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６卷 第６期 Ｖｏ１．３６ ＮＯ．６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Ｎ０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９年ｌ１月 ＮＯｖ．２００９ 新诗创造性想象对旧诗的瓦解 王淑萍 （河南财经学院文化传播系，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８） 摘 要：新诗的发生与成立有其背后的社会性因素，同时也还是一个历史扩张－９自我建构的过程，它在传统／现代、 新／旧的二元对立中，排斥其他的诗歌实践，从而开创了新的审美空间。新诗的“新”，新在功能的现代转换上，表现 在语言、体式上，同时也新在意义和新的美学追求之中，功能的现代转换、诗形（诗体）的变化、阅读程式的不同、新 诗对内在主体性的努力等方面都表现出新诗创造性想象对旧诗的瓦解。 关键词：新诗；创造性；建构；瓦解；旧诗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３５９（２００９）０６—０２１４ Ｏ３ 作者简介：王淑萍（１９６６一）河南财经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新诗在与其他诗歌样式的区分中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合 法性边界。１９世纪２Ｏ年代前后《尝试集》、《女神》、《惠的 风》、《冬夜》、《草儿》等１８部“新诗集”的出版显示了新诗的 发 与其背后的社会性囚素，但新诗的发生与成立同时也是 一出“诗歌”功能、性质的潜在变化。对诗歌的重视，在中国有 漫长的传统。但应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诗”并不是现代 意义上只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诗歌作为社会整体教化的一部分，可以“兴”、“观”、 “群”、“怨”，它还是社会交际的工具，以及文化陶冶、熏陶的 个历史扩张与自我建构的过程，既包括观念、形式上的变 革，也包括一个的、具有内在自足性的“另一个空间”。 作为一种历史的创生物，新诗通过传统 现代、新／旧的二元 手段。古代诗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基础，何其芳回忆儿时私 塾学作旧诗，“把诗当作功课来做，题目都是老师出的，叫做 赋得什么，这和创作是完全不相干的，即使是十分幼稚的创 作”ｌ１］。这段话暗示了旧诗新诗之分中包含有写作功能的差 别。 对立，排斥其他的诗歌实践，从而开创新的“审美空间”。对 旧诗的排斥、批判，是新诗建立自身特殊性、Ａ足性的第一 步，也成为“诗坛”最有效的支撑。“新诗集”的“发表”不只是 传播了“新诗”，而且还可能发明了“新诗”，使它的社会美学 价值得到新的重塑。新诗的“新”，新在功能的现代转换上， 表现在语言、体式 ，同时也新在意义和新的美学追求之中。 一“创作”是一个新的概括，它表明了一种特殊的态度，作 新诗就是在一种特殊态度的支配下完成的。这种特殊的心 态，姜涛界定为“文学要从传统的成规、积习中挣脱出来，表 达一种独特的、真实的、富于想象力的内在经验”ｌ２］。叶圣陶 、新诗功能的现代转换 存新诗发 时期，诗人兼作新体诗与旧体诗是一个较为 有关文学写作的现代理解是这样： 我们从事创作，须牢记着这“创作”二字——单单连缀无 数单字，运用许多现成的语句，凑合成篇，固然不可谓“创”； 即人家已经说了的话，我用文字把它再现出来，也不可谓 普遍的现象。胡适、康白情、刘大白便是这样。为此，１９２２ 年，吴文祺就凶康自情的《草儿》中附录旧诗，在杭州《新浙江 报》上发文指责新诗人“一面既大做白话诗，一面仍旧大做瓦 七言诗”而遭到刘大白的反驳。这场争论涉及“新诗”与“旧 诗”的功能、性质的差别，“１日诗”无论是个人情怀的记录，还 “创”。必须是人家不曾有过而为我所独具的想象情思，我以 真诚的态度用最适切的文字语句表现出来，这个独特的想象 情思经这么一番功夫，就凝定起来，可以永久存留，文艺界就 多了一件新品。这才不愧为“创”呢。Ｌ３ｊ 是朋友间的文字往来，更多具有一种“私人”性质，与“新诗” 负载的公共含义十分不同。胡适有许多』Ｈ体诗酬唱应和，汪 静之也偶尔写首绝句或小令词，只当游戏……写新诗需要留 我们见出叶圣陶对“创造性想象”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位 置。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移植和转化，在新文学的理论 稿保存，写旧体诗词不留稿，不准备保存，更不发表。这暗示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７—１２ ・ ２１４ ・ 阐发中，我们不难听到这样声音的回响，不仅有郭沫若等对 韵则非诗”的传统。尽管“作诗如作文”的打破诗与散文界限 的极端口号给白话诗的创作方向带来了巨大的偏差，但是如 果没有政治的因素，新诗及新诗不承担过多的其他 的职能，新诗就不可能如此偏激。胡适在《新文动 的意义》中说：“什么叫新文学？新文学是活的文学，能够表 文学特殊性的强调（比如“写”与“做”）的区分，即便在写实主 义的鼓吹中，也包含着对独创性的类似呼吁，即要借“真实” 为名，瓦解传统规范的合法性。 可见，旧诗不能摆脱私人生活的束缚，表达“类型化”的 个人情绪，写作具有一种“成规性”；而新诗则要摆脱对于他 人的模仿，与旧诗在经验范畴上的差异有利于新诗对新的美 现真情实感的文学，国家、社会和民族的文学……形式的改 变，是解除那些束缚新内容、新精神的枷锁镣铐。枷锁镣铐 不除，新内容、新精神是不会有的。，，ｌ 学“可能性”的追求。在沈雁冰的眼里，超越生活功用的普遍 追求以及对独创性的推崇，共同构成了“创作”的内涵。 二、诗形——自由诗体的确立 功能决定文体，语言决定思维方式。白话诗的出现与汉 诗的功能在此发生巨变休戚相关。新诗在最初期是叫白话 诗的，胡适等人的早期新诗尝试的价值，定位于工具意义上 的历史变革，即完成了从文言到白话，从古典格律诗体到现 代自由诗体的过渡。胡适以线性尺度的眼光，将新／旧、白 话／文言对立起来。瓤／旧、白话／文言的冲突，构成了新诗合 法化的重要部分 ２Ｏ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或白话诗，是被用来作为 政治文化改革的工具的面貌出现的。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特 别是英语等西方语言进入中国，改变了国人的思维习惯，古 代汉语的“字”的思维向受到西方语言极大影响的现代汉语 的词、句思维转变。由于古诗的单音字多，炼学“诗眼”容易， 使用旧体（定型体）作诗较容易。白话本身因具有多自由少 秩序的语言特点，用白话写诗自然会偏向没有诗体规范的 “自由诗”，采用的更多的是“句”思维，偏向整体观照，白话甚 至要有利于使诗人采用“视觉意向”思维，而不是采用语言思 维。如当代心理学家阿恩海姆认为思维借助视觉意象进行： “思维是借助于一种更加适合的媒介——视觉意象——进行 的，而语言之所以对创造性思维有所帮助，就在于它能在思 维展开时把这种意象提供出来。”ｎ 初期白话在相当程度上 是欧化语言，用白话思维也具有用英语思维的重句不重字的 特征，白话与文言相比，更松散自由。因此用白话思维和用 白话写诗，很难遵循格律诗的语言精练、形式整齐、音韵和谐 的诗体规则，采用无韵无体的白话分行的形式，这便成为早 期白话新诗的共同的诗体形式。白话取代文言，使诗人的写 作方式、思维方式发生巨变，同时白话人诗也带来了诗体的 巨变。在早期的白话诗人关注的是“白话”而不是“诗”的无 形理念的支配下，“新诗 首先是新在外在的形式上，即语言 上的“新”，新词汇、新句式，白话诗人不但完全摒弃了汉诗已 有的如格律诗、词、曲等诗体，而且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作 诗的基本要求，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打破诗与散文的问题 界限的极端口号，要求白话诗人在完全无诗体的、无任 何游戏规则下“自由抒写”。在西方诗歌创作史上，诗都有一 个内容被赋予形式的过程。人追求自由的本能要求打破形 式的羁绊，艺术的自主性要求诗人必须遵循特定的艺术形 式，使诗一直在形的“破”与“立”的矛盾中运动，使诗成为“文 质彬彬”式的内容与形式的混合。我国早期白话诗也依然如 此。自由诗当时的目的就是完全取代格律诗，打破“无 从另外层面上看，新诗的目的表面上是在于诗的形 式变革，本质上却是在于新的内容、新的精神的变革 之后， 闻一多、徐志摩的新诗格律化，２ｏ世纪３ｏ年代象征诗与２Ｏ 世纪４Ｏ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甚至整个百年新诗几乎一直处 于“律化”和“自由化”的极端对抗及互相取代的运动之中，新 诗走上了一条自由化与格律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建构之路。 三、阅读程式上“意义”的呈现 对于某种文学类型而言，如何“读”至关重要。从接受的 角度看，所谓“文学性”不仅是具体的文本属性，它的存在还 有赖于读者间达成的阅读协议。“新诗”成立与否，也不只是 写作和理论上的问题，它还是一个阅读上的问题，即能否在 一般读者那里，形成一种有效的“阅读程式”。 在新诗的发生期，一个基本困境就是：很多读者仍旧以 旧诗的“阅读程式”来接受新诗，词句的精美，诗意的含蓄，音 律的和谐，都是这一“程式”包含的因素。“可歌”与否或韵之 有无，成为自由体新诗最初面临的最大“合法化”危机。对于 新诗的历史命运，鲁迅曾做出过“交倒霉运”的著名判断，其 立论的根据，也源于这种接受的困境：新诗“没有节调，没有 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 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６］。 突破了“耳头的愉乐”的阅读程式的是朱执信的《诗的音 节》。他敏锐地发现“音节是不能的”，表明了另一种有 关“诗”的认识，即意义开始代替音节，成为新诗表现力的中 心。胡适在《尝试集》再版序中说：“我极力赞成朱执信先生 说的‘诗的音节是不能的’。”它传达了对“新诗”基本特 征的某种洞见：由文言到白话，逻辑化的语言开始瓦解封闭 的意向展现，与音韵的优美相比，“意义”的逻辑关联和转换， 成了新诗更为重要的表现力。以“自然的音节”为基础的诗 体大，打破“双音叠韵、句中押韵”的外在韵律，诗之精神 在于内在的韵律，即“情绪底自然消涨”［ ，正因为如此，诗歌 表意的可能性在新诗中大大扩张。“意义”的呈现，借助“书 面化”、“文字化”、对意义的强化，使“视觉”的依赖甚至超过 了“声音”的需求。当“眼睛”代替了“耳头”，成为主要的接受 方式之后，一个自由的、丰富的冥想空间、意义空间也由此而 打开。 胡适在有关白话诗的个人发明中，虽说有意将发明的起 点与文学相连，曾说“新文学的问题算是新诗的问题，也就是 诗的文字问题”¨８］，然而，他早年激进的实验主义态度和“作 诗如作文”的方案，应是他新诗构想的起点。“作诗如作文” 固然可以说是早年“实验”抱负的总结，而从诗学角度看，“作 ・ ２】５ ・ 诗如作文”意味着对古典诗歌语言特殊性的某种废黜。无论 是使用非诗意的日常辞藻，还是用古文句法溶解律诗的形式 结构，都表明这样一种写作冲动：要打破诗歌语言与日常语 言间的界限，在既有的审美积习之外，恢复新诗清新的活力。 打破胡适发明的“新诗”想象的总体性框架的是异军突 起的《女神》。在日本八年的郭沫若，远离“白话运动”、“文学 ”的历史场景，那种新／旧、白话／文言对峙的姿态在他这 里是不存在的，同时对泰戈尔及德国文学的阅读使他的“新 诗”有另外的资源，与北京教授们的新诗实验起点极为不同， 表面上看，这只是诗歌语言、体式上的问题，其实它还指向了 诗歌表意方式的整体构想。打破诗文界限，在形式上当然会 造成陌生化的效果，但其目的是要扩大诗歌的表意能力，包 容历史的剧变中新生的事物和经验，要“言之有物”。在与 “物”的关联中，开掘新的表意空问，是胡适“作诗如作文”方 案背后的诗学冲动。同时，先锋的实验态度与“作诗如作文” 的方案．恰恰是新诗发生的导火索 只有有了语言层面的 也使郭沫若对“新诗”的构想与胡适们呈现出差异。郭沫若 的经典诗论，大部分源白他对１９世纪西方浪漫诗学的阅读， 他的诗论中更多体现出了创新的精神和对新诗歌美学品质 上的重视。特别是《女神》诗集按照风格、体式编次方式扭转 了《尝试集》所设定的新诗形象，新旧问的诗体逻辑以及 对“新”的可能性的向往似乎不再是支配性的因素，这种形象 “白话化”和诗歌文法层面的“散文化”的结合，才能使现代的 塑造无形为“新诗”提供了另一个起点，新诗发生“空间”的场 域格局，也由此发生了转换。特别是郭沫若、田汉、宗自华三 人的通信集《三叶集》，对《女神》起了阅读指导的作用。宗白 华欣赏的是郭沫若的“抒情天才”，田汉欣赏的是郭沫若的 “诗魂”。对于倾心于哲学研究的宗白华来说，他最感兴趣的 是郭沫若诗中的“清妙幽远的感觉”，自然玄思是他重要的 “阅读焦点”，“泛神论”因素也由此发生；田汉则被郭沫若的 人格表述所吸引。两人对郭诗的阅读，形成了微妙的“双声” 现象，其中隐隐包含了“情感”与“理智”的对立。 白话自由诗体真正浮出地面。“诗与文的冲突”不仅是诗体 形式上的问题，它还关涉到一种特殊诗歌经验方式的追求， 即从传统风花雪月的诗荚空间转向对“现实经验”的包容，以 散文化的分析、逻辑性因素瓦解“意象展示”的审美呈现，以 表达复杂曲折的现代经验。 其实，胡适新诗构想是从三个方面呈现出来的：“试验” 的态度，“作诗如作文”方案，白话诗的提倡。这三个层面可 以概括为“对现代性的追求”１ｓ］。正是在现代性的历史冲动 支配下，对新的表意可能性的向往，决定着新诗发生期对诸 多可能性的尝试，对一般诗文界限的逾越就发生在其中。诚 如陈平原所说，《尝试集》经典地位的获得，主要不是依据诗 歌本身的成就，而是文言与白话，新与旧对话的产物。特别 是《尝试集》不录打油诗，恰恰使“白话诗”符合了一般的诗美 规范，使白话新诗更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其“诗律” 的总体叙事也有了合法性基础。１９１９年的《谈新诗》一文，可 以说是白话运动初战告捷，第一次对“新诗”的完整命名。 当新的“诗”观念建构于发生学层面之后，作为诗歌发生 源泉的“诗人人格”，往往会被当作最终的归结点。俞平伯声 称“至于怎样才能做诗底动机？这关于人格底修养，是 另外一个问题”＿】 。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要预备新诗 的工具，根本上就要创造新诗人；一一就是要作新诗人底修 养。”可以说对一种具有丰富内在感性的“现代人格”的向往， 构成了新诗讨论的一个前提。在这里，“抒情”与“人格”的转 向，大大扭转了传统诗观，诗人以自身的人格抒写自己的感 情，为自己而写作的新诗诗人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从而改 变 国人习诗作诗的目的及诗歌的职能，由单一的应试求仕 的功能转向了抒情和启蒙两大功能。作为一种非功利性的 情感性写作，诗的自我宣泄情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如同 四、新诗内在主体性的介入 胡适等新诗倡导者们，主要从一种特殊的历史意识出发 去论述“新诗”的合法性，而后起一代新诗人则利用现代西方 文艺理论为“新诗”建立知识基础的诉求。对“诗”而占，当外 在的格律形式不再成为合理的规定时，其本质以及边界，必 须重新获得解释。在相关的诗论中，诗的文类规定不是仅仅 华兹华斯所言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汉诗传统的“思 无邪”、“止乎礼”的压抑人的自然情感，特别是本能的情感的 理性抒情方式开始被摒弃，对人的自然情感的重视极大地增 强了写诗的快感，彻底地改变了汉诗的功能。 停留在字句、音律、章节之美的强调上，从发生学角度进行的 有关诗歌的“主体性”论述大幅度扩张，“情感”与“想象”代替 形式上的规约，成为诗的根据。 参考文献： ［１］何其芳．写诗的途径［Ａ］．易明美．何其芳研究专集［ｃ］．成都：Ｉ￣１］Ｊｌ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叶圣陶．谈文艺２５则［Ａ］．叶圣陶集：第９卷［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１ ９９０． ［４］阿恩海姆．视觉思维［Ｍ］．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７． ［５］杜春和．胡适演讲录［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Ｅ６］鲁迅．致窦隐夫ＥＡ］．鲁迅全集：第１２卷Ｅ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７］郭沫若给李石岑的信ＥＡ］．胡怀琛编诗学讨论集［ｃ］．北京：新文化书社，１９３４． Ｅ８］胡适．新文学新诗新文字ＥＡＪ．沈寂．胡适学术文集Ｅ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 Ｅ９１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Ａ］．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Ｅｃ］．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 ＥｌＯ］俞平伯．作诗的一点经验［Ｊ］．新青年，．１９２ｏ，８（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