实施其“文笔论”思想的一个重要据点，加快了“文笔论”的流播，扩大了“文笔论”的影响，也决定了两书院重视骈文教学的文学教育特色。

阮元《揅经室集》中有《学海堂文笔策问》一文，是阮元之子阮福就学海堂关于“文、笔”的策问题目进行拟答，阮福在文末说：“家大人开学海堂于广州，与杭州之诂经精舍相同。以文笔策问课士，教福先拟

（阮元《揅经室集》３集卷５）对。”

此文笔策问的题目是：

六朝至唐皆有长于文、长于笔之称，如颜延之云“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是也。何者为文？何者为

（阮元《揅经室集》３集卷５）笔？何以宋以后不复分别此体？

可见在对学海堂的学生进行考核时，阮元对学生如何理解“文笔”的概念是丝毫不含糊的。阮福的拟

对，可是完全领会了其父“文笔论”的精髓所在，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唐、宋古文，其实也就是对准了桐城派古文，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为古文，于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称，窃考之唐以前所称似不如此

（阮元《揅经室集》３集卷５）也。唐人每以文与笔并举，又每以诗与笔并举，是笔与诗、文似有别也。”于是阮福发

［收稿日期］2009-1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项目：０５ＡＺＷ００１，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资助：２００８Ｂ０７６

［作者简介］宋巧燕（1968-），女，江苏盱眙人，福建省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

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清代文学和清代教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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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朴学家的治学功夫，将搜集到的唐前史书中吻合阮元“文、笔”的史料一一罗列，而且必要的时候还加“按语”说明。

阮元在学海堂的教学过程中很明显地加强了“文笔”思想的学术宣传。在《学海堂集》（初集）中，收有南海生员刘天惠、梁国珍、番禺生员侯康、三水廪生梁光钊四人所作的《文笔考》各一篇，可见在学海堂的课试中，除策问外，还有《文笔考》课艺考题。四位学生所作的关于文、笔的考证文章，目的是为了“广其说

（阮元编《学海堂集》卷７）而详考焉”，主题思想紧紧围绕阮元的骈文理论，为“文、笔”正名，维护“文”的正宗地

位，反证唐、宋以来“文、笔”不分的谬误所在。佐证资料更为丰富，资料来源由阮元父子的经、史、《文选》扩展到诗、词、子、集等，大多是阮元、阮福论证中所未见，充分体现了以朴学教学为宗旨书院的肄业生注重文献整理、重资料、重证据的踏实谨严的考证功夫。对唐以后“文、笔”不分原因也有所交待，侯康认为

（阮元编《学海堂集》卷７）是因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多次“误‘笔’为‘文’，而体例乃不复辨于后世”；梁国

（阮元珍认为是因为“自欧阳修出，倡以单行为古文，王安石、眉山父子、曾巩起而和之，而文笔之称遂混”编《学海堂集》卷７）。将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生归之于几个古文大家偶然的“文”、“笔”互误，这样的解释显然不

够客观。唐宋古文的产生发展是诸大家力矫前代文体之弊，积极主动地进行文体改革的结果。学海堂师

生不遗余力地论证“文”、“笔”不分的历史原因，力图为阮元的“文笔论”找到更多的立论证据。阮元“文笔论”的理论使学海堂的师生将研究目光投注到能够为“文笔论”立论的有关的古文献中，如《易经》，萧统的《文选》。因为阮元的“文笔论”以他们为立论基础，学海堂师生对他们都有专门研究考证。如：《易·系辞》中的文、言、笔的问题，《文选》选文及选文标准，甚至于对隶属于骈文的八股文，也有专门的研究。《学海堂集》收有学长曾钊《系辞说》上、中、下三篇文章，学生黄子高《文选注考》，以及林伯桐、张杓、熊景星、曾钊、郑灏若、罗日章、黄位清、谢念功、刘瀛、张廷臣十人合注的《梁昭明太子文选序注》，郑灏若、梁杰、杨懋建、周以清、侯康《四书文源流考》各一篇，就阮元的“文笔论”作出积极的回应。这些使阮元的“文、笔”理论更加成熟丰富。学海堂的“文、笔”思想从书院建立起就不断渗透和强调。阮元的《学海堂集序》就是骈文写成，在此序中提出了书院的教学目的：“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古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他还说：“道光四

（阮元编《学海堂集》卷首）年，新堂既成。初集斯勒，四载以来，有笔有文，凡十五卷。”他将《学海堂集》中的文

章，简略地分成“文”和“笔”两种体裁而已。樊封《新建粤秀山学海堂题名记》云学海堂：“惟士则专导以

（阮元编《学海堂集》卷１６附录）古，每有课，课必及经，而旁及文笔，躬自甲乙。”可见在学海堂“文、笔”概念辨析

的很清晰。

而诂经精舍的情况有些差异。《诂经精舍文集》中没有收入有关阮元“文笔论”的专题课艺论文，《诂经精舍文集》为阮元嘉庆六年（1801）编刻而成，所收为嘉庆五年至六年间肄业生的优秀课艺作品，此为精舍初创二年内的课艺文集。阮元创立诂经精舍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从事汉学教学，在文集中得到明确的体现。到嘉庆十四年（1809）阮元离浙，诂经精舍没有再出文集。但从阮福的《学海堂文笔策问》文末所说“家大人开学海堂于广州，与杭州之诂经精舍相同，以文笔策问课士，教福先拟对”，可知诂经精舍也有关于“文、笔”的策问，但显然阮元在建立诂经精舍时，“文、笔”之辨的强调并没有在学海堂那样突显。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中，通篇没有出现“文、笔”之辨，谈到“文”时，也没有像在《学海堂集序》中那样，孜孜于“文、笔”之别。诂经精舍建立时，阮元的“文笔论”思想应该还处于酝酿时期，他的“文笔”思想在诂经精舍的影响没有学海堂那样明晰，但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教学和课试中非常重视骈文的教学，这时不争的事实。《诂经精舍文续集》是学海堂肄业生、阮元的高足罗文俊视学两浙时，循阮元遗规，手定而成。阮元离浙20余年后，巡抚富海帆重开诂经精舍，《续集》即是此后10年间的学生课艺选辑而成，文集中所收的骈文作品，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诂经精舍文集》。马新贻《诂经精舍三集序》说：

文达以宿儒大师当乾嘉之际，出入将相，独以通经为天下倡，一时孳孳于文字训诂之异同，与夫

（俞樾编订《诂经精舍三集》卷首）沈博绝丽之文章者，家许郑而人枚马，流风遗韵，至今犹存。

其中的“沈博绝丽之文章者”，其实指的就是骈文而已。阮元在诂经精舍时，“文、笔”的强调似乎没有学海堂那样明确，其实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教学实践中，精舍师生都很重视骈文的教学。《诂经精舍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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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集直到八集，为俞樾所定，骈文写作是每次课试不可或缺的内容。从两书院的文集中可以窥见，骈文是两书院主要的文学教学内容之一。两书院重视骈文教学的文学教育特色可以说是深受阮元“文笔论”

思想影响所至。

二、阮元“文笔论”在书院之遗响

阮元“文笔论”的提出，将清代骈文复兴推向了高潮，而诂经精舍、学海堂两书院对阮元骈文理论高潮回落后的深远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阮元的骈文理论除了对诂经精舍、学海堂两书院的文学教育一直产生影响外，在其他书院中亦产生了一定的遗响。

阮元的骈文理论对一些桐城派古文家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促使后来的桐城派古文出现了汲骈入散的趋势。姚鼐主讲江宁钟山书院期间，弟子刘开、梅曾亮、管同、方东树被称为“姚门四杰”，是桐城派有名的古文家。刘开、梅曾亮、管同皆工于骈文写作，方东树曾入阮元幕府，兼课学海堂。刘开著有《孟涂骈

（刘开《孟涂骈体文》卷体文》2卷，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说道：“骈之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

２）认为骈文和古文同出一源，二者密不可分。方东树自少喜为古文辞，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庆二年（1797）在江宁钟山书院师从姚鼐习古文，嘉庆二十四年（1819）赴粤东，时阮元任两广总督，聘之为《广东通志》分纂。道光四年（1824）和五年授经阮元幕府，时阮元辑刻《皇清经解》，倡导汉学，方东树著《汉学商兑》4卷，攻击汉学。在学术上和阮元见

在阮元幕府期间，兼阅学海堂课文。方东树虽一直推崇桐城古文，反对汉学，但阮元的骈文思解颇不合。

想对他确有很大的影响，后期主张汲骈入散，认为“俪偶之文，运意遣辞，与古文不异”，肯定骈散“波澜之

（彭兆荪《小谟觞馆文集》卷末，方东树《小谟觞馆文集莫二，妙谛之无上”，反对后人将两者“判若淄渑，辨同泾渭”跋》）。在广州阮元幕府期间，他用骈文拟作学海堂课艺《汉晋名誉考》一篇，收入《学海堂集》卷

9，还作了

《学海堂铭》一首，并用骈文写了一篇序。刘、方二人汲骈入散之说，是对桐城派古文的修正，也体现了阮元的骈文理论通过书院教育产生的一定影响。

后来受诂经精舍、学海堂两书院影响而创建的博习经史词章类书院层出不穷，如上海求志书院、四福建致用书院、经古精舍等。阮元“文笔”骈文思想在这些书院仍有一定的遗响，如致用川成都尊经书院、书院有“文笔辨”的考题，《致用书院文集》中收有力钧《文笔辨》一篇，文中说：

六朝近于文，八家近于笔，今之骈体散行即古文笔之名所变焉者也。夫文与笔固不混而一也，然

文之顿挫搏扼则笔见焉，不必无韵也。笔之排戛比合则文见焉，不必有韵也。未有无文而可谓之笔者，亦未有无笔而可谓之文者。若沾沾无韵有韵之分亦泥矣[1]83。主张骈散相济，汲骈入散，汲散入骈，对骈散之争作出了调和与折中。尊经书院主讲王闿运，为晚清最杰出的骈文家，在尊经书院主讲时间为1878至1885，前后共8年。所作骈文成就极高，所著《哀江南赋》被认为是清末骈文的压卷之作。王闿运在文学上继承了阮元“文笔论”的余绪，在尊经书院教学期间重视诗赋骈文的教学，和诂经精舍、学海堂文学教学内容相一致。今文经学家兼骈文家李兆洛（1769-1841）从道光三年（1823）至道光二十年（1840）期间主讲江苏江阴暨阳书院达20年之久，在暨阳书院期间，他重视骈文，特别是赋的教学。他选编的战国至隋代的骈文集《骈体文钞》中，将司马迁《报任安书》、诸葛亮《出师表》、贾谊《过秦论》等皆选入其中。李兆洛通过骈文的编选，重新梳理了骈散关系，为骈文重新定位。他的骈文观和阮元立“文笔论”为骈文张目，目标一致。他说道：

洛之意，颇不满于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两汉。所谓宗唐宋者，又止宗其轻浅薄弱之作，一挑一剔，一含一咏，口牙小慧，谫陋庸词。……其于古则未敢知，而于文则难言之。窃以后人欲宗两汉，非自骈体入不可。今日之所谓骈体者，以为不美之名也，而不知秦汉子书无不骈体也。窃不欲人避骈体之名，故因流以溯其源，岂第屈司马、诸葛以为骈而已，将推而至《老子》、《管子》、

（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１８《答庄卿珊》）《韩非子》等皆骈之也。

从上可以看出，李兆洛不满于桐城派古文家只宗唐宋的古文，将“骈文”的概念展而扩之，和阮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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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名，从“文”的古训中为骈文争取正统地位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他编选《骈体文钞》的重要目的在于打通历来骈散之间的森严壁垒，借以提倡“骈散合一”，是清代文学史上骈散之争趋向折衷融合的

标志。

两书院肄业生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其他书院的教师或主讲，他们常将两书院的优秀办学传统植入其他书院，也常常将阮元的“文笔论”影响进一步扩大。学海堂首批专课肄业生陈澧，后来成为学海堂的学长，在学海堂执教时间达20余年之久，和朱次琦享有“岭南两大儒”之誉。陈澧晚年受聘主持菊坡精舍，所教学内容仍是阮元在学海堂的最初所定，他说：“澧既应聘，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吾不自

（陈澧《东塾集》卷２）立也。”“文、笔”之别一如学海堂。

到了清末民初，阮元的骈文理论受到了时代变异的冲击。在诂经精舍学习了七年的章太炎虽然肯定骈文的存在价值，但他却很不满阮元的“文笔论”，他说道：“自来骈体、散体之讼案，各按一理，百世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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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决，……约言之，叙事简单，利用散文；论事繁变，可用骈体，不必强，亦无庸排击，惟其所适可矣。”认为文笔之分、奇偶之别，只是在于写作需要的不同而已。《文学总略》一文对阮元的文笔理论有较为尖锐的批判：

近世阮元，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既以《文言》为文，《序卦》、《说卦》

又何说焉？且文辞之用，各有体要，《彖》、《象》为占繇，占繇故为韵语，《文言》、《系辞》为述赞，述赞故为俪辞，《序卦》、《说卦》为目录笺疏，目录笺疏故为散录。……舍是二者，单复固恣意矣。未有一用单

（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者，亦未有一用复者。章太炎认为如果将天下文章简单分为“文、笔”两种的话，自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指出了阮元“文笔

论”立论时的自相矛盾之处。

出自学海堂的梁启超，在学海堂苦学四年，后遇康有为，决然舍去旧学，退出学海堂，提倡“诗界革，以创造“新民体”闻于时。作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对传统文学曾大力抨击，对骈文也持批判的态度，命”

但他认为骈体文有存在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他说：“骈俪对偶之文，近来颇为青年文学家所排斥，我也表相当的同意；但以我国文字的构造，结果当然要产生这种文学，而这种文学，固自有其特殊之美，不

[3]445”可磨灭。

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两位大师章太炎和梁启超，虽然分别出自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但对阮元的“文皆持批判排斥的态度，不过阮元“文笔论”思想并没有追随着历史的潮流变成历史的记忆，有“扬州笔论”

学派殿军”之称的刘师培，在他的文学批评中继承了阮元的“文笔论”思想，曾著《广阮氏文言说》，对阮元“文笔论”立论基础的“文言说”加以论证，所立论虽没有超出阮元，但其所著《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却很好地贯穿了阮元的“文笔论”思想。阮元“文笔论”思想在书院内外长时间地产生着遗响。

三、阮元“文笔论”与书院科举教育之关联

阮元“文笔论”如何和书院的科举教育有着一定的关联，最根本联系在于科举教育中的主体———八股文，是隶属于广义骈体文的范畴的。刘麟生曾说：“八股文为骈散混合之文字，然就其整段作对而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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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之隶属于骈文。”另外，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律赋，也隶属于骈文的范畴。清代各种书院类型中，专习八股文的科举考课类书院是最为普遍，数量最多的，于清代各个时期都相当兴盛发达。

阮元创立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书院，明确标明教学宗旨是为了振兴乾嘉考据学，教学内容以经史考据学和词章之学为主，不习用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明确指出远离科举。两书院的创建是对当时书院普遍单纯热衷于科举教育的革新，意义非常重大。但是阮元本人对科举八股文的态度确实让人玩味，非但并不厌恶，反而赞誉有加，推崇备至。原因是，八股文也是隶属于骈文之列的。为了支持他的“文笔论”思想，阮元夸张地将八股文尊为“文之正统也”。阮元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曰：

明人号唐、宋八家为古文者，为其别于四书文也，为其别于骈偶文也。然四书文之体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选举志》曰：“四子书命题。代古人语气体用排偶谓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终日在偶中而不自觉也。且洪武、永乐时四书文甚短，两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弘治、正德以后，气机始畅，

第５期宋巧燕：阮元“文笔论”在清代书院中的流播与遗响１０３

篇幅始长，笔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后而昧于前也。是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

（阮元《揅经室集》３集卷２）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然则今人所作之古文，当名之为何？

八股文又被称为四书文、时文、制义、制艺。阮元本人是科举考试中的胜利者，八股文写作水平很高，卢前《八股文小史》中列举清代八股文名作家，阮元恰在其中。事实上阮元虽然对骈文的重视提高了他对八股文的评价，但他并没有在两书院从事八股文的教学和写作，可是为了使他的“文笔论”得到最大限度

的推广，他在两书院加强了对八股文的研究和讨论，特别是在学海堂。这很好地解决了书院办学宗旨和阮元过于推崇“文笔论”所产生的矛盾。学海堂有关于《四书文源流考》的课试题目，《学海堂集》中收有郑灏若、梁杰、杨懋建、周以清、侯康5人各一篇的课艺文，以朴学家的严谨作风对四书文的源流作了考证。道光四年（1824）阮元于学海堂主持编纂了《四书文话》，在序中说：“唐、宋诗话多，文话少，而明以来

（阮元《揅经四书文话更少，非无话也，无纂之者也。余令学海堂诸生周以清、侯康、胡调德纂之，诸生共议。”

室集》续集３集卷３）可见阮元更多得是从学术研究与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八股文这种特殊的科举考试文体。书成后，录成两部，一部存在学海堂，一部阮元携归江南。《四书文话》分二十四门，分门别类，细大不捐，可谓有关八股文研究的重要参考书。阮元一生编纂、刊刻了大量的书籍，但他最终没有将《四书文话》刊刻成书，使得该书流落不明，成为憾事。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书院声称不从事科举仕进中的八股文、试帖诗的考试和练习，在实际的教学过但两书院每年的科举考试中都有大量的程中，考经究史，注重小学研究，文学上重视骈文和诗赋的学习。学生中举，从两书院肄业的学生登科甲第的不计其数。就诂经精舍来说，从嘉庆五年（1800）办学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关闭的一百余年间，浙江乡试的所有科目中，每一科都有精舍生当选的，精舍生当选率达总数百之五六以上。光绪二十八年（1902）补光绪二十六（1900）、二十七年（1901）的恩正科、癸卯科的考试中，精舍生的中举率达到总数的四分之一[5]3。精舍生在科举中有这么高的中试率，说明精舍生擅长时文的写作。两书院学生擅长科举考试，原因肯定有很多，比如八股文和经书特别是“四书”有着割舍不“四书”，语言上讲究排比、对偶，而两书院对经书的研习和精熟，对注重排得的联系，八股文题目多出自比、对偶、声律、夸饰的骈文和辞赋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八股文的写作内容和程式。而阮元为“文张目，给予八股文如此高的评价，对书院教育与科举产生牵连不断的联系提供了极易被利用的依笔论”

据，其遗响也是深远的。

阮元“文笔论”思想在清代书院教育体系中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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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雷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