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doc

第一阶段：从周代到东汉桓帝的翻译活动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要进行“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斯大林），就必须通过翻译作为中介手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不断融合的大国，长期以来，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际和对外与各个国家的交往，当然少不了翻译。 一、周代

原始社会无籍可靠，略有文献的夏商两代，现有史料也失之过简，无从窥测当时的翻译活动。到了周代，其疆域内杂居着不少异族。他们在饮食服饰、货币和言语等方面，均与华族不同。 华族要与这么多的异族交往，自然非借助于翻译。《礼记·王制》载有周代所设翻译东、西、南、北各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的职称：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

故后世称翻译人员为“象寄之才”。《周礼》中谈到周代规定每七年要将各诸侯国的翻译人员集中到周天子所在地加以训练。这也是我国典籍中关于培训翻译人员的最早记载。 二、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设有翻译官职，即典客下面的译官。汉代在交通要道上的西域诸国还设有主要为汉朝使节服务的“译长”之职，在各国设“译长”一至二人不等。

秦汉两代，与北方匈奴打交道最多。匈奴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与汉语截然不同。公元前二世纪时，匈奴在于汉朝的战争中失去了祁连山和燕支山，此后在匈奴中流传着这样一支歌：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匈奴没有文字，这便是古匈奴留存下来的唯一的文学作品，其译者无从考察。 第二阶段：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翻译活动 一、 佛经翻译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释迦牟尼（约前 565- 前 486 ）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他原为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经六年苦行，在佛

陀迦耶的菩提树下“成道”，悟到世间无常和缘起诸理，开始为人说“苦、集、灭、道”“四谛”等教义，信徒尊他为“佛陀” (Buddha: 觉悟着 ) 。他的弟子将他一生所说的教法纪录整理，成为经、律、论“三藏”。随着佛教传播范围的扩大，逐渐形成世界性的宗教。

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的佛经翻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是草创时期；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是发展时期；第三阶段，唐代是全盛时期；第四阶段，北宋时基本结束时期。 （一）佛经翻译的四个时期

1 、草创时期（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 本时期的翻译家有安清、支娄迦畿、朱士行。

安清是西域安息人，译经 35 部， 41 卷，其中有《大安般守意经》、《人生欲生经》等，开后世禅学之源。安清通晓华语，故译文比较能正确地传达出原本意义。梁皎慧的《高僧传》评他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支娄迦畿是西域月支人，他所译经典全属大乘佛教，其译文比较顺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本的面目，往往“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

朱士行是曹魏时颖川人，出身世族，专心研究佛经，译出《放光般若》九十章。 2 、发展时期（东晋到隋）

本阶段从东晋开始，到隋末结束。东晋偏安江左，北方为十六国。以后南方的宋、齐、梁、陈斯朝，与北魏、北齐、北周对峙，至隋方统一中国。前秦苻坚有组织地翻译佛经，释道安起了很大的作用。释道安不懂梵文，他的翻译研究是通过对“同本异译”的比较而进行的，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里提出了“五失本，三不译”的理论。 3 、全盛时期 （唐代）

唐代佛教的发展，使译经活动也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该时期主译者以本国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往往翻译全集。本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玄奘，又称“三藏法师”，玄奘就翻译标准提出了“即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八字标准。

4 、基本结束时期 （北宋）

北宋赵匡胤弘扬佛教，修废寺，造佛像，印大藏经，到太宗时，开始组织译场，翻译印度佛教晚期的经典。 （二）佛经翻译的影响

总的说来，佛经翻译对我国的思想界、语言和写作文体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思想界的影响： 印度佛教的唯心主义哲学与我国原有的老庄哲学相结合，佛教的传播，又推动了我国道教的创立，这样，儒佛道的相互调和产生了宋代理学；唐代玄奘翻译的《因明入正理论》等书，介绍了印度的因明学，逻辑学在我国产生。

2 、语言方面： 佛经翻译输入了大量的佛教词汇，在唐宋人编写的《一切经音义》和《翻译名义集》中，所收的佛教词汇，不下千条。这些词汇，随着历史的发展，成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汉语的反切法也通过翻译古梵文而产生，到隋朝，出现了一部书籍《切韵》，唐末僧人守温制定了一套三十字母的汉语拼音字母表，宋人增补为三十六个，形成了完整的辅音体系；而路法官的《切韵》和孙缅《唐韵》又建立了汉语的元音体系。“四声”也与佛经翻译有关，宫商角徵羽是中国的本体，平上去入是西域输入的技术。

3 、文学方面： 佛经中的比喻很多，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 “ 犹如朝露，滴在草上，日出则消，暂有不久，如是人生如朝露。 ” ---- 唐僧会译《六度集经》 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对佛经翻译对中国的影响又形象的表述： 两晋南北朝的文人用那骈俪化了的文体来说理，说事，谀墓，增答，描写风景， …… 造成一种最虚浮，最不自然，最不正确的文体 …… 然而，进来了一些捣乱分子，不容易装进那半通半不通的骈偶文字离去。这些捣乱分子就是佛教的经典 …… 佛教徒要传教，不能没有翻译的经典；中国人也都想看看这个外来宗教讲得是些什么东西，所以有翻译的事业起来。

中国的儒佛道三教严格说来是无神教或泛神教。儒教承认天和天命，但它们只是一种抽象而玄妙的力量，没有一个主宰的神。例如：汉语中有： “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要衣裳，佛要金装 ” 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三教合一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信徒对宗教的实用主义态度，在生活中，人与宗教的距离拉的很近。很多人既不是佛教徒，也不是道教徒或儒家子弟，他们会根据不同的需要灵活运用某一家的学说 .

崔希亮解释说： “ 大致说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倾向孔孟，失意时倾向老庄；青壮年时倾向于入世，晚年时则倾向于出世。 ” 难怪有 “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 的说法。

二、外国文书的翻译： 口、笔译

三、 北朝民歌的汉译：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北朝的民歌共七十首。 四、 医学历数的翻译： 七曜记日

第三阶段：明代到鸦片战争前的翻译活动 一、 明初中期： 四夷馆 ---- 翻译学校

明成祖的开科就试， “ 合格，准出身 ” ，既中进士。

二、 明末清初： 自然科学的翻译：利玛窦；汤若望；罗雅各；南怀仁等译120 部；徐光启《几何原本》；文学作品的翻译：马若瑟译元杂剧《赵氏孤儿》对伏尔泰和歌德的影响。

第四阶段：从鸦片战争到运动

林则徐：《四洲志》；《华事夷言》；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文馆：学制 8 年（第八年：天文，测算，地理，进食，富国策，译书） （一） 林纾

林纾（1852.11.8-1924.10.9） 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7)，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 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 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一百八十四种西方文学作品，达一千万字以上。 林纾 所译小说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 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随意添加之处甚多。但 林译小说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功处。如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孝女耐儿传》中，写胖妇劝主妇之母为主妇出气以重罚其夫一段，不仅原作情调未改，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他的译笔一般轻快明爽。 林纾的翻译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 严复

严复（ 19.1.18-1921.10.27）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 严复的翻译工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肯定严译之贡献的学者颇多。例如梁启超认为严复是清末输入欧化之第一人，代表了本国西洋留学生介绍新思想的开端。 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 18-1911 ）这三十年间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 T. H. Huxley ）的《天演论》（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原富》（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孟德斯鸠（ C.L.S.

Montesquieu ）的《法意》 (L'esprit des Lois) 、斯宾塞尔（ H. Spencer ）的《群学肆言》（ On Liberty ）、甄克思（ E ? Jenks ）的《社会通诠》（ A History of Politics ）等。严复每译一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常借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 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鲁迅《二心集》），在参照古代佛经翻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公元一八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把“信”、“达”相互对立起来。事实上，严复曾紧接着解释道：“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严复并没有把“信”、“达”割裂开来，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

但严复对“雅”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的 \"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个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严复重视译文文字润饰这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尽管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因时代的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该标准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二者之中，信犹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着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瓶，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在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

严复的翻译理论不仅反映在他为多种译作所写的 “ 译例言 ” 、 “ 译凡例 ” 或者 “ 译序 ” 中，也体现在他的部分书信和有关翻译的几篇专文中。除了 “ 信达雅 ” 翻译标准和刚刚提到的内容以外，严复的翻译思想至少还应包括他对可译性、翻译版权和翻译管理等方面的认识。这些虽非其理论核心，但是其完整翻译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当代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实践也不乏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