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歉”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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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观察》 2015年第17期

本刊记者 冷眉 ／ 整理

9月7日，安徽省亳州市委机关报《亳州晚报》的16版上出现了一则与众不同的公告。该公告称：“2012年7月25日，我院作出(2012)皖刑终字第00257号刑事判决，以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判处邱超等19人有期徒刑。经重审，2014年10月30日，检察机关决定对邱超等19人不起诉，终止追究刑事责任。邱超等19人向我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我院依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已向邱超等19位赔偿请求人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现以此公告为他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向他们赔礼道歉。”在公告最后一段，还列出了这19名赔偿请求人的名单。

公权低头早已有之

这篇公告的落款是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落款日期为2015年8月25日。法院在报纸上登公告向市民道歉，这在我国还是破天荒头一次。

在现实中，无论是否存在失职行为，政府公权力向民众道歉，我们是不太容易看到的。究其根源可能在于，强势的行政公权缺乏尊重公众的意识。而政府因工作失误向公共社会道歉，则昭示着：不再将民众视为公权力管辖治理下的被管理者，而是公权力“服务的对象”。从无条件服从的被管理者到有更多机会监督管理的服务对象，对于公众来说，不仅是角色的转变，还凸现出民众地位的提升；对于政府而言，就是执政理念的巨大进步，也体现出对民众的善待与尊重。

如果说，政府公权力很少向民众道歉，那么代表政府的官员们向老百姓道歉，其实早已不算是新闻。

近一点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因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觉得“愧对百姓”；前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因为降低能耗未达标而向大会作了检讨；前教育部部长周济、前卫生部部长高强也曾分别就自己的主管事项发出了道歉的声音。

远一点的延安时代，毛泽东就曾向“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扩大化”了的好同志们反复脱帽鞠躬，当时感动得很多人热泪大弹。

再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回溯历史，即便是在封建帝王时代，但凡有点自知之明的帝王，也总会隔三差五发个“罪己诏”。

古代帝王的“罪己诏”

“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危难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罪己诏”，有一定积极意义，一来表达了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二来可以笼络人心，造成一个团结一心的局面。

中国古籍中记载的第一份“罪己诏”是《尚书》中记载的《汤诰》。后来，还有《诗经》中的《周颂·小毖》是周成王的罪己诗，《尚书》中的《秦誓》是秦穆公偷袭郑国惨败后的罪己文。汉文帝则是第一位正式发下罪己诏的皇帝。最后一份罪己诏是袁世凯在取消帝制后发过

的类似“罪己诏”的文书。据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统计，在《二十五史》中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二百六十四份“罪己诏”，平均每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诏，皇帝们也够“诚恳”的。

“罪己诏”里，以唐太宗的姿态最高，当然也可说调子最高。

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旱、蝗并至，唐太宗下“罪己诏”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他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话说得是够漂亮的，当然，人家毕竟有个贞观之治摆在那儿，你不服还不行。

而“罪己诏”里心情最沉痛的，则非汉武帝莫属。

汉武帝晚年，任用江充，酿成“巫蛊之祸”，逼死太子刘据和卫皇后，受株连者数万人；受方士欺骗，求仙炼丹；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干了很多狂妄悖谬之事。痛定思痛，他在“轮台罪己诏”中自责悔过(“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罪己诏”这玩意儿到底有没有用呢？

应该说有的有用，有的没用，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建中四年(公元七八三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陕西干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发了一道《罪己大赦

诏》，诏中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据史料记载，唐德宗颁“诏”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有时也没用。崇祯皇帝是下过“罪己诏”最多的皇帝之一，前后写过六次，态度很诚恳，检查也颇到位，可当时大势已去，大厦将倾，写再多“罪己诏”也没用。

平心而论，古代帝王权倾天下，尊严无比，百姓疾苦重要，皇帝面子也很重要，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就已经十分难得了，倘若再写成文告──《罪己诏》，颁示天下，就更属不易了。至于是出于至诚，还是迫于无奈，有几分真心，几分作秀，那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总比死不认错，固执到底要好。

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是基于法律的，更是基于道德良知的，而道歉就是良知的显现。

道歉中的文化差异

人们交际过程中，摩擦时常伴随其中，并且摩擦又可能演变为冲突。冲突是一种人际对立状态，表现为当事双方的不理解，紧张甚至敌对状态。道歉则是事后缓解这种状态和敌视的润滑剂。道歉融合社会百态，也折射文化差异。是否道歉，何时道歉，怎么道歉，都反映出世界不同的文化传统。

众所周知，信奉天人分离的西方文化认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其表达方式为契约文化与罪感文化。西方人重视契约，并信守约定，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无所不在，会时时刻刻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西方人一旦做了坏事，往往会到教堂找上帝的替身牧师忏悔，否则他们会感到良心不安。

而信奉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是一种等级文化，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其表达方式为一种心理契约与耻感文化。心理契约是不用文字表达的，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一旦做了坏事，被人知道了，会感到耻辱，但只要不被人知道，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心里坦然，很少会感到良心的折磨和不安。

这便是西方“罪文化”与东方“耻文化”的区别。中国的二十五史，很少谈“罪”，大都充斥着“靖康耻，犹未雪”的述说。即使对蒙元屠杀汉人，满清“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类的记述，亦甚少从“罪”的角度反思，更多是视为“耻辱”。历来被钉上耻辱柱的，多是“卖国贼”，谁见过因为杀戮太重而被判定“反人类罪”的？

“罪”关乎是非，“耻”关乎面子。挣了面子，可以抵消罪；丢了面子，也可以抵消罪。一个康乾盛世足可以把十屠八屠的罪恶都抵消了；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也好像把自己犯下的战争罪恶全抵消了，至少相当一部分日本人是这么以为的。

资料来源：《大公报》、《晶报》、新华网、豆丁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