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获奖新闻消息

大众日报兖州11月13日讯 今天上午，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得到证实：兖州市顺从，叫停了境内已完成详勘的小孟煤田，全面封存。此举意味着兖州市损失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每年减少地方税收5000万元。许多人颇感诧异，兖州人哪根神经搭错了，“到嘴的肥肉”居然不吃？

带着疑问，记者直奔兖州。韩军指点着墙上的全市“经济地图”娓娓道来。兖州煤炭资源丰富，是全国煤田之一，目前辖区内有兴隆庄、杨村等六个煤矿，煤炭资源给兖州带来巨大财富，但也留下了触目惊心的环境包袱。今年省有关部门在兖州境内探矿时，发现了小孟煤田，勘探数据表明，这座方圆120平方公里的煤田探明储量2亿多吨，埋深不到500米，按年产量200万吨计算，可开采近百年。消息传出，台塑集团等多家企业争先前来洽谈合作开采事宜，而且都开出了很高的价码。

小孟煤田到底挖还是不挖？两种声音激烈交锋。有人说，开一个煤矿，不用费劲，一年就能增加8亿元的销售收入和5000万元的地方税收，这么大的“蛋糕”，诱人啊。也有人主张，兖州的发展不能再靠拼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了，“煤炭依赖症”必须根治。当两种声音争执不下时，韩军悄然来到煤田所在地小孟镇，当地农民的一番话让他心头一震：“别再制造采煤塌陷地了，给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吧！”在当天的常委会上，一班人很快达成共识：“拉动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更为重要。为了造福子孙后代，这大煤田咱不挖了！”

叫停小孟煤矿，实力是兖州人不可或缺的底气。近几年他们倾力发展替代产业，崛起了造纸包装、橡胶轮胎等新兴产业集群。在全国百强县排名中，兖州两年前移了13个位次，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煤炭产业在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却从过去的50％下降到不足

20％。国内著名煤炭战略管理专家牛克洪说：“兖州勇于放弃、成功转型的做法具有标本意义。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是一句空话，需要各地在执政实践中落到实处。兖州少开一个煤矿，收获的却是科学发展的理念和百姓的长远利益。”

跨越1000万辆：新的台阶 新的起点

本报讯 记者李铁铮 童娜报道：10月20日，随着一辆金橙色J6驶下生产线，今年我国的第1000万辆汽车在长春一汽诞生，中国就此迈进千万辆级的汽车生产大国行列。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世界汽车工业的不利环境下，我国汽车工业仍能一枝独秀，蓬勃发展。我国汽车工业在几代汽车人艰苦奋斗下，历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已形成产品种类比较齐全、生产能力不断增长、工艺水平日益提高的工业体系，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随着新中国60年发展建设、30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汽车消费市场也释放出持久、巨大的需求。中国日益成为全球重要的汽车生产大国。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全国汽车销量达133.18万辆，同比增长77.88％，再创月度历史新高。前9个月国产汽车产销量已经双超去年全年总产销量960万辆。今年以来，在国家出台了《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相关后，我国汽车工业发展水平稳定，同时在汽车产销增速快速提升的带动下，汽车行业内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开始呈现增长态势，整体汽车工业运行形势良好，这也意味着我国汽车在冲量的过程中，保持了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应有的良性增长，是整体行业发展进步的体现。1000万辆是中国汽车由小到大的拐点，同时也将成为其由大到强的新起点。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资料表明，全国汽车年产量从零到1万辆，用了5年；从1万辆到10万辆，用了13年；从10万辆到100万辆，用了21年；从100万辆到突破200万

辆，用了8年；之后平均每年增长100万辆。从100万辆到1000万辆，我们用了17年。这些数字变化，体现出中国汽车工业又好又快的发展轨迹。

新中国第一辆国产汽车———CA10诞生于中国一汽。今天，代表中国汽车生产制造能力的第1000万辆车———J6重卡2009升级版，也是一汽自主创新的硕果。中国一汽品牌的历史浓缩了中国汽车工业从零起步，艰难中探索、改革中进步、发展中腾飞的每一个瞬间。更加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汽车也已经能够在产销排行序列中赢得领先。自主品牌汽车正在承载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责任，以领先的技术力量创造竞争优势和市场优势，以永续创新的精神和实力引领中国汽车工业由大到强的未来。

短短一个月 “拒资”十亿元

本报讯(记者 陶健 实习生 张敏) 长江隧桥开通,崇明一夜间成了投资热点,海内外企业纷至沓来。面临前所未有的招商机遇,面对一个个诱人的投资项目,是“拣到篮里就是菜”,还是宁缺毋滥?崇明选择了科学发展之路,短短一个多月,已婉拒了30多个不符合生态岛定位的项目,涉及投资10多亿元。

长期孤悬在长江口的崇明,GDP的贡献仅占全市的1%,发展速度远落后于上海的其他部分。岛上有70万居民,他们希望吸引投资以增加就业、改善生活。然而,崇明岛的定位是世界级现代化生态岛,注定不可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如何协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崇明县委、县决定执行更为苛刻的“招商选资”标准。早在隧桥开通前,崇明就公布了规划布局,对进入岛内的投资项目设置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产业导向。崇明编制了工业产业导向目录,被列入禁止和类的项目一

律不允许上岛。一家大型造纸企业不久前上岛洽谈投资上亿元建造纸厂。虽然这个劳动密集型项目可以提供大量岗位,还能为岛上盛产的芦苇找到市场出路,但造纸业明显属于目录上的禁止类领域,被招商部门婉言谢绝。

第二道防线是能耗。崇明制定了能耗每年下降4%的指标,近两年已关闭了40多家高能耗企业。职能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对投资项目进行严格评判,其中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就是能耗。据介绍,30多个被婉拒的投资项目中约有三分之一属于“能耗不合格”。

第三道防线是环境影响评价。通过前两道防线的项目如果对生态环境会产生不良影响,也不能上岛。有一个投资3000万元的电子产品加工项目在最后一道防线上被县环保局拦停,原因是其生产过程有一道镀锡工序会影响环境。

崇明县赵奇告诉记者,崇明建设生态岛是一场“持久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放弃一些能够快速增加GDP的产业项目,会影响崇明经济一时的发展速度,但生态岛建设必须关注长远,其后发优势将会慢慢显现。

“本地企业发展快，群众都坐着火车又回来了”

火车站见证兰考经济变迁

本报讯 ﹙记者童浩麟﹚12月2日下午3点15分，兰考县南彰镇徐洼村村民李麦花在摘棉94天后，乘坐K1352次火车回到了兰考。

94天挣了6100元，比去年少了2000元。“今年全国涌到摘棉的人有70多万人，比去年又多了10万。”李麦花说。

“今年兰考到摘棉的明显减少。”兰考县火车站总支何金峰说，“从火车站出发摘棉的约为1.8万人，比去年少了8000人。”

兰考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计数字显示，在2008年达到18万人次峰值以后，兰考劳务输出总数逐年回落。今年前10个月，兰考就地转移劳力6万人，本地就业和外出务工人数比例达到了74∶26。

“兰考的劳务经济，已从劳务输出进入到回乡创业和带动就业层面。”兰考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孔留书说，“劳务经济的变化和本地经济发展密不可分。”

自2008年起，兰考县委、县每年春节都举办“返乡创业明星评比活动”，在评出的52名创业明星中，无一不是上世纪90年代从兰考走出去的务工人员。

第五届创业明星古顺风回报家乡的是投资1.5亿元的生态农业科技园。“公司已促使2500亩土地实现流转。”古顺风说，“1亩地2万元的效益，完全可以让村民不出村就挣钱。”

在古顺风生态农业科技园打工的城关镇姜楼村村民有470人，人均月收入1600元。“在家门口就能养家，还能顾家，俺咋还会舍近求远外出打工呢？”村民齐庆竹说。

“兰考火车站虽然是陇海铁路线上一座普普通通的县城车站。但却见证了兰考人民生存的几次改变。”焦裕禄纪念园管理处副主任董亚娜说，“1962年焦裕禄来兰考的第一天，在火车站看到外出逃荒的群众直流泪。上世纪90年代，百姓又一次坐上火车离开兰考，兰考进入劳务输出时代。”

“17年共介绍了2万多人外出打工。”作为兰考最早从事劳务输出的游富田说，“因为

本地企业发展快，群众都坐着火车又回来了。今年我就不再介绍劳务外出了。”

“随着当地企业用工越来越多，企业用工空岗、用工备案在我局频率越来越快，从2010年的一年4次，发展到现在的一月一报。”孔留书说。按照规划，未来5年，兰考企业将全部消化本地富余劳动力。

2011年，兰考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5.1亿元，同比增长76%，由2008年的全省排名第103位上升到第42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3.5亿元，增长30.7%，增幅居全省10个直管县第一位。

山东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本报高密10月11日讯 晚上7点刚过,高密的大街上便响起了鞭炮,一条消息在鞭炮声中口口相传:高密走出去的山东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籍作家首次问鼎这一奖项。

几天前,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大热门的消息不胫而走。来自国内外20余家媒体的记者奔向高密,在莫言文学馆的手稿里,在莫言出生的大栏乡平安村,在高密的剪纸、扑灰年画和山山水水中找寻密码,期待一条爆炸性新闻。

这是收获的季节,高密的棒子黄澄澄地摆满了场院和房顶,侍弄着活计的老乡们略带疑惑地观望着纷至沓来的记者。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已经说不清接待了几拨客人,但他还是面带笑容。

随着时间推移,记者群里散发出焦急和期盼的气氛。他们不停地看表,翻着网页,并一遍

一遍追问着莫言的下落。莫言事后对记者说,那时,他正躲在一个地方逗着小外孙玩耍,还舒舒服服吃了顿晚饭。

“成了!”晚上7点刚过,记者当中一个手疾眼快性子急的率先确认了这一消息,人群中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1日13时,远在北欧的瑞典文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在瑞典文学院会议厅先后用瑞典语和英语宣布了获奖者姓名。他说,中国作家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莫言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讲故事。莫言获奖会进一步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

晚9点,让各路记者找得好苦的莫言终于现身。对于获奖,莫言表示“可能是我的作品的文学素质打动了评委,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表现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民族风情,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写人,超越了地区、种族的界限。”他强调,“诺贝尔文学奖是重要的奖项,而并不是最高的奖项”,自己要“尽快从热闹喧嚣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

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小学即辍学,曾务农多年,也做过临时工。1976年2月离开故土,尝试写作。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蛙》等。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按照诺贝尔奖有关规定,所有获奖者将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12月10日举行的颁奖典礼。

中国全面掌握交会对接技术

本报讯 （记者 黄琦） 6月24日12点55分，在航天员刘旺的精准操控下，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在太空再次对接，我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试验取得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自主全面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任务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自主研制的交会对接系统表现完美，为我国空间站建设 打下了牢固的技术基础。

11点12分，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组合体分离，飞船自动撤离至距天宫一号400米处。随后，神舟九号逐渐接近天宫一号，至140米停泊点，转由航天员手动控制。

坐在神舟九号中间座椅的刘旺操作平移和姿态手柄，控制飞船向天宫一号缓缓接近。景海鹏、刘洋密切监视飞船仪表参数和对接图像，辅助发送指令。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的大屏幕显示，刘旺双手轻握手柄，稳稳地驾驶着飞船，徐徐前行。参考坐标渐渐与天宫一号上的十字靶标靠近、靠近、再靠近••

12点48分，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对接环接触，经捕获、缓冲校正、拉回和锁紧，于12点55分紧紧连成组合体。大厅内紧张的气氛如银瓶乍破，潮水般的掌声瞬间响起。

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兴瑞说，此次载人交会对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掌握航天员手控对接技术。2020年，中国将拥有自主的空间站，掌握这一技术是必须跨越的科技高峰。

在1992年工程立项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战略规划明确提出“三步走”计划。而此次手控交会对接成功，意味着中国全面掌握了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具备了以不同对接方式向在轨飞行器输送人员和物资的能力。

1966年3月，美国实现了世界上首次手动交会对接。1967年10月，苏联进行了世界上首次自动交会对接。至今，全世界已进行交会对接活动300多次，发生故障17次，故障率超过8%，交会对接因此被称为航天安全的“鬼门关”。

要让两个8吨重的飞行器以每秒7.8千米的速度对接，误差不超过18厘米，难度犹如太空“穿针”。为了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研制对接机构的航天科技人员历经16年攻关；为了平稳、精准地实现手控对接，刘旺进行了1500多次训练。

“这是一个充满期待、喜悦的时刻，是载人航天工程的一个新起点。”航天英雄杨利伟这样评价道。

从无人到有人、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活动到出舱行走、从自动对接到手控对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20年来，让世人一次又一次看到了中国航天迈出的坚实步伐。

在这一天，“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成功突破7000米深度，再创我国载人深潜新纪录。“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中国科技工作者将梦想照进现实。

七十三团上千少数民族群众全部就业

本报巩留讯(记者 李秀蓉 特约记者谭冬初)9月15日，在七十三团金岗循环经济产业

园一家企业里，点点焊花映红了工人们的脸，努尔兰聚精会神地操作着手中的电焊机，从他身上你一点也看不出昔日牧人的影子。

努尔兰是该团八连哈萨克族牧民，自今年3月参加了团里举办的电焊工培训班后，在家门口的企业实现了就业，现在每个月收入3000多块钱。

据这个团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全团503户少数民族家庭1551人中，有劳动能力的1176人全部通过发展种植、养殖业及进厂务工等实现就业，280多户贫困家庭全部脱贫，仅今年在团部买楼房的少数民族家庭就有210户。

七十三团耕地少、盐碱重，曾是农四师出了名的贫困团场。近年来，该团不断探索新途径、新办法，走科学发展道路，着力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造血”功能。

传统农业产值低、收入低。该团致力于发展现代农业，先后筹资4000余万元，建设万亩有机葡萄产业园、万畜精养基地、万亩有机水稻种植基地等，并出台一系列优惠，扶助少数民族家庭增收致富。

如今，这个团309户少数民族家庭每户拥有一座面积0.8亩的有机葡萄大棚和10亩露地葡萄，232户少数民族家庭建起了标准棚圈发展设施养殖业，70多户少数民族家庭种植水稻3000多亩。

今年，八连哈萨克族牧民吐逊江的葡萄大棚纯收入2万元。四连哈萨克族牧民赛力克的80亩水稻单产达700公斤，收入10万元。他还种了10亩玉米，养了4头西门塔尔奶牛。

虽然七十三团缺资金、缺资源、缺项目、缺人才，但该团树立“我用即我有”的资源观和“无中生有”的发展理念，在短短两年内引资96.78亿元，引入28家企业落户金岗循环经济产业园，并于去年年底使其升格为兵团级产业园。

新型工业的发展，为团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这个团500多名少数民族群众通过技术培训，当上了产业工人。

扶贫先扶智。团场利用农闲加大少数民族群众政治、法律、技能等多方面培训力度，使他们的传统就业观念得到转变，生产技能得到提升。

过去足不出户的哈萨克族妇女，如今走出家门劳动致富。四连哈萨克族妇女努尔加玛丽种植了20亩水稻、10亩玉米，还买了一台插秧机，今春仅插秧一项就收入2万多元。

成立年余未获任何捐赠发出千余邀请无一应答

本报贵阳10月19日电 （记者赵福中李丰）“我们发出去1000多份邀请函，却没有一家企业或者个人肯回应我们。”记者今天从贵州省教育厅下属分支机构——贵州省教育发展基金会了解到，自2011年6月30日成立以来，该基金遭遇“零捐助”尴尬，发出千余封邀请函无一回应。省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忆江表示，希望社会公众不要对公益慈善机构“一棒子打死”，多伸出援助之手，以爱心为贫困学子撑起一片蓝天。

“以前，企业和公众都很热心各类公益慈善活动，都主动找上门来。可自从经历‘郭美美事件’后，公益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遭到了质疑。”周忆江说。

记者了解到，该基金会接受社会各界对教育事业的捐赠，其目标是扶持贫困地区基础

条件薄弱学校的发展，资助教学、科研项目、师资培训及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对贵州省学校、老师、学生的创新活动予以支持，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此外，该基金会实行“零提留管理，全透明运行”，不提留任何管理费用，面向社会募集捐资助学资金，作为国家财政对教育投入不足的补充。企业、个人所捐资金，都将按照其意愿和要求，全部用于改善、发展贵州教育事业。

“在贵州，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据周忆江介绍，贵州853万全日制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高达400多万人。其中，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在校生比例高达40%，超出全国平均水平一倍；普通高中、中职中专、农村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学生贫困比例达50%，远超出西部省份30%的平均比例。

2007年到2011年这5年间，贵州共资助各级各类学生707.66万人次，资助资金总额达78.78亿元。5年来，贵州基本做到应助尽助、应贷尽贷，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兑现了“只要考得上，就能读得起”的庄重承诺。今年，贵州将继续加大学生资助力度，预计各级各类资助学生538.95万人次，资助资金53.4亿元。

周忆江告诉记者，鉴于目前没有任何捐款来源，贵州省教育发展基金会只好在教育系统内部开展爱心捐助活动，“让学校帮助学生”。

有关专家表示，要让公众认可和信赖慈善机构，不仅需要宣传爱心和责任感，更需要国家的鼓励和支持。要严格规范各种基金会，对慈善机构强化财务监督，杜绝慈善资金滥用和行为。提高善款使用的透明度，才能让公众恢复对慈善机构的信心。