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蓝的眼睛》中爱的缺失

《最蓝的眼睛》中爱的缺失

爱是人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类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托尼·莫里森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描写了在历史、种族、性别等各方面因素作用下美国黑人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爱的缺失,爱的缺失使美国黑人陷入人生悲惨经历的恶性循环,甚至导致人格分裂。莫里森在展示美国黑人所受到的人格戕害的同时也表现了黑人对完整和健康家园的渴望。

标签：黑人家庭;爱的缺失;戕害;人格分裂

托尼·莫里森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其奖项的美国黑人女作家。1970年,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出版,获得读者与媒体的广泛好评,奠定了“当代美国黑人社会文学观察家”的地位。[1]爱是莫里森小说的创作主题之一,早在1977年的访谈中,莫里森就曾说:“我写爱或它的缺失”。[2]家庭对于每个人来说,是爱和温暖的象征。特别是在童年,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更是对孩子健康心智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缺失爱的社会不能进步和文明,一个缺失家庭之爱的孩子不能健康成长。莫里森的小说一直关注的是历史、种族、性别等各种因素作用下的爱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感情。[3]荣格认为,只有在健康的环境和教育下,人格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否则不健康的环境和教育影响必定会造成畸形的人格。[4]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以独特的女性视觉,以黑人小女孩儿佩科拉一家为黑人家庭的代表,探索了缺失的爱给美国黑人造成的心理折磨,以及对黑人的人格完整造成的恶劣影响和这种后果在黑人中一代代的轮回。

一、 母爱的缺失

高尔基说过,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母爱的缺失对儿童人格完善的影响是深远的。

孩子从母爱中学会与周围世界接触,并融入社会,母爱能够教会孩子爱别人、与别人合作,成为社会中的一员,并发展出健康完善的人格。母亲的天职是不可替代的,它对儿童早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影响不仅关系到儿童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甚至会造成儿童心理障碍。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青少年心理障碍都与家庭环境有直接的关系,都与家庭教育方式有着必然的联系,都与爱的缺失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在白人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背景下,美国黑人的母爱被扭曲,显得苍白无力。佩科拉的父亲查理还在襁褓中时就被母亲丢弃在垃圾堆上,由姨婆捡回抚养大,因此查理从小就缺乏母爱。可是,姨婆在他少年时便去世了,使得他又少了一份关爱。这些关爱的丧失使得他在以后的生活中,不知道该怎样去爱自己的孩子。佩科拉的母亲波琳由于长期受到白人文化价值观的浸染,早已把爱转移到白人雇主的家里:她喜欢爱抚那白皮肤金发的小女孩,但厌恶自己的亲生骨肉,嫌弃他们既黑又丑;她把主人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但听任自己的家一片混乱;漠视自己女儿却对白人雇主家的女孩儿呵护有加。佩科拉和哥哥山姆总是称呼妈妈为布里德洛太太,可以窥见母亲和孩子的疏远关系。佩科拉的父亲查理回家时看见她正在洗碗。在愧疚激起的爱恨交加的情感下,他奸污了她。然而,当佩科拉的母亲发现佩科拉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时候,却不相信她讲的话,反而将她痛打一顿。佩科拉去看母亲,不小心将“蓝莓”溅了一地,波琳不去关心被热馅饼烫着的女儿,反而将女儿推到在馅饼汁上。她只想着去安慰那个白人小女孩儿,给她弄干净粉色衣服上的黑色污迹,。当波琳和佩科拉以及她的黑人小朋友讲话时,她的声音就像一堆“苦涩的烂苹果”,可是当她同白人小女孩儿讲话时,她的声音就像蜂蜜一样甜。当白人小女孩儿问她那些黑人孩子是谁时,她甚至不想承认佩科拉是自己的孩子,对问题避而不答。波琳对女儿的不管不顾导致佩科拉有什么心事只能藏在心理,只能靠自己的幻想来解决自己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和不幸,她最后的疯狂和缺失母爱有着直接的联系。山姆作为男孩,得不到母爱,却又无法解决家里的问题,只能选择逃避的方式—离家出走。

二、 父爱的缺失

父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角色。渴望父爱,这是男孩最深沉和迫切的心理需求。男孩需要与父亲呆在一起,帮助他建立起对周围世界的安全感与自信心,从父亲那里学会做一个男人。Priffner 等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父亲缺失和儿童的反社会行为之间有着重要联系。家庭中父亲的存在可以降低孩子的反社会行为。[5]从小没有父爱的查理,在姨婆去世后,跑去找父亲,却遭到父亲的辱骂和冷落。缺乏父爱使得查理具人格分裂的极端潜质,爱的缺失使得他的性生活出错,他对女儿欲爱不能,强奸女儿成为他人格分裂的极端表现。当他强奸女儿时,他正被女儿的强烈感情包围着,他很想使女儿摆脱孤独无助、缺少爱的状态。但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和女儿的关系,乔利思想上的混乱、自我的分裂和性本能的冲动使他混淆了爱和欲、亲情与暴力、父亲与恋人的区别。他的“爱”最终毁了自己,也害了女儿。

弗洛伊德提出了著名的俄底浦斯情结,即恋母弑父情结。父爱的缺失,很可能会使孩子在恋母的同时弑父的欲望得到了加强。美国心理学家通过调查发现,那些没有得到足够父爱的孩子情感障碍十分突出,出现焦虑、孤独、任性、多动、依赖、自尊心低下、自制力弱、攻击性强等行为缺陷的现象较为普遍,患有“缺乏父爱综合症”的孩子成年后出现神经质、精神病或人格障碍等心理疾病的比率以及犯罪自杀率均比其他偏高,并且有可能影响孩子成年后正确地处理两性关系,导致不幸的婚姻生活。查理由于缺乏父爱,变得不自信、狂躁、攻击性强,他不能很好的处理和妻子的关系,便以谩骂和厮打来解决。他也不懂得怎样爱自己的孩子,给予孩子应有的父爱,这样又导致了孩子的心理问题。最后,在一切压力之下,他的精神一步走向疯狂,首先烧毁了自己家的房子,接着强奸了自己的女儿,导致了佩科拉的怀孕和孩子的夭折,无法解决问题而又心怀内疚的查理再次强暴了女儿后离家出走,最后死在一家济贫院。缺乏父爱的山姆对待父母的争吵和打架总是先骂一会儿或是出走或是加入战斗。山姆常常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来应对家中的问题,到他十四岁时他已离家出走不下二十七次。当父母打架时,山姆仇视父亲的心理得到了展示,他用拳头朝父亲打去,而且还连叫“杀了他!杀了他!”[6]

罗斯·派克博士还认为,女孩子社会化的过程往往是父亲影响的结果,如果一个女孩子缺乏父爱,那么她的社会化水平就会比较低、性观念也比较混乱,发生不当性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父亲在家庭中的行为,可能引发孩子心理问题的根源。父亲暴躁的孩子心理有问题的机率大约是32%。查理虽然是爱女儿的,但是他无力爱,也不会爱。佩科拉最初的无家可归是因为她的父亲不仅毒打她的母亲,还烧毁了她家的房子。当他想安抚女儿,帮她摆脱孤独,却强奸了她。她怀孕后,查理没有帮助她摆脱困境,引起了孩子的夭折,在更加焦灼的状态下,他再次给予女儿致命的打击,使得女儿逐渐走向精神的崩溃。美国总统贝克拉·奥巴马在2009年6月5日的父亲节上,就黑人社会的敏感问题发表演讲说到“(黑人社会)有太多父亲失踪,有太多父亲未尽到父亲责任,他们不负责任,行为举止就像个男孩,而不是男人,我们家庭的基础因此遭到削弱。”有此,可见,黑人父爱的缺失给一代又一代美国黑人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 情爱的缺失

爱情是人类全部感情中最为美好和最富有人情味的一种情感。两个恋人就是因为有了情爱以后才组成家庭,开始出现性爱的。波琳和查理刚开始的确经历了爱情,才组合成家庭的。波琳两岁时踩在了钉子上,从那以后,她走起路来就有点跛。她认为这件事决定了她不幸的命运,小时候就同家人产生了隔阂。15岁起,开始梦想一个陌生的男人能带她远走高飞。当她与查理相爱时,他对她既温柔又体贴,于是他们决定结婚,一起搬到了北方俄亥俄州的洛伦城,一个工作机会更多的地方。来自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随时都会动摇着人们的婚姻生活。压力是一种极具传染力的东西,除非采取措施,否则它可能会破坏婚姻生活。对波琳和查理而言,洛伦城的生活是艰苦的。洛伦城的女人对波琳不那么友好,她们耻笑她的乡土味儿,这使得波琳感到孤独寂寞。为了改变那些女人对她的看法,她开始渴望得到新衣服。于是她开始和查理为钱争吵,查理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波琳的怀孕使他们的婚姻有了一点转机。可是,波琳在家里仍旧感到寂寞。她用看电影来逃避孤独,因此形成了那些幻想得到外表美和浪

漫爱情的危险想法。她努力想把自己变成电影明星的样子。可是,有一次她在看电影吃糖的时候弄掉了一颗门牙,从此她便觉得自己相貌丑陋,她和查理又开始吵架了。两个孩子的出生都不能弥补她心中的空虚,后来她就开始扮演婚姻殉葬者的角色。她开始去白人家里做工,她只所以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它能让她制造美丽与秩序,她开始忽视自己的家和家人。心理学家认为为了解决压力带来的问题,夫妻双方应经常彼此交流,随着压力的不断升级,夫妻之间缺乏交流,夫妻之间终于会有对抗的一天。波琳和查理正是缺乏彼此交流和理解才导致婚姻逐渐走向解体。波琳自认为相貌丑陋,这使得她变得孤僻而冷酷,她的一只跛足,让她把自己看作是可怕婚姻的殉葬者。波琳故意使丈夫对她施暴以强化自己“殉葬者”的角色。她觉得生活的意义不是在自己的家里而是在浪漫的电影里,在她照看一家富裕的白人家庭的工作中。尽管波琳和查理彼此都需要对方,但是波琳需要丈夫来强化自己殉葬者的角色并给自己一个不枯燥乏味的生活;而查理则需要一生的时间去伤害波琳。查理年轻时候,被迫在白人面前做爱的经历,没有使他去憎恨那两个白人,相反,他却憎恨同他做爱的那个女孩儿。这种屈辱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暴躁、残忍的人。他和波琳之间的打骂成为一种模式,两个人都不会去伤及对方的性命。波琳在某种程度上默认甚至选择了受丈夫的虐待。这种虐待摧残着她。暴力给了她生存的意义,给了她戏剧性的生活,给了她运用想象的机会。情爱的缺失给他们两个带来的是毁灭的生活。他们两人的这种生活殃及到孩子,山姆不是离家出走就是加入到父母的厮打中,佩科拉则只能尝试着用各种办法忍受这一切。她常在两种愿望之间徘徊,或是父母其中一人被对方打死,或者自己死了算了。

四、 社会关爱的缺失

在美国白人占主流的社会中,黑人处于弱势群体。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而在黑人社会内部,由于受到白人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他们自身也存在自我仇视、自我憎恨的观念。他们缺乏来自社会的更多的关爱。《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粗暴、同学的嘲讽和成年人的冷漠之中,她多么渴望能像白人小女孩那样得到父母和他人的爱。她误以为自

己失去的爱的根源是没有一双可爱的蓝眼睛,梦想有一双无与伦比的蓝眼睛成了的追求目标,并最后坠入了疯狂状态。美国黑人内在化的白人审美观念腐蚀了黑人女性。成年黑人女性把自己复苏的憎恶发泄到她们孩子的身上,波琳同别人一样认为佩科拉相貌丑陋,而浅黑色皮肤的杰拉尔丁也诅咒佩科拉的黑皮肤。学校里的黑人男孩子拿佩科拉寻开心。他们对佩科拉的刻薄是他们自我憎恨的一种表现。他们因为憎恨自己的黑皮肤才去讥讽佩科拉的黑皮肤,对她喊“黑—鬼! 黑—鬼!”,同佩科拉的丑陋一样,他们的自我憎恨以及他们身上那种“深埋的无知”与“注定的绝望”都是外界强加的结果。

佩科拉和她的全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恰巧长了黑皮肤。佩科拉突然月经来潮,在她还未来得及暗自欣喜之前,就成了她恐惧、迷惑和被指责为“肮脏、下流”的缘由。大人们谈论着佩科拉怀孕的事同时也诅咒着那个未出生的孩子。尤尼奥尔作为一个黑人孩子,虽然生活得干净舒适,但是他认识到母亲正真关心的只有家里的那只小猫。不仅如此,虚荣的母亲只允许他同上流社会的“有色”人种的孩子一起玩耍。于是孤独、无聊的尤尼奥尔决定拿佩科拉出气,诱骗她进入自己的家,把猫扔在她的脸上,让猫抓伤了她的脸。当他看见小猫得到了佩科拉的爱抚后,将小猫摔死,然后嫁祸于她。尤尼奥尔告诉母亲佩科拉弄死了小猫,杰拉尔丁不分青红皂白大骂佩科拉是“肮脏的黑人小婊子”,将她轰走了。佩科拉去找索普海德·丘吉,一个冒牌的特异功能师,求他给自己一双蓝色的眼睛。他非但没有帮助她,还利用她去弄死一只自己讨厌的狗。雅各布斯基先生是当地的杂货店老板,一个中年的白人移民。他对黑人小女孩总是态度粗暴。他对佩科拉的敌意就存在于他眼中的那片空白里,存在于他对黑人女孩儿的视而不见的目光中。查理第一次做爱的时候被两个白人男人发现,他们羞辱了他,让他当着他们的面继续做爱。佩科拉的母亲波琳有一只跛足,常常感到孤独,而洛伦城妇女的势利又注定了她的孤独与寂寞。她一直沉迷在电影里,电影使她相信只有美丽的人才配拥有浪漫爱情。而她自己却相貌丑陋。她觉得只有在工作时才最有生气。她的工作时给一个白人妇女打扫房间。她爱这个白人的家而鄙夷自己的家。

五、人格缺陷源于爱的缺失

当查理被两个白人男子凌辱,被迫在他们面前做爱以供他们取乐是,当他遭遇到自己父亲的侮辱和冷落后忍不住拉到裤子里时,他的脆弱便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他虽然没有爱与被爱的自由,也没有充分享有尊严的自由,但他却自由地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爱、去斗殴、甚至去杀人;自由地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漠视死亡,当他自由地完全丧失了生活的兴趣时,他垮掉了。为了提醒自己还活着,将罪恶之手伸向了自己的女儿。缺乏父爱和母爱的山姆,当他逃离家庭进入社会时,他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爱护,他只有不停地游离于家庭和社会之间。

波琳的孤独与寂寞,以及她在白人家庭的工作经历,使她极容易认同白人文化传递出的信息,即幸福的来源就是美丽的白皮肤与物质的占有。她在看电影时,把头发弄成像性感明星琼·哈洛的式样,还曾边看边吃而弄掉了牙齿。当她的希望变得像琼·哈洛那样的幻想无法实现时,她找到了另一个幻想世界。在她照看的白人家庭里生活,比模仿好莱坞明星更现实,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这个幻想世界使她远离了家人、远离了她应当爱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波琳同佩科拉一样,始终生活在幻想与困惑中。柔弱的佩科拉全部的感情生活就只有两个愿望:一是去学会如何得到他人的关爱;二是当她不得不去面对父母的厮打时能够立刻消失。面对这两个显然都无法实现的愿望,佩科拉只能在她自己的幻想世界中越陷越深。幻想成了她逃避痛苦生活的惟一方式。她憎恨那使自己被老师和同学忽视的丑陋外表,她渴望,她祈祷能够得到一双像秀兰·邓波尔一样的漂亮的蓝眼睛,能够把她变得漂亮,把邪恶变成善良的蓝眼睛。神智的丧失成为佩科拉实现梦想的代价,她终于疯了,在疯狂中她终于拥有了最蓝的眼睛。

六、结语

托尼·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美国黑人在极限

的生存空间的张力中挣扎和顽强抗争,展现了黑人的悲剧命运。在黑白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物质利益拷打着美国黑人的心灵,他们的精神家园有崩溃的危机,母爱的丧失、父爱的无能、情爱的变异和社会关爱的残缺迫使美国黑人的爱在异化。[7]《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一家的悲剧展示美国黑人的人格在种种爱的缺失环境中逐渐变为缺陷,甚至分裂的过程。在他们苦苦的挣扎中,透露出他们对完整和健康的家园的渴望。

[参考文献]

[1]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胡允桓译文,南海出版社,2010.1,封面页

[2]Danille Taylor-Guthrie, ed.,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P40

[3]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P210

[4]卡尔·荣格,《荣格性格哲学》,李德荣译,九州出版社,2003,P292

[5]胡丽英,试谈托尼·莫里森小说的“父亲”缺失,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6,P36

[6]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陈苏明,胡允桓译,南海出版社,2005.11,p 28

[7]汪顺来,“乱伦”在莫里森小说的意义,常州工学院学报,2009.4,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