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研究综述

我国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研究综述

作者：陈鸣珠 卢佳月

来源：《经营管理者·上旬刊》2017年第07期

摘 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脚步的加快，城市社区治理成为学术界热切关注的领域之一。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各个城市社区无法采用同样的社区治理方式，分类治理成为城市社區治理的主要模式之一。本文对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研究总体趋势、分类视角以及分类治理路径进行了简单梳理，以期为我国城市社区分类治理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城市社区 分类治理 研究综述

“社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斐迪南·滕尼斯于1887年在他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美国学者将其翻译为“community”。该词在1933年被费孝通译为“社区”，并沿用至今。迄今为止，社会学家给社区下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在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上达成了共识，即普遍认为一个社区应该包括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范围的地域、一定规模的设施、一定特征的文化、一定类型的组织等多个要素，具有地域性、互动性、共同性等特征。 中国的社区治理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单位制”的社会治理体系逐步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社区自治组织为基础的治理体制。1988年李汉林、王琦等学者首次提出的社区分类的概念无疑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视角，经过不断的实践与探索，我国在城市社区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关于社区分类治理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也逐渐增多，上海模式、江汉模式、沈阳模式成为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最先实验成果。

一、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研究总体趋势

本文利用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作为数据源，并限定以“主题=城市社区治理and关键词=类型”进行检索，时间范围为1992-2016年，检索时间为2017年4月27日，通过人工筛选、去重、删除与城市社区分类治理不相关的文献后，得到有效研究论文241篇。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飞速发展，我国城市社区分类治理逐渐成为我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热点内容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陆续出现相关的学术论文，下文以年发文量指标作为分析标度，对1992-2016年间CSSCI数据库中关于我国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研究总体趋势做出总结。

图一显示，我国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研究经历从起步、稳定到快速发展三个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一是起步阶段（1992-2005年）。1992年吴缚龙首次清晰的提出了城市社区分类的依据以及社区类型，此后的10多年，该研究领域的发文量没有较大的提升，年度发文量均未达到10篇，这说明该阶段是我国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起步阶段。二是稳定发展阶段（2006-2012年）。2006年开始，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相关的文献发表量达到了10篇，从2006年到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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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年间，该领域的年发文量基本比较稳定，虽然有小幅的增减变化，但都维持在10篇以上。这个阶段有更多的学者专家致力于城市社区分类治理领域的研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并且将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三是快速发展阶段（2013-2016年）。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用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因此，自2013年后，社会治理创新成为我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高度关注的内容之一，年发文量总体急速上升，而分类治理作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路径，也成为各大学者关注的焦点。 二、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重要性

从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学术界对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不过，这近30年的探索与研究中涌现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同时也有力论证了分类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趋势之一。

1.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理论意义。城市社区分类治理，即是将社区划分成不同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社区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该治理模式无论是在城市社区治理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型社区不断涌现，各类社区之间的差异化程度也逐渐扩大，社区治理方式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分类治理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这也成为了我国社区治理的重要转折点。我国学者在社区分类的视角、社区分类治理路径方面纷纷提出了多种观点，这不仅丰富了我国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也为因地制宜治理社区提供了理论参考。魏娜（2003）指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是构建在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理论基础之上，郎晓波（2010）也提出，社区分类治理，尤其是公共事务的分类，是合作理论视角下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和趋势之一。陈炳辉（2010）认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是“社区再造”的起点之一，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创新，有助于提高组织效能、适应性等能力，有利于社区治理的变革。

2.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实践意义。我国的城市社区分类治理正处于实践与探索的阶段，郑杭生（2009）提出，由于中国各个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地理等作用下，其城市社区不同类型之间在人口结构、人际关系、资源结构、文化积淀等方面的差异很大，无法用一种统一的管理方式对所有的社区进行治理，因此，分类治理成为我国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隋玉杰（2014）认为，不同类型的社区，其理想的治理结构各有不同，分类治理理论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进程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我国各个地区，如杭州、南京、北京等城市，都逐渐开始实施社区分类治理，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为我国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探索与改进提供了先进的经验。

三、城市社区分类视角及社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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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之一，其前提是分类，而社区分类的前提是明确分类视角或者标准。在不同的社区分类视角下，社区的类型也随之不同。当前学术界对社区的分类有着多种研究视角，主要为以下几种

1.根据社区物质形态的表象进行分类。吴缚龙（1992）是中国最早提出社区分类的学者之一，他从居住与生产的不同关系出发，将城市社区分为四种：传统式街坊社区、单一式单位社区、混合式综合社区、演替式边缘社区。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不断加快，社区类型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也不断涌现出新的社区类型。张鸿雁（2002）在吴缚龙的城市社区分类基础上，新增了新型房地产物业管理型社区、自生区或移民区两个主要社区类型。同时，他提出了旅游型综合社区、“飞地型社区”和虚拟社区等新型社区。王颖（2002）通过对文献和调查资料的分析和归纳，将上海的城市社区分为五种类型：统街坊社区、单位公房社区、高收入商品房社区、中低收入商品房社区和社会边缘化社区。

2.据社区成员结构进行分类。薛德升、曹小曙和曹丰林（2006）以广东省韶关市为例，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生态因子分析法将我国山区资源型大城市的社区划分为七类：人口密集综合功能老城区、高档居住区、城市邊缘混杂居住区、国有大中型企业居住区、农业人口散居区、中等收入家庭迁入居住区、老年人口聚居区。王磊（2011）根据四川城市社区成员的构成结构，将城市社区划分为四种：传统居民社区、农转非社区、商住社区、单位社区。王娟和杨贵庆（2015）根据人口密度、户籍结构、年龄结构和收入水平等社区成员的4个基本属性，加上社区的区位属性，进行叠加分析，确定了上海市的65个重点社区类型。

3.据社区治理结构进行分类。沈毅（2007）以传统的居委会、新型的物业公司（或者业委会）两个主体在社区治理中有无交叉为依据，将社区分为行政主导型社区， 混合过渡型社区， 业主自治型社区， 边缘自生型社区。魏姝（2008）运用以治理网络的扩展、协作的主要形式为维度的二维比较框架，对南京和深圳进行调查，将城市社区分为传统型社区、协作型社区和行政化社区。李嘉靖和刘玉亭（2013）从社区自治视角出发，结合国外及港台地区的主流社区管理模式，将社区重新划分为六大类：行政主导型、议行分离型、权力开放型、组织推动型、社工推动型和义工推动型，并认为国内不同地域的社区应按照不同类型进行治理。例如，西部多民族地区适合行政主导型管理模式，青藏地区可推行议行分离型管理模式等。 4.其他社区分类视角。高永久和刘庸（2005）从民族学的视角出发，依据民族成份、功能特征、民族文化类别、地域特点、宗教信仰、社区管理归属等六个方面，分别将西北民族地区的城市社区进行分类。赵巧艳（2013）则根据是否有主导族群来对民族社区的族群分类维度以及民族社区的文化属性对其进行细分，分别是主导型传统民族社区、竞争性民族社区、现代型民族社区、主导型现代民族社区以及发展型民族社区。熊常君（2014）则从人类学视角出发，依照原住民的比例作将中国社区分为原住民社区、混态社区和移民社区。 四、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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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分类治理是中国社区治理的不二选择，但是在分类治理的路径选择方面，中国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见解。

1.对社区内公共事务进行分类。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重点，即是针对社区内公共事务进行分类治理。学者陈伟东、孔娜娜（2008）认为，社区公共业务分类应根据业务彼此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行，他将社区业务分为六大类：秩序与安全、信息管理、保障性服务、技术性服务、物业服务和社区参与。同时，陈伟东还指出，应该合并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具有的相同职能，同时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卢爱国和曾凡丽（2009）、郎晓波（2010）等学者认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的关键在于明确界定各大治理主体之间的功能边界。卢爱国和曾凡丽提出，城市社区内不同事务采取不同的治理机制，其中社区行政事务采取行政机制，社区公共服务主要采取准市场机制， 社区自治事务采取自治机制。郎晓波根据杭州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将卢爱国、曾凡丽提出的三类公共事务进行细分，并根据社区公共事务供应者与生产者的组合方式，在卢爱国提出的公共事务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增加了志愿机制。

2.对社区内治理主体责任进行分类。如今在社区治理领域，大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政府—社会—市场框架进行治理分析，在社区治理的主体方面，学者们大多认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社区这一治理模式。但是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同时，学者们认为需将治理主体的责任厘清并分类。陈伟东、张大维（2009）从宏观、中观、微观角度，分别阐述了社区事务分类的必要性，并且从微观角度出发，认为社区流程再造是社区事务分类治理的起点，而社区流程再造，即是不同业务由不同组织负责、不同职能由不同组织履行、不同服务由不同组织提供的制度变革过程。孙晓青（2009）从我国城市社区分化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不同类型社区之间，治理主体责任需要有不同侧重，例如，针对边缘型社区，可考虑加强居委会对其管理；针对传统社区，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主，要积极组织业委会，并逐步引入物业公司；针对业主自治型社区，需进一步加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良性互动，协调两者关系等。王巍（2012）指出，社区治理的精细化转型首先需要对政府、社会及自治组织的公共责任进行有序梳分，如此，社区中不同治理主体的职能与责任将呈现出分类互动结构状态。

3.其他分类治理路径。由于社会组织类型的多样化，以枢纽型社会组织为例，范明林、茅燕菲等学者（2015）以上海枢纽型社会组织为例，认为应采取分类治理的思想来协调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事务。此外，陈庆华和高兴武（2015）针对大城市边缘社区的分类治理进行了研究，提出在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体制机制、治理工具与手段方面，需要按照梯度发展进行分类治理。梁波、金桥（2015）基于对上海宝山社区的经验调查，认为需要从社区特定的经济社会形态实际出发，在对社区共治、自治资源统筹配置的基础上，关照到不同社区的不同条件、不同资源禀赋、不同问题，实现针对性的分类治理。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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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社区的分类视角以及城市社区分类治理路径分析研究。有学者从社区的物质表现形态、社区成员结构、社区治理结构等多元化的视角出发，对城市社区进行类型的划分；有学者从城市社区分类治理路径角度出发，采用个案研究及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社区分类治理的关键，如社区公共事务的分类、社区治理主体责任的明晰以及其他分类治理路径。以上研究为我国城市社区分类治理提供了众多可借鉴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但是，由于各城市社区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的不同，社区分类治理模式缺乏一定程度的普适性，同时也缺乏较为系统完善的理论创新。此外，我国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研究多聚集在社区的物质表态层面，缺乏对社区居民心理状态的关照。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型社区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更关注所在社区内的人文环境及居民自身感受。社区分类治理理论作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重要趋势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其研究及理论的完善需要社会更进一步的实践与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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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6倡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6C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