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址觅踪

(2012-03-13 21:17:30) 转载标签：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教社 人教版 人教 御马监 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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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人教社历史

一、写在前面的话

前些日子听到这样一个说法：要想了解二千年前的中国，请到西安去；要想认识五百年前的中国，请到北京去；要想知道六十年前的中国，请到上海去。这大概是因为这些城市凝聚了太多太多的、当时最灿烂的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长期所在的沙滩后街55号院，就是这些无数历史文化遗存中的一个。每当我从尘封已久的书卷中看到她的故事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

沙滩后街旧称马神庙街，时改称景山东街，直至“”后改叫现名。我小的时候曾住在大院西南角原北大医学院女生宿舍旧址，时间虽不长，但跟着大人在院内外跑来跑去，却也生出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感。离开这个大院四十余年了，当我因工作调动，再次来到

这里时，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个儿时曾经住过的公主府宅院了，只有镶嵌在砖墙上的那方刻着“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的汉白玉石牌告诉我，这里就是那个沉积了太多传奇故事的院落。600多年的历史，竟然会这样悄然消失，为此我深深地感到失落。联想起罗马人精心保护的那所残破的竞技场，联想起耶路撒冷那堵让以色列人视若神灵的“哭墙”，我伤心，我遗憾。在我们为北京日益变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而欢呼雀跃的同时，是否还应想一想如何才能将我们祖先留下的东西，更好地保存下来？走进院里，北大数学系的口字型老楼还在，公主府的正殿还在，西北部蔡元培先生办公的校长室房屋还在，只是更苍老了。在一幢幢新式楼房的包围中，显得那么不和谐，不般配。

我终于有时间近距离端详这座早已面目皆非的府邸了，心中还是禁不住感慨万千，思绪飞扬，总想从中抖落出一些值得追忆的东西。今年正逢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五十五周年，就着手把那些听来的、看来的故事整理一下，作为献给社庆五十五周年的一份礼物。

二、御乘之所——明皇城东北隅的御马监

从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开始计算，北京建城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公元938年（辽太宗会同元年），辽将幽州府升格为陪

都，称为南京。在太液池边建行宫，相传宫中有萧太后梳妆台，并在瑶屿（今北海琼岛）以东堆土成山，即今日的景山。

金代废帝海陵志在都燕，公元1151年（天德三年），令张浩扩建燕京城，营造宫室，并增城门十三座。金代筑城所用土，均来自涿州。当时缺乏运输工具，只好由人排起长队，各置一筐，左右分立，相互传递，十分辛苦。筑城工役因暑热患病、得瘟疫者颇多。贞元元年，海陵将金朝国都南迁至燕京（今北京），称“中都”。中都城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部。金王朝在中都城的东北部（今天的北海旁边），兴建了一座美丽的离宫——大宁宫。大宁宫以东地区则是一片林木繁茂的郊野。

公元1267年（元世祖至元四年），元灭金后，在金中都北面以大宁宫为中心另建造了一座新城，1272年（至元九年）废中都，改名为大都。今天的景山在当时称作青山，不过是大都城内的一座土丘，其东侧有通惠河水缓缓流过，与北面数里之遥的元代重要漕运码头海子（今积水潭、后海、什刹海一带的大片水域）相联。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著文描写过当时元大都城的盛景。另据《大都赋》载：其时大都城“华区锦市，聚四海之珍异；歌棚舞榭，选九州之秾芬。招提拟乎宸居，廛肆主于宦门。酤户何烨烨哉，扁斗大之金字；富民何振振哉，服龙盘之绣文。奴隶杂处而无辨，王侯并驱而不分。屠千首以终朝，酿万担而一旬。复有降蛇搏虎之技，援禽藏马之戏，驱鬼役神之术，谈天论地之艺，皆能以蛊人之心而荡人之魄。是故，猛火烈

山，车之轰也；殷雷动地，鼓之鸣也。繁庶之极，莫得而名也。”沙滩一带位于大都城齐化门内，靠近大都的皇宫。

沙滩后街55号院旧址一带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应在明永乐年间。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明大将军徐达率兵攻克大都城，改称北平府。明朝统治者认为元大都乃前朝故旧，留下不吉利，于是又废大都，将元大都北部城墙南移五里，并开始用砖新筑城垣，城外挖掘宽约五十米（十八丈），深约三米（一丈）的护城河。燕王朱棣（永乐皇帝）登基后，将明都城（南京）北移，并以其原封地定都，起名“北京”。1406年（永乐四年）开始修建禁城宫殿，明英宗继位后，从1437年（正统二年）开始，命交趾（今越南）工匠阮安（故宫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等一大批能工巧匠“修营北京城池、九门、两宫三殿、五府六部诸司公宇”，工程陆陆续续进行了十多年。明代新建的北京城可分为内城、外城。内城中有皇城，皇城里面才是紫禁城。在皇城与紫禁城之间，挖有金水河（俗称筒子河）。东路的玉河（清改称御河）水经皇城外的东不压桥缓缓南流，在银闸附近的北河沿两岸冲出一片沙滩，分别被人称为东沙滩、西沙滩，这就是今天故宫东北角红楼附近沙滩名称的来历。皇城共有四座门，南为大明门（位置在今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北称地安门（时称北安门），东西两门则分别冠以东安门、西安门之名。皇城中设有内府二十四衙门。明朝的内府衙门，有十二监、八局、四司，分别负责皇宫内院的衣食住行与一切用度。而与本文有关的则是十二监之一的御马监。

御马监建于明永乐年间，是管理皇帝所乘御马的场所，下设内马圈、外马圈、象房、牛舍和里草栏草场、旧都府草场和天师庵草场，都城东北另有二十四马房。御马监设掌印太监一人，下设监督、提督、监官、典簿、拿马、象房掌房等。这里平时只饲养十几匹皇帝经常骑用的马匹，另外还饲养着九头大象和三头青牛，骡子则养在外马房。永乐皇帝爱马，他曾亲自向兵部尚书过问全国养马的情况，并对属下讲：“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我朝置太仆，专理马政，各军卫皆令孳牧，卿等宜严督所司，庶有蕃息之效。”永乐初，有人在清凉寺附近放牧，践踏了寺边的田地，和尚告到官府，明成祖朱棣听说后，大不以为然。他说：“京师隙地少，居人艰于孳牧，寺外有闲地，则推以便之，乃契佛利济之心，何必禁？”于是此事不了了之。御马监南厅外是御马圈，再南为位于银闸附近的里草栏草场，紧靠紫禁城，存草不多。奶子府附近的都府草场和皇城东北角外的天师庵草场则是主要存草之处。1626年（明熹宗天启六年）旧都府草场失火，魏忠贤率军士扑救不及，大火整整烧了三天才熄。大约在1515年（正德十年）明武宗时，明王朝在距御马监北面一街之隔的地方兴建了马神庙，庙殿额上写有“明霞馆”三个字。位于马神庙与御马监之间的那条小街后来就以马神庙为名。

清 定都北京以后，嫌明朝宫禁过严，逐步开放了紫禁城与皇城之间的大片地区，皇亲国戚陆续搬入皇城内定居。1755年（乾隆二十年），马神庙迁建，清代大学士傅恒在附近修建了家宅及宗祠。

傅恒之子福隆安当上额驸之后，乾隆又将傅府以西的一大块土地划给自己的女儿、女婿做府邸，这就是四公主府。

三、盛世重臣——支撑乾隆王朝的傅恒家族

四公主府是乾隆皇帝赐给驸马（清时称额驸）、兵部尚书福隆安（于1760年5月娶乾隆四女儿和硕和嘉公主为妻）的宅邸。福隆安（傅恒之子）的家族，是清朝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在乾隆时期，更是支撑整个王朝的关键势力之一。

福隆安出身于满州镶黄旗富查氏家族。其祖先旺吉努率领族人归顺清太宗皇太极，官授牛录额真。其高祖哈什屯（谥恪喜）曾跟随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顺治转战关外，后官居清朝的内大臣。曾祖米思翰（谥敏果）官居户部尚书，曾力主撤消三藩，后吴三桂造反，米思翰提出了加强军备，严防有司“借端私派”，力保战争胜利的主张。米思翰共有四子：马斯喀、马齐、马武和李荣保。这四人都是大清王朝的重臣，在《清史稿》中各自有传。其中第四个儿子李荣保（谥庄悫，福隆安的祖父）做过察哈尔总管，乾隆二年十二月封一等公爵位。李荣保的女儿（傅恒的姐姐）是乾隆的第一位夫人，1737年（乾隆二年）被册封为孝贤纯皇后，1748年（乾隆十三年）随乾隆南巡时死在山东德州，年仅三十七岁。

福隆安的父亲傅恒是李荣保的第十个儿子。他最初被授予侍卫之职，很快做了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右侍郎，任军机处行走，后又升为户部尚书，汇典馆总裁，侍卫内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兼领吏部。傅恒对乾隆王朝的主要贡献大概应算金川之役。1748年，清军在远征大金川时屡受重挫，傅恒临危受命，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亲率大军前往金川。乾隆亲自为其践行。傅恒到达金川后及时调整了战术，派出精锐，避开对方坚固的城堡，绕到敌军后方，直捣敌人巢穴，在不长的时间内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乾隆对傅恒大加赞扬，赐封傅恒“一等忠勇公”并赐宝石顶子和团龙补服。傅恒班师还京，乾隆率皇长子及王公大臣出迎，以示慰劳。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7月傅恒因病去世，死时尚不足五十岁。

公主府（拍于20世纪50年代）

傅恒共有四子。长子福灵安，准噶尔一战立下战功，被授予云骑尉之职。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被授予副都统之职，负责镇守云南永北镇。

福隆安是傅恒的次子。初为乾隆的御前侍卫，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娶乾隆的四公主为妻。乾隆为此在傅恒家宅的西边赐地建公主府，也就是今天的沙滩后街55号院。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擢升兵部尚书，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傅恒死后，福隆安承袭了一等忠勇公封号。次年，福隆安领兵出征金川，金川平定后，作为大清功臣其画像被供奉在中南海紫光阁。福隆安与和嘉公主所生的儿子丰绅济伦，开始时官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后升迁为兵部侍郎，负责指挥銮仪卫，最后在嘉庆年间做了盛京兵部侍郎。

傅恒的第三个儿子福康安是傅家四兄弟中功勋最为卓著，地位最为显赫的一位。他19岁开始戎马生涯，转战南北，百战百胜，是乾隆王朝的又一个重要人物。他参加了平定大小金川和抵抗尼泊尔廓尔喀族入侵等重要战事，为维护祖国版图的完整和安定边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1796年（嘉庆元年），福康安由于长年征战，不幸病倒，五月病逝军中，葬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后被追封为郡王。

傅恒的小儿子福长安，从蓝领侍卫开始，直至户部尚书。后因与大贪官和珅来往过密，在和珅倒台后也被革去官职，关入监狱。

傅恒和福康安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授封大将，赐三眼花翎官帽。这在清朝是只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才能享有的荣耀。清代也仅有七位大臣获此殊荣。傅恒与福康安还与其他十四位亲郡王、十二位大臣一起获配享太庙的至高荣誉。

清1730年（雍正八年）在京师设立贤良祠，以纪念及表彰有功人员。傅恒家族有十几人得以入祀其中。1749年（乾隆十四年），清专门在东安门内为傅家修建了宗祠——恪喜公祠，供奉哈什屯夫妇、米思翰夫妇、李荣保夫妇及傅恒夫妇。1797年（嘉庆二年）又在地安门内，东华门外修奖忠祠，纪念福康安。另外，福隆安一族还有许多人在清朝中做，其中，马齐、傅恒位列“三公三孤”；米思翰的长子马思喀官领侍卫大臣，次子马齐曾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为官，官至上书房大臣、武英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三子马武官领侍卫大臣；马齐的儿子傅良封西安将军，马武的儿子保祝官都统；福隆安的大伯父（李荣保长子）广成官都统，二伯父傅清任驻藏都统等。

傅恒家族与那些坐享荣华富贵的王公贵族不同，他们没有倚仗祖先的功绩，没有凭借是皇亲国戚而在京城饱食终日，而是为国分忧，为祖国统一而努力征战。这在大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是极为罕见的，其家族的卓越功绩也在清史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四、近代教育之始——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年，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清朝末年改良派“戊戌变法”的产物。京师大学堂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

进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由于经济落后、政治，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凌辱。强盗们疯狂掠夺中国领土，勒索大量赔款，强立租界，攫取种种特权，逼迫满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满清中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对此深感忧虑，他们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大力推行洋务运动，力图以此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他们认为中国落后的关键在实业不行，教育不兴，企图仿效西方，兴办实业，改革教育，倡导新学，从而培养出一批具有一定科学知识、注重实用能力、能振兴中华的新型知识分子。 16年（光绪二十二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奏请在京师设立大学。18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在宣布变法的《明定国是诏》中提出：“京师大学堂为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还要求臣民“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从而确定了梁启超在其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所倡导的，大学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方针。《明定国是诏》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管辖”，赋予其教育行政管理的职能，还将在马神庙空置的原乾隆四公主的府邸拨给大学堂做校舍。当时大学堂的课程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变法推出的一切新政全告停止，唯独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存。在慈禧强令光绪颁布的废除新政的谕旨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第次举办外其余各府州县之小学堂，著该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19年1月28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光绪的老师之一，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同时兼管“废科举，兴学校，设报编书”的核准事宜，其职责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京师大学堂既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由于大学堂兼授中外课程，所以任命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分别掌管中西教务。由于当时愚腐的科举制度的影响还很大，国民素质也不高，报名到京师大学堂学习的学生仅有一百多人。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沙俄强占了学校，屋舍被毁，学生流散。新兴的中国近代教育刚刚起步就遭受了惨重的打击。

京师大学堂校长和中外教员

京师大学堂校长和中方教员

京师大学堂校长和外籍教员

京师大学堂校长和学生

1902年1月10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在慈禧和光绪避难回京后的第四天就下旨恢复京师大学堂，令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谕旨是这样说的：“兴学育才，实为当今之急务。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养，以树风声。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张百熙接管京师大学堂后，整顿办学结构，设预科、速成科和本科。预备科分政、艺二种，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二馆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改为优级师范科及优级师范学堂，系现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另外还设立了外语专科，称译学馆。1902年的大学堂，已经有政、艺、仕学、师范等馆、科，学制3至4年，后又增设医学馆、进士馆，并将1862年成立的、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的京师同文馆改为译学馆，同时分为经、汉、文、格致（理科）、农、工、商、医等8科46门，学生也增至400多人。京师大学堂恢复办学后，近代学堂如雨后春笋，很快在全国发展开来。1910年，全国已有各类学堂42 444所，共有学生128万人。

五、“”摇篮——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

1911年，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辛亥爆发了。辛亥次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出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京大学的革新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兴起。北京大学成为反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中国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陈独秀，以及李大钊、鲁

迅、胡适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和蒙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917年11月，十月获得成功，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1918年，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常在北京大学二院活动。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当主任的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添置了许多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其中也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著。1918年秋，经杨开慧的父亲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就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的一所民宅中。1920年起，李大钊等人在北续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了课堂。

1919年，北京学生率先发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5月4日，北大二院学生在西斋（现沙滩后街55号院西侧院，原为北大男生宿舍之一）饭厅前集合，与位于沙滩的北大一院学生在民主广场汇合后一同前往天安门集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投降的行径。几千北京爱国学生举着“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还我青岛”等标语，高喊“外争主权，内除”的口号，从天安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遭到了巡捕和军警的阻挠后，学生们决定去找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算账。他们一路示威，到达贼曹汝霖的住宅时，曹趁乱逃走，躲在曹宅中的章宗祥被学生们痛揍一顿。愤怒的学生们还放火烧了贼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这就是著名的“运动”。这场运动发生后，北京学生立即举行总罢课，

并通电全国北洋、逮捕学生。全国的学生、工人群起响应，迫使北洋军阀释放了被捕学生，撤消了曹、章、陆三个贼的职务，并拒绝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从景山上眺望北大二院及西斋

北大还是我国北方最早的主义运动基地。“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20年10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北大的知识分子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何孟雄、范鸿颉等，成立了我国北方第一个党组织（北京党小组），为我国北方的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一同迁往长沙，后到昆明，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在北平重新开学。1949年1月被接管。

六、新中国的中小学教材建设基地——人民教育出版社

建国以后，高校并校，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搬至海淀原燕京大学校址（其地原为明代勺园旧址）。文字改革委员会随后搬入景山东街的老北大二院。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同志亲笔题写社名。首任社长兼总编辑由出版总署副署长，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先生兼任。195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从西单大木仓胡同教育部院内（原为郑亲王府）迁至沙滩后街55号院。

20世纪50年代人教社大门

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后批准建立的第一家专门以研究、编写、出版教材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建社之初，人民

教育出版社即开始承担中小学教材编辑出版工作。1951年9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第一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正式开始供应。在“”中的1966年至1972年间，人教社被迫停止工作，大批干部职工被分配到全国11个省、自治区工作。1972年7月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人教社得以恢复重建，星散各地的部分职工调回了人教社。1977年8月，根据同志“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的指示，人教社与教育部从全国各地借调来的200多名业务骨干共同编写了一套中小学教材，这对当时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83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教社合署办公，同志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了所名。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五十五年来，共编写、出版了十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总印数达五百亿册，有数百种图书在国家级和部委级优秀图书评选活动中获奖。如今的人教社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北京人教教材中心、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等众多企业，能够出版从纸介质图书到幻灯片、投影片、录像带、录音带、CD、VCD、DVD、LD、CD ROM等电子音像出版物的大型出版机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曾经在人教社工作过，其中有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著名文学家吴伯箫，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张志公，另外还有近年来影响颇大的语文教育家、作家张中行等。与此同时，还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

曾任人教社教材编写顾问。其中有：林默涵、何其芳、吕叔湘、华罗庚、严济慈、范文澜、翦伯赞、吴晗、周培源、王力、白寿彝、严文井、吴树青、丁石孙、叶至善、周谷城、童第周、苏步青、曹靖华、许国璋、高士其等。他们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发展与进步，为新中国的中小学教材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6年4月，苏联教育代表团访华，叶老（居中者）、辛安亭副社长（左四）、朱文叔副总编辑（右二）、吴伯箫副总编辑（右三）在院中与来宾合影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55周年之际，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主要办公机构都搬至中关村南大街的新业务楼，然而沙滩后街55

号那座老宅院留下的传统文化精华，仍会永远激励我们去继续开拓美好的明天！

（本文写于2005年，作者任米尔系人教社职成室副主任、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