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简史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 商务印书馆，2001

西方翻译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六次高潮（六个大的阶段）：

肇始阶段：公元前四世纪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但当时希腊文化优于罗马文化，对罗马有巨大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即始于这一时期。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问世。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史诗和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后世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来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次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圣经》由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四世纪达到高潮，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定本，标志《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第三次翻译高潮 中世纪中期，即11-12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们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史上少有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也是西方翻译史第三次高潮。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了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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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翻译高潮 14至16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在欧洲各国普遍展开的16世纪及随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国领域，涉及到古代和当时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在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顺从民众的意愿，采用民众语言，于1522-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在法国文学家阿米欧先后用十七年（12-1559）的时间，译出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史上一部不朽的文学译作。在英国诺斯于1579年译出《名人传》，查普曼于1598年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洛里欧于1603年译得蒙田的《散文集》，都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翻译出版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又一大发展，被誉为“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成为英国惟一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经典作品，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文艺复兴时期乃是西方翻译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同时也表明翻译对民族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第五次翻译高潮 文艺复兴后，从17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至，涌现大量译作。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当代作品也发生了很大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哥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译成各国文字，东方文学的译品也陆续问世。

第六次高潮 西方翻译的第六个大发展是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这一新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好是范围的扩大。传统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文学、宗教作品的翻译上，这个时期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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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到其他领域，尤其是科技、商业领域。其次是翻译规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过去，翻译主要是少数文豪巨匠的事业；而今，翻译已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再者，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特别是联合国和欧盟形成后，西方各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密切，翻译在期间的作用越来越大。最后，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和进步，主要体现在：兴办高等翻译教育；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这三点实际上是新时期翻译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志。

一．古代翻译

主要包括古罗马时期的拉丁语翻译，自公元前三世纪共和国中期起，迄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覆灭止。

西方古代第一部重要的译作是用希腊语翻译的《圣经 旧约》。公元前285-249年间，有72名高贵的犹太学者云集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从事这项翻译。这是翻译史上第一次集体合作，译本称为《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在翻译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成了第二原本，有时甚至取代希伯来文本而登上第一原本的宝座。

公元前六世纪，罗马从原始公社进入了奴隶社会，建立奴隶制贵族共和国，后来逐渐取代希腊在地中海的统治地位，称为强大的帝国。希腊有着极其灿烂的文化遗产，从公元前三世纪起，即在共和国的鼎盛时期，罗马人开始将希腊文化移植本土，大规模地翻译、汲取希腊的典籍，通过翻译模仿和继承希腊文化，从而形成了翻译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希腊作品为罗马译者奉为至宝，在翻译中亦步亦趋，紧随原文，唯一目的在于传递原文内容，照搬原文风格。这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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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三大创业元勋：

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是罗马史诗和戏剧的创始人，也是罗马最早翻译家。公元250年，翻译了荷马史诗《奥德赛》， 成为第一首拉丁诗，也是第一篇译成了拉丁语的文学作品。这部译作最大特点是在翻译希腊神学的名字时，译者不采用音译，而是用类似罗马神的名字取代原名。如希腊的宙斯译成罗马人的朱庇特，希腊的赫尔墨斯译成罗马人的信使墨丘利等。这是一种文化移植，促进罗马神与希腊神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起了丰富罗马神的性格以至丰富罗马文化的积极作用。

第一个把古代希腊史诗和戏剧介绍给罗马社会并使希腊的诗体，韵律适合于拉丁语言。通过他和许多其他同时代翻译家和后人的努力，古希腊的喜剧风格对后世欧洲的喜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安德罗尼柯后的著名翻译家、剧作家和诗人主要有涅维乌斯（Gnaeus Naevius）和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与安德罗尼柯齐名，有人称为古罗马文学创作和翻译方面的三大创业元勋。

早期翻译家的目的主要是介绍希腊文化，西塞罗则打破了翻译不问理论的局面，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因而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理论家。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3），翻译家，同时又是古罗马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和修辞学家。他对翻译理论的阐述，主要见于《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与恶之定义》。他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说：“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来进行翻译的，保留相同的思想和形式……，但却是用符合我们表达习惯的语言。在这一过程中，我认为没有必要在翻译时字当句对，而是保留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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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的风格和力量。因为我认为不应当像数硬币一样把原文词语一个个‘数’给读者，而是应当把原文‘重量’‘称’给读者”。这段话成了西方翻译界的传世名言，特别是其中关

于解释员式翻译与演说家式翻译的区分，成为西方翻译理论起源的标志性语言。

古罗马后期，随着文学创作衰退，文学翻译不如以前活跃。统治阶层为挽救濒于崩溃的帝国，收拢人心，加紧了对教的利用。此阶段的宗教翻译构成了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二大高潮。这一时期翻译家最有影响力的认为乃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

哲罗姆St.Jerome被认为罗马神父中最有学问的人，早期西方教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大约在405年，哲罗姆翻译出包括《旧约》和《新约》在内的拉丁文《圣经》，称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即Vulgate。这次翻译获得了巨大成功，它结束了拉丁语中《圣经》翻译混乱现象，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圣经》译本，并在后来成为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

在古代翻译家中，以哲罗姆的翻译方法最系统最严谨。他陈述的原则和方法归纳为：

1． 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而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

2． 应区分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用易于理解的风格传达原作的思想。但在《圣经》翻译中，则不能一概采用意译，而主用直译。

3）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的正确的理解。认为，正确的翻译要靠知识而不靠上帝的感召。

奥古斯丁St.Augustine是罗马帝国末期教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丁没有从事 5

过大量的翻译，但对语言学问题颇有研究。他的理论大致如下：

1） 译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通晓两种语言；熟悉并“同情”所译题材；具有一定校勘能力。

2） 翻译中必须注意三种风格：朴素，典雅，庄严。其选用主要取决于读者的要求。启蒙的采用朴素的风格；给受过教育的读者重点颂扬上帝时采用典雅的风格；给所有读者翻译重在规劝、指引的采用庄严的风格。

3) 翻译中必须考虑“所指”“能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如果所用译词与原词能追溯到同一个所指或基本相同的所指，那就达到了翻译中的对等。

4) 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词。奥古斯丁比哲罗姆更倾向于直译，把着眼点落在词形式和结构上。

5) 《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

西方古代翻译，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迄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覆灭。经过七百多年，出现两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荷马史诗和戏剧首次介绍到罗马，从而促进了罗马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第二阶段即大规模的宗教翻译阶段中，《圣经》等神学著作翻译取得与世俗文学翻译并驾齐驱的地位，并在以后较长时间里超过了世俗文学翻译，成了西方翻译的主流。

西方最早对翻译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也追溯到这个时期。西塞罗明确提出直译和活译的问题，文学家和翻译家们就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先后形成了以西塞罗、贺拉斯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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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活译派，以斐洛和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直译派，以哲罗姆为代表的活译直译兼用即折中派。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西方的翻译也逐渐转入低潮而过渡到中世纪。

二．中世纪翻译

中世纪历史，一般从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至15世纪文艺复兴时止。就翻译史而论，主要有三大标记：初期翻译家波伊提乌，中期的托莱多“翻译院”和末期的名族语翻译。

中世纪早期：

中世纪初期，拉丁语仍是翻译创作的语言，翻译的内容已开始脱离古代后期清一色的宗教内容。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提倡翻译介绍古希腊哲学著作。中世纪初期，翻译领域的中心人物是波伊提乌。

曼里乌.波伊提乌Manlius Boethius罗马帝国灭亡后前几个世纪中最重要的神学家、政治家、哲学家和翻译家。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对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加以否定，转向希腊哲学寻找精神食粮。他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基本原则介绍到西欧，引起一股研究探讨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热潮，对中世纪的学术界、理论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尽管波伊提乌对翻译问题发表过一些观点，但他更倾向于翻译实践，主张翻译凭经验而不是凭理论。于是西方翻译发生了一大转折：古代奥古斯丁等人的理论被埋没，继之以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的严格的客观和实用主义，直至中世纪末，翻译理论问题的研究才又成为学者们所普遍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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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罗马帝国的兴盛，教会势力进一步扩大。教会为了垄断欧洲的文化，加强对各国人民的精神控制，一方面在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大批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另一方面向各新生国家派遣传教士。传教士带来了教，使普通老百姓更多地接触到《圣经》。由于不懂拉丁文，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用民族语翻译《圣经》。民族语的翻译便应运而生。800年前，出现了第一部《圣经》德译本，这就产生了最早的德语翻译，译文也成为德语最早的文章。

尽管在波伊提乌之后和中世纪末期这段时间里，翻译理论研究没有大的起色，但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作品里，仍可看到中世纪早期翻译中较为流行的观点。突出的有两个：阿尔弗列德国王和阿尔弗里克。

阿尔弗列德国王King Alfred是英国早期有学问的君主，他在国内建立寺院，引进教师、学者，组织一批人把大量的拉丁语作品翻译成英语。本人也是一名多产的译者，他对原作采取一种随心所欲的态度，按照他的观点，译者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赋予翻译以极大的灵活性。创作可看做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活译”。

阿尔弗里克Aelfric 另一位较有成就的翻译家和理论家。用英语译出《圣经 创世纪》、《圣徒传》等作品。他的翻译实践类似与阿尔弗烈德，采用面向民众的原则和方法。他多用意译，少用逐词对译。他的的目标是使译文“简单易懂”，他不用华丽的词藻，也不用人们不熟悉的词语，只用“属于民族语言，意思清楚明了的词语”。在翻译《圣经》时，他提出拉丁习语必须让位于英语习语的原则。他提出这些主张，显然是要译者时刻考虑读者，尽可能是作品富有吸引力。为了使译文通俗易懂，常常有意删减原文的内容。

中世纪中期托莱多“翻译院” 8

七八世纪，阿拉伯人向外扩张，征服了希腊。大批叙利亚学者来到雅典，把希腊作品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然后又把一些希腊原作译成阿拉伯语。阿拉伯学者从各地来到巴格达研究西方文化，翻译希腊作品，使巴格达获得阿拉伯“翻译院”的称号，成为阿拉伯人的学术中心。

所以，公元9世纪和10世纪，巴格达城是一项浩大翻译事业的中心，其目标是将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译为阿拉伯语。这一活动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带来这地区当时的文化和思想剧变。可以说， 在某种程度上，中世纪阿拉伯学术的兴起，应归功于希腊文化。而这一时期的阿拉伯著作又被后来的欧洲学术界翻译成拉丁文，并进而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

11世纪中叶，阿拉伯语作品大量涌向西班牙，西班牙的托莱多，成为欧洲的“翻译院”，从阿拉伯语将大量的希腊作品译成拉丁语。如果说公元9世纪的巴格达是阿拉伯的“翻译院”，那么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的托莱多就是西方的“翻译院”了。（ 通常我们所说的“托莱多翻译院”曾被用来特指12世纪和13世纪西班牙繁荣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托莱多）。

西班牙历史古城托莱多是西欧宗教与文化中心之一，曾一度置于穆斯林统治下，成为穆斯林文化重镇。从11世纪中叶起，西方各国学者纷纷前往托莱多，从事拉丁语的翻译活动，到12世纪初形成高潮。翻译活动主要集中于希腊和阿拉伯世界的哲学和科学成就：医药、数学星象学。

托莱多翻译院三大特点：

翻译活动始终得到教会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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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作品主要是希腊作品的阿拉伯语译本，其次是阿拉伯语原作和希腊原作；

托莱多是当时西班牙的教育中心和穆斯林学术中心。

托莱多大规模翻译的历史意义：

标志着教和穆斯林教之间罕有的一次友好接触。

带来了东方人思想，传播了古希腊文化，活跃了西方的学术空气，推动了西方文化发展。

由于许多译者同时也是学者，在托莱多讲授各种知识，托莱多成为当时西班牙以至西欧的教育中心，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西班牙中北地区第一所大学的前身。

托莱多翻译院对科学和哲学传入中世纪的欧洲发挥了重要作用。无疑，这个时期的译者彻底改变了西方的知识结构。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激发了新兴大学的学术思想。对阿拉伯重要学术著作的引介拓宽了欧洲的知识广度，从而使他们对世界有了更综合性的看法。西方世界通过翻译逐渐了解了阿拉伯命数法、代数学、托勒密的天动说等，同时还有希腊和阿拉伯的医学体系。在这一系列活动中，翻译与创造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时期产生了对知识的更新和生长的动力。

托莱多翻译活动代表了西方翻译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可视为西方翻译史上第三个高峰。

中世纪末期翻译和民族语言翻译 10

此前曾有民族语翻译的《圣经》和世俗文学，但仅仅是开始。用民族语从事大规模的翻译到中世纪末期（13-15世纪）才出现。

12世纪之时，教会谴责甚至来禁止人们阅读民族语《圣经》，以期置民族语翻译于死地。但随着人文主义兴起，无论世俗文学的民族语翻译还是《圣经》的民族语翻译，从13世纪起已在欧各国开始形成高潮。从另一方面说，大规模的民族语翻译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民族主义的高涨而开始的。

在法国：王室专门雇佣译员专门为朝廷翻译各种拉丁语，希腊语作品。宫廷译员最突出的是尼古拉.欧雷斯米（Nicholas Oresme），于1377年译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地当时法国的翻译界和哲学界影响很大。

在意大利，民族语的翻译规模虽不大，但影响不亚于其他国家。大诗人但丁（Dante，1265-1321）发表有关翻译和民族语的论述。《论俗语》中，但丁对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等问题做了精辟阐述，对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和用民族语从事翻译的问题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在《飨宴》中除了盛赞俗语优点，还对翻译问题做了明确论述，得出了文学作品不可译论。这是最早关于文学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问题的讨论。

另一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是利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布鲁尼最受欢迎的作品是用拉丁语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同时他还对理论问题卓有建树，除在各种译序中谈论翻译外，还发表一篇《论正确的翻译方法》的论文，对翻译理论问题做专门论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布鲁尼作为中世纪末、文艺复兴初期西方翻译理论的权威地位。他的见解主要如下：

1） 译者应当尽可能模仿原作风格，像亚里士多德用希腊语写作那样，用译语进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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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2） 任何语言都可用来进行有效的翻译；（认为语言差异在翻译中不可逾越的障碍是译者用来掩盖自己能力低下而放出的烟幕。）

译者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才能做好翻译。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里写的东西正确的转移到另一种语言。要做好翻译，译者的第一任务就是获得对所译语言的知识。译者第二任务，是掌握译入语言，获得完全驾驭译入语言的能力。

概括而言，布鲁尼以译者、译文语言为中心，强调译者在处理原作方面的自由，这实际上是人文主义思想在翻译中的显现，因此，布鲁尼也可被视为认为西方翻译史上人文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

中世纪末期的德国，民族语的翻译虽普遍展开，但拉丁语的作用仍占重要地位。拉丁语是教会、大学和文学家的语言。德国的文学家们模仿拉丁语的“高雅”风格而不用朴素的风格写作，占主导的是逐词对译对译，拉丁语中成分的运用、动名词等语法范畴便是这一时期通过翻译、模仿而移植到德语中的。最突出的是维尔。

尼古拉斯.封.维尔Nicolas von Wyle，是一名大学语文教师，在1478出版的译文集，有篇论述翻译原则和方法的序言，是德国早期翻译理论的重要文献之一。

他引用名家言论来印证自己观点，为逐词对译辩护，其翻译观要点是：

1） 准确翻译拉丁语能得出最优美的德语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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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逐词对译能推广拉丁语。

3） 为了忠实原文，宁可牺牲译文的易懂性。

但当时主张意译的大有人在。意译派主张发展民族语的风格，实用人民大众活的语言，直译派则主张模仿拉丁风格，实用“高雅”的贵族的“文书腔”。意译派关于翻译中应使用人民大众的通俗语言的方法，真正代表了德语的发展方向，在16世纪路德的翻译中达到顶峰。

在英国，这一时期最优秀的英语译者是大诗人杰弗利.乔叟。

杰弗利.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81年，他把薄伽丘的《菲洛斯特拉托》翻译改编成长诗《特罗伊勒斯和克丽西达》。后来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又以薄伽丘的作品为基础，改编了《骑士的故事》、《弗兰克林的故事》、《法庭差役的故事》和《大学生的故事》。此外，他还译出《玫瑰传奇》、《贞洁女人传奇》和波伊提乌的全部作品。由于这些译作或者说这些经过改写、重新创作的译作，乔叟当时被人誉为“翻译大师”。乔叟的翻译为英国翻译打开了广阔前景，并为确立英语成为文学语言，对英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英国中世纪后期第二大类翻译是宗教文献的翻译。与传奇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译作之一是威克利夫倡导翻译的英语《圣经》。

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是14世纪英国著名神学家，哲学家，作为英国宗教改革奠基人，他从1380年主持翻译英语《圣经》，于1382年译出。这是一部完整的《圣经》英译本，他倡导翻译的英语《圣经》引发激烈争论，第一它是威克利夫异教思想的鼓舞下翻译的；第二它面向平民百姓，成为他们反对教会当局的武器。但他的观点和英译本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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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教会日益强烈的反对。但到十五世纪威克利夫的译本广为流传，成为当时唯一的英译本。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

文艺复兴运动于14世纪末始于意大利，15、16波及至欧洲特别西欧各国。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和科学的重新发现和振兴。它是一场思想和文化上的大，以传播人文主义思想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涉及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标志着文学艺术上的大发展，同时也是翻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德国翻译与路德：

16世纪德国翻译的主流仍然是古典文学和宗教作品的翻译，对文学研究采取新方法、翻译理论提出新见解的杰出代表之一是伊拉斯谟。

德西德利乌.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北欧文艺复兴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翻译多部古希腊作品，他的《圣经.新约》对照本，轰动整个西欧学术界。其译文准确，风格优美，关于翻译的观点主要如下:

1） 必须尊重原作,因为任何译本都无法译出上帝的语言。

2） 翻译者必须有丰富的语文知识，读懂古典文学，学习希腊语的修辞等。

3） 风格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朴素语言译朴素语言，以高雅风格译高雅风格。

4） 风格的性质还取决于读者的要求。他在《新约》的译序中，写过一段常为人们引用的名言：“但愿每一个妇女都能读到圣保罗的福音和使徒行传，但愿能把它们译成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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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仅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懂得，而且也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懂得。但愿农夫能在梨边吟诵《圣经》，织工能在织布机边用《圣经》驱散心头的烦闷，旅行者能用《圣经》消遣以解除旅途的疲劳。”

马丁 路德Martin Luther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和翻译家。他先从希腊语译出《新约》，于1522年出版，后从希伯来语译出《旧约》，于1534年出版。在翻译中，路德遵循通俗、明了、能为大众接受的原则， 译文被誉为“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它不仅对德国人的生活和宗教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创造了为民众所接受的文学语言形式，对德国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路德的《圣经》德译本是西方翻译史上对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了巨大而直接影响的第一部翻译作品。与古希腊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古罗马第一位翻译家安德罗尼柯的《奥德赛》、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齐名，在西方翻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

他的翻译观点可归纳如下：

1） 翻译必须采用人民的语言。他认为，翻译中必须使用地道的德语，而不是拉丁化的德语。“要弄清怎么讲德语，就必须去问家中母亲、街头孩童及街市之贫民百姓，观察他们怎么说话，然后照此翻译。”

2） 翻译必须注重语法和意思的联系。提倡从文字上对原文进行详尽的研究，反对凭上帝感召的说法。

3） 翻译必须遵循七条原则：可以改变原文的词序；可以合理运用语气助词；可以增补必要连词；可以略去没有译文对等形式的原文词语；可以用词组翻译单个的词；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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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用法译成非比喻用法，把非比喻用法译成比喻用法；注意文字上的变异形式和解释的准确性。

4） 翻译必须集思广益。认为“翻译不能独来独往，因为正确、恰当的词不总是被一个人想到”。

法国翻译和阿米欧及多雷：

法国翻译高潮从16世纪才开始。 15世纪末，但丁、比特拉克、薄伽丘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文学作品传到法国，促进了法国人文主义运动的发展。复古之风开始盛行，学者向往古代拉丁希腊作家。在古典文化的吸引下，人文主义者掀起了一股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热潮，致力于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并相继把大量的古典作品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翻译称法语。

在十六世纪法国的翻译高潮中，有两个人的贡献极为突出，“翻译之王”阿米欧和翻译理论家多雷。

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翻译过古典希腊、罗马的文学名著，但由于译作的巨大影响极其在翻译中追求“试与原作媲美”的豪情壮志，一般文学史上把他视为作家。成名之作是《名人传》，译于1559年，先后花17年的功夫译成。译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给同时代和后世法国乃至西欧其他国家的作家，如拉辛和莎士比亚，提供了创作的素材。著名的同时代法国作家蒙田曾高度评价阿米欧的功绩，认为没有他的译作，法国人谁也不会懂得写作：“如果不是这本书把我们从泥潭里拔出来，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就完了”。

阿米欧在翻译中所遵循的准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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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必须吃透原文，在内容的移译上狠下功夫。

2） 译笔必须纯朴自然，不事藻饰。

他强调内容和形式，意译和直译的统一。他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把人民语言和学者熔于一炉。翻译中，向希腊语和拉丁语借用并同时创造了大量政治、哲学、科学、文学、音乐等方面的词汇，大大的丰富了法语词汇。当时法国的语言还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全国还没有统一的法兰西语，其译本对法语的纯洁化、标准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译本独具一格的文学风格，后来成为蒙田在内的十六世纪末作家仿效的对象。

十六世纪法国翻译理论方面的重要人物是多雷。多雷在10年发表一篇富有创见的翻译研究论文，成为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提出翻译理论的人。

艾蒂安.多雷Etienne Dolet法国里昂的语言学家，古典研究学者、印刷商。他曾撰写、翻译和出版了许多关于语言、历史、哲学的论著。因被指控“曲解”柏拉图的一部著作、使译文含有否认灵魂不死的意思而犯有信奉异教罪。后被定为顽固不化的无神论者，经过严刑拷打后被处绞刑，尸体同作品一并被焚。

多雷对翻译的贡献除几部译作和论述希腊语、拉丁语的专著外，主要在于他10年发表的《论如何出色地翻译》。

艾蒂安.多雷Etienne Dolet 法国里昂的语言学家，古典研究学者、印刷商。他曾撰写、翻译和出版了许多关于语言、历史、哲学的论著。因被指控“曲解”柏拉图的一部著作、使译文含有否认灵魂不死的意思而犯有信奉异教罪。后被定为顽固不化的无神论者，经过严刑拷打后被处绞刑，尸体同作品一并被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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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雷对翻译的贡献除几部译作和论述希腊语、拉丁语的专著外，主要在于他10年发表的《论如何出色地翻译》。

Dolet （10）set out five principles in order of importance as follows:

1 The translator must perfectly understand the sense and material of the original author, although he should feel free to clarify obscurities.

2 The translator should have a perfect knowledge of both SL and TL, so as not to lessen the majesty of the language.

3 The translator should avoid word-for-word renderings.

4 The translator should avoid Latinate and unusual forms.

5 The translator should assemble and liaise words eloquently to avoid clumsiness. （Munday, 2001)

他的翻译的基本原则：

1） 译者必须完全理解所译作品的内容。（忠实原作意思）

2） 译者必须通晓所译语言和译文语言。（对译者的语言要求）

3） 译者必须避免逐词对译，因为逐词对译有损原意的传达和语言的美感。（提倡活译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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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译者必须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强调使用民族语言和习惯用法的重要性）

5） 译者必须通过选词和调整词序使译文产生色调适当的效果。（风格与原文一致）

英国翻译和诺思、弗洛里欧、荷兰德、查普曼：

16世纪初英国文艺复兴开始蓬勃发展，以16中叶到17世纪初的伊丽莎白时代1559-1603) 为鼎盛时期，也是英国翻译史第一个大发展时期。

整个伊丽莎白时代最著名的译作是《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名人传》），译者诺思。

托马斯.诺思Thomas North16世纪下半叶，英国著名的翻译家。《名人传》是他于1579年翻译的一部划时代的优秀译作，译自阿米欧的法译本。像阿米欧的法译一样，诺思的英译本也是在普鲁塔克原作题材基础上写出的另一杰作。正如阿米欧的《名人传》是他自己的《名人传》，诺思笔下的《名人传》也成了诺思自己的《名人传》，译笔朴素流畅，优雅地道，如果不看书中情节，读者很可能会把它当成英语原著。译本得到莎士比亚的赞扬。莎士比亚在创作希腊、罗马悲剧好时，都取材于这一译本，并几乎原封不动地借用了译本中的语言。这是翻译对文学创作的一大贡献。《名人传》所用的散文体新颖优雅，既不呆板也不怪诞，成为英语翻译史上的不朽典范。

约翰.弗洛里欧John Florio以翻译蒙田的《散文集》著称，译于1603年，是弗洛里欧的主要译作。无论在文字或风格上，译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影响不亚于诺思的《名人传》。译文的最大贡献：第一次向英国作者揭示了散文集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存在。

菲尔蒙.荷兰德Philemon Holland：是十六世纪英国最杰出的翻译家，所译作品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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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超过其他同时代的译者，与诺思和弗洛里欧相比，荷兰德在英国翻译界享有更大的名气，被誉为伊丽莎白时期的“总翻译家”（translator general），真正懂得“翻译的秘诀”。

荷兰德的翻译由两大特点：翻译必须为现实服务，强调译作内容的实用性；翻译必须讲究风格，原作风格必须在译文中得到反映，不同的作品采用不同的风格。

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1611年译完《伊利亚特》，1616年译完《奥德赛》，其译者成为当时的文学杰作。无论是在内容还是风格上，译作都不完全符合原著，他改造了诗中的人物性格，增添了道德说教的成分。查普曼作为译者是不无瑕疵的，但作为诗人是无可指摘。他的翻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主要原因是他具有诗人非凡的创作才能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16世纪英国《圣经》翻译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廷代尔和富尔克

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一位博学多识的人文主义者、新教改革家。1523年他从新教徒立场出发，从希腊语翻译《新约》。1525年刊行，后反复修订，多次出版。1536年被以奉异教的罪名而处以火刑。

廷代尔译本的最大成就是它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各方面的需要，融三种因素为一体，以通俗易懂为重点，并嵌入希伯来语的特色，开创了独特的《圣经》英译风格。

威廉.富尔克William Fulke：1859年发表《为忠实英译<圣经>辩护》。翻译思想主要为为：1） 翻译可与信仰无关。译者的力量在于他是否有坚实的语言能力，而不在他是否信奉上帝。2） 《圣经》翻译必须尊重语言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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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翻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大特点：

西欧各民族语的翻译得到了平行的，的发展。拉丁语的使用不过是支流。文艺复兴标志着民族语的翻译已稳固的登上了历史舞台，标志着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业已脱离“黑暗的“中世纪而向前迈了一大步。

西方翻译简史（Continued）

四．近代翻译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翻译在17至19世纪继续向前发展，翻译的声势虽不如文艺复兴时期浩大，但所译题材不仅涉及古典作品，而且其广度比文艺复兴时期有过之无不及。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整个西方翻译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因此，从许多方面看，西方各国在近代即17至19世纪的翻译，特别是翻译理论研究，构成了西方翻译史上又一重要发展时期。

17世纪法国文学中产生了古典主义潮流，作家们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上都以古代希腊罗马为学习的楷模。翻译家们受古典主义思潮的影响，大规模从事古典作品的翻译。在翻译方法上出现了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派。前者极力推崇古人的文学风格，并讲究译作风格的优美，而不甚注重原作的精神实质。后者往往任意增删原文内容。

在英国，17世纪初出版名震西欧的《钦定圣经译本》，这是47人的集体成果，是英语翻译史上的一次壮举，同路德的《圣经》德译本一样，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促进了现代英语发展。在文学翻译方面，最出色的有谢尔登译的《堂吉诃德》，厄克特和莫特克斯译的《巨人传》，德纳姆译的《伊尼特》，考利译的《品达歌集》和德莱顿译的大量典籍。尤其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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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下半叶，翻译理论研究逐渐加强。罗斯康芒《论翻译的诗》，德莱顿发表大量有关翻译理论问题的论文和序言，提出了不少创见，独占当时翻译理论的鳌头。

18世纪，在英国，古典主义仍有相当声势，出现蒲伯、柯珀两个代表不同流派的翻译家。特别是蒲伯的荷马史诗英译，一度被奉为标准的译本。在法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所有的重要启蒙思想家几乎都到过英国，并把英国进步思想和文学艺术介绍到法国，最突出的是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

从18世纪下半叶起，随着英国工业兴起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发展在各民族语言中大量涌现。从某些方面来看，18-19世纪最好的翻译作品在科技领域，而不是文学和宗教领域。

18世纪，不准确的翻译盛行，但就翻译理论而言，是西方翻译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理论家们开始摆脱狭隘的范围，提出较为全面、系统，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模式。法国巴特从文学和语言学角度，提出了一整套实现准确翻译的原则。英国的坎贝尔和泰特勒从理论的高度，先后提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翻译原则，尤其是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可视为西方翻译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善的翻译理论专著。

随着文学中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 19世纪的翻译开始把重心从古代作品转移到近代或当代作品上来。弥尔顿、哥德、席勒、雨果等人的作品陆续互译成西方各国文字，对各国浪漫主义的相互促进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翻译理论界，英国的阿诺德和纽曼围绕荷马史诗翻译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争论，活跃了学术讨论的气氛，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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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世纪，翻译理论研究中心在德国，以歌德、施莱尔马赫、洪堡、荷尔德林为代表的翻译理论家从文学以及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多层次的探讨，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科学的途径。

在19世纪的，涌现了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人提出的各种文艺学翻译理论和观点，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大发展。

法国翻译和巴特： 在法国，17世纪文学中产生的古典主义思潮，18世纪出现的汉学高潮，19世纪对西方各国当代文艺作品的介绍，都与翻译的蓬勃发展相联系。

17世纪，复古之风盛极一时，其表现不仅在于继续翻译古典作品，而且主要在于环绕古典作品的译法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古今之争”。有的译者厚古薄今，讲究字随句摹，推崇所谓的准确译法，有的译者厚今薄古，任意发挥，采用相反的译法。

17世纪法国最著名的翻译家是佩罗.德.阿布朗古尔（Perrot d’Ablancourt），最出名的译是塔西陀《编年史》，他的译笔练达典雅又通俗易懂，名声大振，经久不衰，所译《编年史》更是家喻户晓，一版再版。但就翻译的方法而言，是自由翻译而不是准确翻译的总代表。

他说：“一个翻译人员能领会词意就足够了，因为要想把所有的词都译出来，那是不可能的。” 阿布朗古尔的主要目的在于迎合当代读者口味。他的特点是，拿一篇原作，抓住大意，不管原来风格如何，只要译文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能使当代读者爱读，收到欢迎，就不惜一切的任意增删内容，能修改就修改，能发挥就发挥，而丝毫不顾及译文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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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影响下，许多译者一味追求译文风格的优美，一些平易朴素的古典作品也被披上了高雅华丽的外衣。

阿布朗古尔的译法受到一些人的反对，被人称为“美而不忠”的翻译，同时“美而不忠”的翻译也成了历代直译派用以抨击活译派的武器。

17世纪后期，法国文学界掀起一场“古今之争”，一些翻译家站在厚今薄古的立场上，在翻译中便有意不准确，另一些翻译家在站在厚古薄今的立场上，在翻译中亦步亦趋地复制原作。

一直到17世纪末，主张自由译法的人占压倒多数，最早提出准确翻译的理论家是17世纪中期的巴歇.德.梅齐利亚克Bachet de Meziriac），他于1635年发表一篇题为《论翻译》的论文，提出译者必须遵循的三原则：

1） 不得给原著塞进私货；2）不得对原著进行删减；3）不得做有损原意的改动。

他指出：“要评价一部译作的好坏，单凭文字优美是不够的。谁都会承认，优秀译者的最大特点是忠实于原作……意大利人说得好，偏离原作意思的翻译不是翻译，而是背叛”。

17世纪最有影响的翻译评论家之一是达尼埃尔.于埃（Daniel Huet），于1661年，写出专著《论翻译》。他认为，优秀译者要达到的目的，是让读者看到原作者本来的面目，是毫无遮盖的显露原作者，而不是给原作涂脂抹粉或乔装打扮；译者不拘泥与字眼，但也不应自作主张赶时髦，改进原作，偏离原意。他说：“这才是最后的翻译方法：译者首先紧扣原作者的意思；其次，如有可能，也紧抠他的字眼；最后尽可能再现他的风格；译者必须仔细研究原作者的性格，不删减削弱，不增添扩充，非常忠实地使之完整无缺，一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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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于埃的论著受到许多现代人的赞扬，斯坦纳称它为“阐述翻译性质和翻译问题的最完整、最有见解的著作之一”。

17世纪围绕荷马史诗的翻译展开了讲究语言高雅的崇古派和注重语言质朴的厚今派之间的一场“古今之争”，针对厚今派对荷马史诗的蔑视态度，崇古派进行了反击，代表人物是安娜.达西埃。

安娜.达西埃(Anne Dacier统称达西埃夫人)，以译荷马史诗而驰名于欧洲文坛对法国作家影响尤甚。达西埃夫人格外推崇荷马的作品，发现有人用不准确的翻译损坏了她所崇拜的偶像，于是决定修复。她于17世纪末，用散文体译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采用准确译法，主词逐句地模仿原作的风格，为树立和恢复荷马在读者心中的高大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国18世纪在翻译理论研究上贡献最大的是夏尔.巴特。

夏尔.巴特（Charles Batteux），是18世纪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最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和翻译理论人物之一。1750年出版的《论文学原则》是翻译领域里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该书成为西方18世纪翻译理论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巴特论述重点之一是翻译中语序的处理问题，他就此提出了12条规则：

1） 原作所说之事不论是事实还是推理，不得改变先后次序。

2） 对原文思想的先后次序，我们应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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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文句子不论多长，在一文中都应保持完整。

4） 原句中的所有连词都应予以保留。

5） 所有副词都应置于动词旁边，或前或后。

6） 对称的句子应当译成对称的句子。

7） 对于色彩斑斓的思想，译文中应当使用尽可能相同的篇幅加以表达，以便保持相同亮丽。

8） 对于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段和言语形式，我们必须在译文里予以保留。

9） 对于人们喜闻乐见的，短小精悍的谚语，必须用谚语加以翻译，或译成可做谚语的语句。

10）释译是不正确的，不完整的，因为释译不再是翻译，而是评论。

11）出于意思的需要，我们必须完全放弃表达形式。

12）原文思想在保持本质不变的情况下，可以用不同形式予以表达。

概括来说，巴特的基本翻译思想是：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的事物思想和用词风格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能对原文做任何增减，不得改变原作的意思。思想上，译文要保持原文色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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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细微差别；风格上，译文要保持原文的激情、风趣和生气；在用词上，译文要自然形象，富有说服力，要选用丰富优雅的词句。原作者是思想用词的绝对主人，译者却不是主人而是原作者的“仆人”，必须处处紧随原作者，如实地反映原作者的思想和风格。否则，译者便不再是译者，而成为作者了。

19世纪法国翻译再掀高潮，大量译了英、德、意、西以及拉丁文学作品，最突出的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如果说18世纪是莎士比亚在法国的白银时代，那么19世纪便是黄金时代。19世纪整个法国出现了莎士比亚热，从1800到1910，法国至少出了八套不同的莎剧全集译本，其中以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Francois-Victor Hugo,1828-1873)的译本为最佳。雨果与1859-1867年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这部译作忠实地保留了戏剧所独有的优美韵律，因此，被誉为法国莎剧翻译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19世纪法国著名的翻译家还有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奈瓦尔（Nerval）、和波德莱尔（Baudelaire）等。夏多布里昂是继阿米欧之后法国又一位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他的译文忠实而优美。他采用直译法所译的弥尔顿的《失乐园》，韵调悠扬，富于诗意，是法国杰出的译作之一。奈瓦尔以译哥德的《浮士德》著称，采用的是散文体。1830年，哥德看了纳瓦尔的译本，大加称赞，说译本比他的原作还要好。波德莱尔是这一时期另一位著名诗人，法国文坛最早译介美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之一，是爱伦.坡的第一个法译者。在1852-1865的13年中，翻译了评论了爱伦 坡的全部作品。波德莱尔在爱伦 坡的作品中找到了他所追求的东西，认为他和作者在精神上一脉相通，因此，翻译起来能和作者心心相印，译文通俗自然，犹如法语创作，并被列为优秀的法语散文经典作品。

德国翻译和施莱尔马赫、洪堡 17至19世纪，德国翻译也有较大发展。特别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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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哥德、施莱尔马赫、洪堡、荷尔德林等著名语言文学大师和理论家，还有瓦斯、蒂克、维兰德、席勒、施莱格尔等杰出翻译家，大量翻译了古希腊、罗马的作品和近代或当代英、法、西等国的文学佳作，使德国成为欧洲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活动的又一中心。

克里斯夫托.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是启蒙运动的重要作家，又是第一个大量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德国人。约翰.瓦斯Johann Heinrich Voss：诗人，1781年，译荷马的《奥德赛》，1793年又译《伊利亚特》，被赞为古诗权威。18世纪、19世纪德国翻译中成就最大的是奥古斯特.维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egel），一位多产的翻译家，他的原则是翻译必须准确，保持原作风格。他在翻译中能熟练地掌握诗的格律和技巧，译笔流畅优美，特别是他所译的莎士比亚剧本，成了德国翻译文学中的宝贵财富。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是近代德国最卓越的文学家，翻译家和一位有卓见的翻译理论大师。其观点大致如下：

1） 翻译往往是不完全的，但无论人们怎么揭短，它仍是世界事物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活动之一，译者是“人民的先知”。

2） 语言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交织的关系，不同的语言在其意思和音韵的传译中有着彼此相通的共性，这就构成了文学作品包括诗作的可译性。是一个强调语言共性的翻译家，认为人类语言之间，即使各自的形态不同，也不会影响相互交流，因为语言所表达的意思是普遍存在的。

3） 朴素无华的翻译总是最适当的翻译。主张不论外国名著是诗体还是散文体，都应该用平易明快的散文体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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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翻译分为三类：传递知识的翻译informative translation；

按照译语文化规范的改编性翻译adaptation，近似于创作;

逐行对照翻译interlinear translation，指译者逐行在原文下写出译文，通过语言上的紧扣原文再现原文的实质，属于逐句直译，不是逐词死译。译者不考虑译文语言的特征，产生一种全新东西，使译文完全等同于原文。这种等同，“不是取代原文，而是译文就是原文”，这样的翻译是一种共生现象，译文既保留原文的特征，又出现一种新的结构。结果是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都会由于这种新的混合物的产生而得到丰富。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教新教哲学家，神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1813年，在柏林皇家科学院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一篇《论翻译的方法》的长篇论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原则和方法问题，要点如下：

1） 翻译分笔译和口译。施莱尔马赫是西方第一个把笔译和口译明确区分，并加以阐述的人。

他指出口译者主要从事商业翻译，笔译者主要从事科学艺术翻译。

2） 翻译分真正的翻译和机械的翻译。所谓真正的翻译是指文学作品和自然科学作品的翻译，所谓机械的翻译是指实用性的翻译。

3） 翻译必须正确理解语言思维的辩证关系。

4） 翻译可有两种不同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是尽可能的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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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翻译和德莱顿、泰特勒: 17世纪以至整个英国翻译史上最重要的译作，是1611年出版的《钦定圣经译本》（Authorized Version）。这是一部卓越的英语经典，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英国唯一的一本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读本。它吸收了16世纪各译本的优点，译文质朴、形象，有声咏之美，发挥了英国民族语言的特点，独具一格，对英国散文、语言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新译本比译文任何译本都更忠实于《圣经》的原则语言，更具有学术性。

在文学翻译方面，温特华斯.狄龙（Wentworth Dillon），通称罗斯康芒(Earl of Roscommon)，他于1684年用诗体写了本研究翻译的论著，题为《论翻译的诗》（Essays on Translated Verse），他在书中提出译诗原则，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1） 译者不仅自己是诗人，而且还必须具备所译诗人那种特殊的天赋。

2） 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必须建立一种“友谊”。所谓友谊，就是译者在翻译之前，必须首先检查自己的情趣，热忱于哪方面的题材，然后寻找与自己情趣、热忱以及风格相符的诗人，像择友一样地选择原作者。只有认准了作者，同作者建立了一种和谐的关系，译者才能更加熟悉、亲近、喜爱作者，在思想、言语、风格和灵魂上与作者保持一致，也只有这样才能像原作一样提供优秀的译作。

3） 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以透彻理解原意、忠实原作实质为总则，既不提倡死扣字句，也不得任意发挥，脱离或改变原作风格。简言之，总的原则是，一不改，二不增，三不减，增减相比，宁减勿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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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英古典主义流派创始人，复辟王朝桂冠诗人，17世纪最伟大的翻译家。德莱顿对翻译的贡献超出前人和同时代其他人，既有大量译作，又有系统的理论。德莱顿的翻译风格因人而异，文字平易流畅，在17世纪的文学和翻译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翻译原作：

1） 翻译是艺术。因此，译者必须像艺术家一样，具备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和表现力。优秀的译者必须尽一切可能使原作迷人，做到美的相似。明确指出翻译是艺术并加以阐述，这在英国史上还是第一次。

2） 翻译必须掌握原作特征。他同意罗斯康芒观点，认为译者不应只了解原作的语言，还必须懂得他的具体思想和表达特征，因为正是这种特征才使他具有个性而却区别于其他作者。译者必须善于区分并再现这些特征，使所译作品保持鲜明的个性。

他还认为要作一名优秀的诗译者，译者必须首先是一名优秀的诗人。特别是特征上，译者必须与原作者类同。即译者与原作者间必须保持一种亲近关系，同罗的“友谊”关系，才能把原作译得有血有肉，充满活力。

3） 翻译必须考虑读者。

4） 译者必须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译者在译文的措辞上有某种自由，但意思上却受原文严格约束的。德莱顿把译者比作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

5） 翻译可以借用外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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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翻译分为三类：A.词译（或逐词译metaphrase）B.释译（paraphrase）C.拟译（imitation）

'metaphrase': 'word by word and line by line' translation, which corresponds to literal translation;

'paraphrase': 'translation with latitude, where the author is kept in view by the translator, so as never to be lost, but his words are not so strictly followed as his sense'; this involves changing whole phrases and more or less corresponds to faithful or 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

'imitation': 'forsaking' both words and sense; this corresponds to Cowley's very free translation and is more or less adaptation.

Dryden criticizes translators who adopts metaphrase, as being a 'verbal copier' (Dryden 1680/1992: 18). Such 'servile, literal' translation is dismissed with a now famous simile: \"Tis much like dancing on ropes with fettered legs - a foolish task.' （翻译既抠字眼又要译的好是不可能的……就好比带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跳舞的人可以小心翼翼避免掉下来，但不能指望他的动作优美。）Similarly, Dryden rejects imitation, where the translator uses the ST 'as a pattern to write as he supposes that author would have done, had he lived in our age and in our country' (p. 19). Imitation, in Dryden's view, allows the translator to become more visible, but does 'the greatest wrong.., to the memory and reputation of the dead' (公正地说，拟译是译者表现自己的最好方法，但他对九泉之下的作者的英灵和声誉，却是一种莫大的不公。拟译过于脱离原作面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创作而不是翻译。) Dryden thus prefers para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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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ing that metaphrase and imitation be avoided.

他主张折中，采取介于过于随便与过分呆板之间的释译，在释译中，译者重意不重词，原作的意思不可侵犯，在词语表达上译者可以有某种自由，译者可以改变原作的外观，但不可改变或毁坏它的实质。

德莱顿的翻译实践和理论是17世纪英国翻译史上的最高峰。他的翻译三分法，对西方传统翻译两分法，即意译和直译的区分法的一个重要的发展。

18世纪的翻译家，首先应该是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这个时期英国最重要古典主义诗人和讽刺家，又是最著名的荷马史诗翻译家。他认为，翻译上乘佳作，采用直译肯定行不通，采用草率的活译即拟译法，把原作变成现代作品，便会丧失古老原作的精神。且他强调译者必须在最大程度上终于原作，不要企图超越原作者。

接近18世纪末，翻译理论发展史出现了突破。理论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零散的观点和方法，而开始出现全面、科学而系统地论述翻译问题的大部头专著了。首先带来突破的理论家是坎贝尔。

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1719-1796），他在翻译理论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第一次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

1） 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意思

2） 在符合译作语言特征的前提下，尽可能的移植原作者的精神和风格

3） 使译作像原作那样自然、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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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thing…is to give a just representation of the sense of the original…The second thing is, to convey into his version, as much as possible, in a consistency with the genius of the language which he writes, the author’s spirit and manner…The third thing is, to take care, the version have at least, so far the quality of an original performance, as to appear natural easy.

这三大原则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然而事隔一年，1790年英国出版一部名为《论翻译的原则》的专著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书中也提出了三项原则，与坎贝尔的如出一辙，但其影响超过了坎贝尔。

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1747-1814），在1790年发表的《论翻译的原则》中，首先给所谓“优秀的翻译”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在“优秀的翻译”中，“原作的优点完全移植在译作语言之中，使译语使用者像原语使用者一样，对这种优点能清楚地领悟，并有着同样强烈的感受”（That in which the merit of the original work is so completely transfused into another language as to be as distinctly apprehended, and as strongly felt, by a native of the country to which that language belongs as it is by those who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work）。接着，泰特勒依据这个定义提出了翻译必须遵循的三大原则：

1） 译作完全副写出原作的思想；

2） 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

3） 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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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tler (1797: 15) has three general 'laws' or 'rules':

1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2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 that of the original.

3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

泰特勒认为，译者要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就必须精通原作的语言，并十分熟悉所译题材。在原文意义暧昧不明和含有歧义的地方，译者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力，选择与上下文连贯或与作者常用思想方式和写作风格最相符的意义。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有对原文略加增减的自由，但增补的内容必须与原作思想有必不可少的联系，并实际上能加强原作的思想。不能增加任何与原作者的特殊思想和表达方式不相符的东西。删减的内容则应是句子的次要成分。

泰特勒还论述了其他许多翻译问题。总之，泰特勒的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它不仅是英国翻译理论史，而且也是整个西方翻译理论史上一座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他所提出的翻译三原作，一直为不少人奉为圭臬。

十九世纪杰出的、也是英国整个翻译史上最优秀的译作之一，乃是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从波斯语翻译的莪默 伽亚谟（Omar Khayyam）的《鲁拜集》（Rubaiyat）。《鲁拜集》是十二世纪的作品，菲茨杰拉德发现原诗中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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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圣经》中某些章节有相似之处表达了19世纪一些作家想表达而没有完全表达出的思想，于是着手翻译。他把一些粗鄙的部分删掉，把表达同一意境而散见于各节的词句并到一起，把表达全集思想的几首改写一遍，最后还把其他波斯人的几篇塞进这个集子。译本于1859年出第一版，读者寥寥无几。1878年，菲茨杰拉德对译本做了第三次修订，增添了译诗，终于名声大震，获得巨大成功。在19世纪20多年里，这个译本翻印了25次，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

他出版《鲁拜集》的主要贡献在于：

1） 他通过模仿原诗格律，为英语创立了一种新的诗体，该诗体由四行组成，每行为五个音步，第三行不押韵。

2） 他使英国读者了解到东方国家的一些情调。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通过一种奇迹般的、坚忍不拔的聪明才智，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波斯诗人脱胎换骨变成了厌世的应该天才”。

在19下半叶，文艺界在荷马史诗的翻译问题上展开了著名争论，这场争论有两个特点：

1） 它是两位学者之间展开的，争论者指名道姓，相互发表严厉的批评和反驳，这是16C富尔克和马丁就《圣经》翻译发生争论后英国翻译史上发生的又一场翻译大争论。

2） 争论者的措辞有时虽然偏激，使学术争论变得有点像个人恩怨之争，但争论始终是严肃深刻的，它不仅涉及到荷马史诗的翻译问题，而且澄清了许多翻译的一般性理论和原则问题，提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对二十世纪的翻译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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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伦敦大学拉丁语教授纽曼（Francis W. Newman），抱着为为一般读者而译的目的，出版《伊利亚特》。译本出版后不久，诗人、评论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于1861年写了一篇题为《论翻译荷马作品》的长文，评论了纽曼的译作；纽曼不服，也写了一篇长文予以回敬，阿诺德不让步，继而又发表一篇论文，进一步批评纽曼。

阿诺德在以下六方面提出自己见解：

1） 翻译荷马必须首先弄清荷马的特点。

2） 要保留荷马的基本特征。

3） 译诗必须具有诗人的洞察力。

4） 译诗必须译的像诗。

5） 译作必须具有与原作相同的感染力。

6） 检验相同感染力的是学者而不是读者。只有学者才能说出译作是否基本和原作一样，能否给他们以同样的感受。

纽曼观点主要是：

1） 荷马是古人，译时必须再现他是古人，他在英语里必须以古人的面目出现，因此他在翻译中以古词译古词等，以“忠实于原作”。

2） 衡量译作的标准主要是一般读者而不是学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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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翻译是一种折中，原作越是杰出，译作越不能与之相比。因此，衡量译者的尺度不应是“怎样的译者才是最完美的译者”，而应是“谁是缺点最少的译者”。

可以说，两人的理论和观点并无高低之分，而只是截然不同罢了。

五．现代翻译

20世纪以来的翻译，大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划线。战前将近半世纪称现代，战后半个多世纪称当代。

这一时期翻译的特色，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概述：

1）在古典作品的翻译方面，翻译家们不再强调原作的风格高雅，而把译文必须朴素通顺、准确当做衡量译作的标准。

2）翻译的重点，很明显地突出对近当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和北欧各国作品的译介。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和北欧各国的文学有很大的发展，涌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安徒生、易卜生、斯特林堡等世界驰名的伟大文学家和戏剧家。他们的作品引起西欧各国及北美各国文坛的注意；人们竞相学习俄语、丹麦语和瑞典语，并将他们的作品大量译成英、德、法等语言，从而使英、美、德、法各国的文学和戏剧创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各国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翻译家，其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加尼特

康斯坦斯.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1861-1946），是英国本世纪最著名的女翻译家，西方以翻译作品而获得文学家地位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她翻译了几乎所有的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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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典小说，被公认是文学最重要的英译者。

加尼特是位才华横溢、智力超群的女性，17岁便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考试。后来结识了伦敦的者，以惊人的速度从他们那里学俄语，六个月后便只身前往。14年出版第一部译作——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Rudin）。以后几十年，她把几乎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文学的翻译事业，第一个把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译成英语的人，先后翻译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果戈理托尔斯泰等的主要作品，一生共翻译俄70部作品，是翻译作品数量最多的翻译家。译作受到英语读书界的普遍欢迎，并因此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语文学中的俄罗斯文学热。

20世纪上半叶，西欧翻译界除热衷于译介俄罗斯文学外，对北欧文学和戏剧也发生极大兴趣，其中主要包括安徒生、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的作品。毫无疑问，大量译介近代和当代俄罗斯和北欧文学、戏剧作品，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翻译的一个主流。同时，西欧各国近代和当代文学作品的互译，仍有相当声势。

3）开始较多的翻译中国作品，出现汉学热潮。

早在13世纪，应元世祖忽必烈之邀请，罗马教廷派宣教士来华传道，这样由官方打开了东西方文化直接交流之门。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克.波罗（Marco Polo）来到中国，在元朝任职17年，并游历中国各地。《马可.波罗游记》一书描绘了东方的富庶和民俗，是西方第一部以第一手材料介绍中国的著作，激起了欧洲人对神奇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向往。西方在较大范围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到了16世纪末，中国作品开始被人译成西方文字介绍给欧洲读者。据载，现存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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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书西译本是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译成西班牙语的《明心宝鉴》。

最早把中国作品译成欧洲语言的还有利玛窦、金尼阁、郭纳爵、殷铎泽、白乃心、宋君荣、刘应等人。利玛窦在他来华后的28年期间，曾经用拉丁文翻译四书，这大概是四书最早的西译本。五经的第一部西译本是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于1626年在杭州翻译印行的拉丁文本。于1634年来华的葡萄牙人郭纳爵（Ignatiur de Costa）与1659年来华的意大利人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于1662年用拉丁文译出《大学》，后来，殷铎泽译出《中庸》，两人又合译了《论语》，三部译作于1687年收入柏应理编辑的《中国之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出版发行。

1722年来华的法国人宋君荣（Antonius Goubil）译了《诗经》、《书经》、《易经》和《礼记》，所译《书经》被赞为难得的佳译，译作既准确，又保持了原作浓厚的中国色彩。

据考，中国典籍的最早西译，大都出自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之手。在17世纪，这些译本有的从中国传到西方，有的直接在欧洲本土出版。它们的出现大大地促进了西方的汉学研究。到了18世纪，法、意、德等国就逐渐形成小小的汉学高潮。19世纪，英、美、德、法、意、荷等国都有相当多的汉学家。到19世纪末，《四书》、《五经》等中国古籍在各个主要的西方国家都有了译本。

在英国，名震整个西方汉学界的理雅各（James Legge）毕生致力于中国典籍的翻译，共出版了包括《四书》、《五经》、《左传》、《老子道德经》、《庄子秋水篇》等在内的十多部译作，成为19世纪英国最负盛名的汉学研究和翻译大师。

在文学作品的翻译方面，比较突出的译本是17世纪、18世纪法国人马若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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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Maria de Premare）译的元代杂剧《赵氏孤儿》。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一剧，就是依据《赵氏孤儿》的法译本写成的。此外，还有18、19世纪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的中国文学和戏剧《好逑传》、《老生儿》、《玉娇梨》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新中国国际威望的提高，西方更是不断地出现中国热和中国作品翻译热。不仅《四书》、《五经》、《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作一再被译成英、德、法等语言，而且鲁迅、茅盾、巴金等现代作家也被介绍到了西方各国。

20世纪最卓越的汉学家英国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1996），既是翻译家，又是作家、诗人。1916年他的第一部译作《汉诗选译》问世，1918年，发表第二部译作《汉诗一百七十首》，这两部译作都选自唐诗。此外，还于1942年节译了《西游记》，出版了其他汉英译作及有关中国的专著等。韦利的译作在英国翻译史，特别是在东方文化的译介方面，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

西方20世纪另一个杰出的汉学家和翻译家是德国的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自1919年他的第一部译作《卖油郎独占花魁》起，到1961年逝世，他共翻译出版了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40多部。库恩的译作数量多且质量高，译文保持了原作风貌，文字相当优美。对于翻译介绍中国作品、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库恩与韦利齐名，其贡献是巨大的，在西方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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